蠢人加冕之国——齐伯拉定律：从斯大林、毛泽东到习近平 看中共红朝的制度性自毁/艾地生

　

　

蠢人加冕之国——齐伯拉定律：

从斯大林、毛泽东到习近平 看中共红朝的制度性自毁

 

艾地生

 

引言：当荒诞成为常态，问题已不在道德

一个社会走向崩坏，往往并不是因为邪恶突然横行，而是因为荒诞被制度化、愚行被合理化、理性被系统性驱逐。当错误不再需要纠正，失败不再需要负责，现实本身被视为敌人，政权的结局便已写在它自身的运行逻辑之中。

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洛·齐伯拉（Carlo M. Cipolla）提出的“蠢人定律”，正是这样一把冷酷而精准的解剖刀。它不是情绪化的讽刺，而是一套关于社会破坏机制、制度筛选与权力失控的严肃理论。当我们以这一理论重新审视20世纪以来的极权政治——从斯大林苏联、毛泽东中国、纳粹德国、朝鲜王朝，直到习近平时代的中共红朝——一个令人不安却高度一致的结论浮现出来：

极权体制的终点，不是暴君的残忍，而是蠢人的加冕。

一、齐伯拉蠢人定律的来历及其跨学科意义

（一）定律起源：一位经济史学家的冷峻洞察

齐伯拉并非政治活动家，也不是意识形态批评者。他是一位研究中世纪经济史的学者，对制度、激励与人类行为的长期后果有着异常敏锐的观察。他提出“蠢人定律”时，表面语气轻松，甚至带有黑色幽默，但其理论内核却极为严肃。

齐伯拉将社会成员按“行为后果”而非“动机或智力”划分为四类：

  1. 聪明人：利己且利他
     

  2. 强盗：利己但损人
     

  3. 无能者：损己也损人，但影响有限
     

  4. 蠢人：损人而不利己，甚至自损
     

这一分类的革命性在于：
它彻底摆脱了道德评判与智商崇拜，只关注一个问题——你的行为在现实中造成了什么后果。

（二）管理学意义：为什么组织最怕“蠢人上位”

在现代管理学中，齐伯拉定律被视为对“组织失败”的深层解释之一。

更致命的是：
蠢人往往极其擅长在等级组织中生存——他们不质疑、不挑战、不思考，只执行“正确指令”。在以服从为核心价值的组织中，这类人反而更“安全”。

（三）社会学与政治学意义：制度才是放大器

齐伯拉最残酷的一条定律是：

蠢人的比例在任何社会中大致恒定，区别只在于制度是否限制其上升。

这意味着：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蠢人”，而在于——谁在把权力交给他们。

民主制度通过分权、问责、公开竞争来压缩蠢人的破坏半径；
极权制度则通过忠诚筛选、信息垄断与恐惧机制，把蠢人一步步推向权力核心。

二、斯大林体制——恐惧如何制造蠢人统治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齐伯拉定律的经典案例。

在大清洗时期，体制完成了一次致命的“逆向筛选”：

结果并不是“人人变蠢”，而是：

所有不蠢的人要么沉默，要么被清除。

农业集体化与大饥荒并非无人预见，而是预见后果的人全部失去了说话权。恐惧机制将理性驱逐出决策系统，留下的，正是齐伯拉意义上的制度性蠢人。

三、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驱动的集体性蠢行

如果说斯大林体制以恐惧为核心，那么毛泽东时代则以意识形态狂热为发动机。

大跃进与文革的荒诞，并不在于无人知道其荒谬，而在于：

于是出现了齐伯拉定律中最危险的形态：
集体性蠢行。

每个人都在说假话，但假话成为唯一安全语言；
每个人都在参与破坏，但不参与比破坏本身更危险。

这不是个人愚昧，而是制度对愚行的集体奖励。

四、纳粹德国——元首意志如何压倒理性

纳粹德国的崩溃，常被简化为军事失败，但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制度层面：

1941年后的德国，明知资源不足，仍多线作战；
明知败局已定，仍拒绝撤退。

这正是齐伯拉定律的典型表现：
权力被交给不接受现实反馈的人。

五、朝鲜体制——蠢人统治的冻结形态

朝鲜证明了一点：
蠢人统治不一定立即崩溃，但一定永久停滞。

在朝鲜：

这是齐伯拉定律的“低速版本”——
社会被锁死在最低生存状态，失去任何自我修复能力。

六、习近平时代——红朝的制度性加速主义

习近平时代的历史定位，不在于“独裁更严厉”，而在于：

他系统性拆除了中共体制最后的减速器。

技术官僚、地方试错、经济理性共识——一一被清除。

取而代之的是：

清零政策不是偶然，而是加速主义的完美样本：
明知代价巨大，仍不断加码；
明知不可持续，仍拒绝纠错；
明知社会受损，仍以“正确性”自我陶醉。

结语：蠢人加冕，制度自毁

齐伯拉定律给出的最终判词是冷酷而确定的：

一个不能限制蠢人掌权的制度，必然被蠢人摧毁。

斯大林如此，
毛泽东如此，
纳粹如此，
朝鲜如此，
习近平时代的中共红朝，也不可能例外。

这不是道德谴责，而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

当荒诞被称为正确，
当愚行被称为忠诚，
当现实被视为敌人——

蠢人已经加冕，剩下的，只是崩溃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