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的文革烈士毛应星
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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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革英烈的必要性
笔者在《青海的文革英烈贾正玉》中介绍了青海的贾正玉，本文介绍甘肃的文革烈士毛应星。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天怒人怨，冤狱遍地，暗无天日，一场浩劫，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也是劫后余生者反思、讨论的一个热点。只是，人们的讨论和反思，从大处说，大多集中于上层的斗争，两派的武斗，从小处说，则有，文革的荒唐，个人的回忆和委屈。这些，当然都是应该的。但是相对来说，对文革中挺身而出，反抗文革的英雄们讨论得比较少。笔者以为，无论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研究中国的角度都是有欠缺的。一方面，他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解救中国人民于一场浩劫，而受苦受难，被杀被囚，虽然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苦难对于阻挡文革这一个巨兽，阻挡这一个滚滚巨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们难道能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不应该感谢他们么？文化革命中，有这么多人被虐杀，而在同时，有这么一些英雄却自投罗网，企图进行解救，作为劫后余生的人们，我们不应该感谢么？刘少奇，是文革中的一大冤案，讨论刘少奇冤案的文字，可谓车载斗量，可是，在当时，在上层，在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时，只有陈少敏伏在桌上拒绝举手。而在民间，有多少人说“刘少奇不应该打倒。”结果轻则判刑，重则判死。今天，当人们讨论刘少奇冤案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对这些英雄表示敬意么？
另一方面，文化革命乃是一场愚弄人民的革命，可以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愚蠢过，在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大声疾呼：前面是死路一条，那些从睡梦中醒过来的人们，难道不应该对他们表示敬意么？
当然，更重要的，反思文革，不仅仅是研究历史，而是为了历史不再重演，浩劫不再发生。这就需要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能够有坚强的骨骼。这些文革中的英雄烈士，正是教育我们自己，教育我们后代的最好榜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能够在文化革命中挺立的骨骼，乃是中华历史上最坚硬的骨骼。
印紅标先生在《失踪者的足迹》的《前言》中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思想的迷失留给后人深刻的教训，而思想先驱者挣脱精神枷锁的勇敢探索，尽管稚嫩却写下了寻求解放的热血篇章，使那一段思想史不致留下令国人羞耻的空白，也给后来者以久远的启示与激励。
在这个政治高压、言论和思想凋敝的严冬时期，一批青年思想者怀着强烈社会责任感、不折不挠地勇敢探索政治和社会问题，形成意识形态坚冰下的思想潜流，孕育了文革末期，以至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浪潮中浮出水面的若干思潮。
由于知识分子在旷日持久的精神压抑中，难于进行独立的思想探索，长年处于失语状态，从而使那些学养有限的青年人的思想活动，在中国民间思潮中具有了突出的地位。尽管青年的思想探索不可避免地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却反映了很多中国人一度陷入思想的误区，而后一步步冲破思想牢笼，重新树立独立思考精神，走向思想解放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从而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历程中沉重而闪光的一页。
在《失踪者的足迹》的《后记》中说：
文革期间的青年思潮经历了曲折、有教训更有反思和不息的奋斗。青年思想者以青春和热血冲破精神的伽锁,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平等、民主、法制和自由之路。 在漫漫长夜中点燃希望的火焰，划出通向光明的轨迹。他们的探索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启迪和激励人们摆脱专制愚味，创造美好的未来。
丁东先生在《让遇罗克进入公共文化视野》中说：
什么样的人物在公共文化视野里最活跃，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我们的公共文化视野里帝王将相多多，娱乐明星多多，但能够唤起和提升中国公民觉悟的人物却寥寥无几。让遇罗克走进公共的文化视野，乃是民之所需，国之所幸。
王晨，张天来在先生在《划破夜幕的陨星》中说：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傅国涌先生在《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华夏文摘增刊】第八七四期（zk1212b））说：
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毛泽东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孟令伟先生在《从林昭到张志新——兼祭所有为反极左专制牺牲的中华英烈》中说：
