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呐！》聊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莫言的人生轨迹
郑烨
很多作家身上带有“痞子气”，如王朔、陈丹青，习惯用“吊儿郎当”的京味语言表达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体制的不满，以及对权力的讽刺。
还有一些作家，则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言谈举止中透露出尖酸刻薄的“流氓气”，喜欢“看人下菜碟”，下意识地喜欢用文字游戏给人“挖坑”，来体现自己的“智力优越感”，殊不知别人的谦虚忍让是出于对他们的尊敬，而不是智商堪忧或举止理亏。
刘震云、莫言等人便是第二类作家中自我感觉良好的“佼佼者”，莫言在刘震云面前表现得“憨态可掬”，与余华相处则是互相“拆台”，面对梁晓声时则是极尽嘲讽，可见在“流氓圈”里也是有段位的。
最近为了推介自己的新书《人呐！》，莫言接受了樊登的采访，在与莫言的对话中，因功成名就之后卸下了谨小慎微的画皮，对于童年的回忆片段脱口而出，让听证和观者对莫言的成长轨迹和人物素描有了更加真实的印象。
在访谈中，莫言从小便是“一肚子坏水”的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上小学时，他捉弄自己熟悉的老师，将两条板凳横放在那位拿着收音机必然要通过的课桌间的走道内，从后来那位老师对他的评价中可以料想到此事的后果。
莫言提起此事时，言谈中充满着“委屈”的味道，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恶意”，甚至强调自己经常“好心办坏事”，真的搞不清楚莫言文过饰非的逻辑为何如此奇葩，处心积虑要绊倒老师的举动，任谁也丝毫看不出任何“好心”的成分，只看到“坏事”的后果。
少年莫言曾将石块扔到一位孕妇的肚子上，给出的解释是投掷时出现了偏差，而前一句还在自诩为已经练得很准了。这样一个“伤害别人只为取乐”的“小坏蛋”则在父母的溺爱中屡屡化险为夷，只有一次在“拉壮丁”搞基建的工地上偷了一个萝卜，父亲觉得在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面前丢了面子才打了他一次，此事让莫言耿耿于怀，成年之后依然念念不忘，二十年后竟以此为题材写出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可见莫言自小便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
被父母宠大的莫言还培养出了“爱记仇”的性格，在张艺谋、姜文在其家乡拍摄电影《红高粱》的时候无意中碰碎了其结婚时买的暖水瓶，随着易碎的水瓶一同破碎的“玻璃心”使其好长一段时间不再搭理姜文。
稍有生活经验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莫言便是在中国社会中会经常遇到的一类人，即经常耍小聪明“捉弄人”，并以此为乐，然而在受到别人的“冒犯”时却会瞬间变脸，敏感的“玻璃心”立马稀碎，颇有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架势，究其本质是骨子里根深蒂固的“自私基因”在作祟。
在中共建政之后，曾经的地主阶级沦为“贱民阶层”，莫言的母亲被迫嫁给“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父亲，以获得“保护”，其母亲给“管家”带来了“聪明基因”，莫言成为“四九年大洗牌”的直接受益者，作为家中年龄最小的幼子，又被父母溺爱，正如樊登所说，莫言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前额叶”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逐渐使其变成了一个打上自私烙印的自由的被骄纵的孩子。
1973年验兵失败之后进棉花厂当起了“合同工”，1975年又顺利参军，难道两年前验兵失败的原因被排除了？这两件事情都是发生在“文革”革期间，如果没有强大的背景和过硬的后台，怎么可能被招工进厂和顺利参军？要知道在“文革”期间参军那可是“红二代”的特权，而且是“当权派”，即便如当时的习近平也享受不到此种“优待”。
普通农民望尘莫及的机会莫言在刚满18周岁成年的时候接连获得两个，你要说他没背景谁信呢？难道如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大言不惭说的“我的成功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且原本两年期的“义务兵”也一直干了六年，直到“提干”，而且从山东到河北跨省调动，直接调到“保密室”，也是为了方便“提干”。
由此看来，莫言从来不是一个农村里的普通农民，而是一个拥有强大背景的受益者，其看似老实巴交的父亲也是一个头脑“活泛”善于利用人脉关系的投机者，此类人是中共治下始终存在的独特产物。
莫言显然是一个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游刃有余的“弄潮儿”，与生俱来的天赋使其具备文过饰非的语言能力。莫言早期的《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紧随时代的浩浩汤汤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站在底层民众的角度大声疾呼针砭时弊。
然而莫言在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摇身一变开始用魔幻的方式玩起了华丽的文字游戏，反而被视为与世界文学融合的“有益尝试”，在功成名就之后又言之凿凿地说自己继承的是中国传统文学的脉络，只是与西方现代文学不谋而合殊途同归而已。
众所周知，很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都中了“诺奖魔咒”，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不是如加缪猝然夭折，便是再也创作不出更好的作品，莫言获奖的时候只有57岁，理应正处于创作力旺盛的时期，然而十四年过去了，创作乏善可陈，江郎才尽似已坐实。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自以为保持了讽刺幽默的风格，其实是在把底层人物和弱势群体拿来开涮，完全不描写或暗示造成作品中人物性格扭曲、认知偏差的时代背景和体制原因，还自诩为“白描”手法炉火纯青，殊不知完全缺少思想深度和哲学思考，与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毫不匹配。
西班牙作家比拉˙马塔斯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坦言“身边的朋友没有人推荐过我看莫言的书”，显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莫言早期的文学作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宽松的“红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是瑞典文学院平衡诺奖在全球影响力的“红利”。
在莫言最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呐！》中，有一篇名为《我不会放过你》的短篇小说，凸显出曾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莫言如今已经彻底撕下了“底层民众代言人”的面具，开始以“精英”自居，彻底站队“既得利益阶层”。
从2001年收录于短篇小说集《小说九段》中的《倒立》到2026年收录于短篇小说集《人呐！》中的《我不会放过你》，从讽刺拥有权力而心理扭曲的官员到调侃被权力戏耍碾压的底层民众，莫言的道德水准、认知水平、观念水位、思想水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衰退和蒸发，犹如插上翅膀的“堕落天使”，义无反顾地从天堂猛插进地狱，迫不及待的心情充满着焦虑的烟火味，一次次用“签名售书”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江郎才尽，一次次用“抛头露面”的方式来验证自己的死而不僵。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当了领导的老乡。因为当年没有给另一个人办成某件事，这个人便对他怀恨在心，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盯梢”生涯。盯梢者坚信“当官的没一个不贪”，于是全天候监视这位领导，试图抓他的把柄。有一次，他终于拍到领导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一起去打网球，以为抓住了“生活作风问题”的铁证。结果一调查才发现，那个姑娘其实是领导的亲外甥女。后来，这位盯梢者突发心脏病倒地。巧合的是，救了他一命的正是这位被他盯了十几年的领导。醒来后，盯梢者对领导说：“谢谢，但我还会继续盯着你！”领导听后反而乐了，回答道：“我也得谢谢你，没你盯着，我没准真犯错了，现在我安全退休了！”
这篇小说刻画了一个以“配角”身份出现的底层社会的“小丑”形象，似乎身为“主角”的官员被一个人整天盯着就能避免其腐败，似乎言外之意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盯着自己便会把持不住，从而不由自主地陷入到“腐败的深渊”，如若这样，充当“牛虻”的底层人物更应该成为全篇的“主人公”吧？
莫言是“蠢”还是“坏”呢？任何熟悉体制的人都知道，收受贿赂的行为不会发生在被人看到的角落，也绝不会有毫无利益相关之人在场的机会，整天盯着某个官员上下班丝毫起不到监督的作用。
体制内官员道德败坏的案例经常见诸报端，难道莫言沉迷于短视频对此毫无所知？官员们都是不信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的无神论者，只有在祈求升官的时候才会烧香拜佛。莫言以官员跟自己的外甥女去会所打球的事例来论证盯梢之人的误解，让人啼笑皆非。
咱们暂且不论此官员是以怎样的身份进入会所，以及缴纳的会费的出处等情况，如果真的是官员搞“地下情”，难道会如此轻易地让某个人盯上？“共享单车”追得上“宝马奔驰”？张高丽跟彭帅打网球的时候，谁能盯上呢？缺乏常识的描写、漏洞百出的逻辑，或许只会出自早已江郎才尽的莫言之手了。
在如今道德败坏的中国社会，官员跟学校领导狼狈为奸搜寻“处女”奸淫的事例屡见不鲜，即便是亲侄女、亲外甥女，很多都不放过，面对已经变态到如此程度的官场，莫言拿跟亲外甥女打球来论证官员的“清白”，让人啼笑皆非，莫言这是要把国内的读者当傻子？靠买他的新书来交“智商税”？
一个作家如果失去了暗示或辨析某个人的言谈举止背后的文化劣根、体制污染、社会影响的能力，仅仅是描摹出一个人的“丑态百出”，还自诩为自己的手法是传统正宗的“白描”，显然是在“白嫖”读者的热情和“窃取”读者的钱袋。
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便说过的“莫言的创作手法早已过时”，更为不齿的是莫言已经把底层民众当成了认知层面的“假想敌”，用语言和文字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丑化，用以托举体制内官员“伟光正”的正义典型，来维护自己所处的既得利益群体的正面形象。
如今的莫言不是“屁股坐歪了”，而是已经滑落到“屁股决定脑袋”的低阶认知，已然失去了作为一个作家的灵魂，彻底沦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成为一个可笑、可鄙、可怜、可恨的得势小人，暴露出了深藏许久的“劣根性”，爬山了树，露出了猴子的“红屁股”，戴上了高帽，成为沐猴而冠的标本。
讲了这么多，也许更高的概率是，莫言本就是个小人，只不过上天赋予了其文字天赋，又恰好赶上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冻期，带有破坏性的不安分的性格在破除思想藩篱的时代大潮中如鱼得水，用文字为工具创作出了应运而生的文学作品，如果莫言出生在欧美国家，或许其沦落为犯罪分子的可能性也许会更大一些。
莫言与书法家王振关系融洽，共同经营着书法诗词公众号“两块砖墨讯”，彼此唱和，最近还同游贝加尔湖，一个功成名就的男人不带着自己的老婆周游世界，的确说不过去，毕竟是相濡以沫大半辈子的糟糠之妻，其小说中对男性的描写或许能看到某些倾向和端倪，希望有心的读者可以探骊得珠，难道是又一个深藏不漏的周恩来和李福景般“纯洁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