我非常非常地惊叹这几位女性的傲岸！她们是智慧、勇敢、正义、决绝、壮丽的化身。她们真的是生的伟大，死的壮烈！在那颠狂的年代，在那几乎是整个民族沉沦蒙羞的日子里，在那不堪回首的时代，在那令人绝望的无边黑暗中，是她们用柔弱的身体拯救了这个民族的灵魂，使这个民族残存的精神不至于彻底坠入无底的深渊而万劫不返。她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是当代的女哥白尼，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贞德，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在她们面前，诸神的统治者宙斯感到“刺促不安”。这几个弱女子到底有什么力量，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回答是：因为她们代表理性和正义，无畏地追求自由。她们的力量就在这里。
他们原本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但由于他们在民族最艰难的时期采取了英勇的抗争行动，所以理应成为值得永远记住和尊重的英雄人物。赖有他们，这个民族才获得灵魂救赎，在世界面前才不至于颜面扫地。
希望再过若干年，林昭、张志新等也能和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并列。这一天会有多远呢？
我对孟令伟先生所说深有同感：
我们能从曾经的民族沉沦中彻底走出来吗？
我们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能成为有真正良知的人吗？
我们中国人能变成大写的人吗？
我们能“自由得像风一样”吗？
我深深怀疑着！！但也热烈期望着！！！
何与怀先生在《沉沦神州的血祭者》（【华夏文摘增刊】第八四八期（zk1205c））中说：
这些惨遭处决的文革义士，越去追查便会发现越多，简直多不胜举，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悲痛欲绝！这些华夏英烈，为了思想毅然决然面对红色恐怖面对残酷死亡，成了沉沦神州的血祭者。他们值得华夏子孙永久铭记。
当年，沉沦神州的无数血祭者，你们以生命作为代价，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们的同胞多少有点醒悟吗？！
也真难说。流光逝水，几十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而竟然，就在这么短暂的一个历史期间里，在今天中国，大多数青年人，不要说对刘文辉、 陆洪恩等等文革血祭者，对这些大义凛然、先知先觉的民族英烈，已经浑然无知了，就是对这个长达十年、史无前例的中华民族大劫难，竟然也在总体认识上非常模糊甚至混乱。这是何等可悲可叹而且可怕啊。
那么，荒诞真的需要再一次重演吗？！
樊星先生在《“文革记忆”──“当代思想史”片断》 (《文艺评论》1996年第1期）中说：
“文革”是一场狂热的造神运动。“舆论一律”是其显著的精神标识。1949年以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都为“舆论一律”铺平了道路。从表面上看，万众一心，众口一辞，思想单纯、情感朴素，然而，自由的思想却依然在一部分人的心头萌生。当众多的理论家殚精竭虑为一次次运动提供着理论依据时，另一些普通人却通过独立思考大胆闯入了思想的“禁区”，收获了思想的果实，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这些无意建构思想体系，有心研究中国问题；不愿意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敢于在无声处发出正义的呐喊声的人们，历史已记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不是理论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思想家。他们在当代思想史上留下的足迹又具有某种精神探险的意义。在未来的“文革史”上他们多半会以“平民思想者”的称号占一个不朽的位置。
他们忧国忧民、仗义直言，虽然人微言轻，不能改变政治家的意志和历史的进程，甚至因为直言而坐牢、牺牲，但他们却以独立的思想在“文革”的精神荒原中写下了思想史上光辉的一章。他们的思想再次证明了理性不曾泯灭、良知不可能被窒息的古老真理。他们对“文革”的批判、对时代的沉思、对出路的探询，许多都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奏响的思想主题、时代强音惊人地相似，由此可见思想的伟力、思想者的洞察力与预见力。
平民思想者的事迹发人深思：攀登思想的险峰、穿越精神的“禁区”，并非难事。只要心怀良知、忠实于理性、忠实于真诚的生命体验、忠实于独立人格，不唯上、不从众，就不难超越乱世、发现真理。古往今来，一代代平民思想家都从这条路上走来。
只是：为什么先驱者的真诚换来的却常常是屈辱和牺牲？在民主与法制不断走向完善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应再有思想者殉道的惨剧。
老鬼在《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中说：
现在烈士陵园仅有20个烈士墓，全是在1946年双铺战斗中牺牲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是英雄，但王怀静就不是吗？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怀静这种英雄更难当，更危险，更苦难，更伟大。他能当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董存瑞却未必敢像他那样反对“林副主席”。
他明知道这条路是绝路，却义无反顾地去走。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豁出去了！一切侮辱、殴打、枪毙在所不惜。他是真正的舍生取义，其勇气，胆量当在武松之上。
除了找死，他一无所图。生前默默无闻，死后默默无闻。一个穷苦农民，只初中文化，从不知烤鸭为何味，从没带过手表，连个滑梯也没玩儿过，活了26岁就为批判林彪而殉身。人们无法理解，就说他是精神病。
呜呼！呜呼！他们宁肯赴九泉之下，与黄鹄比翼，也不弯腰苟活。在一个唯权是从的国家，这些人才是勇士！俊杰！先知！精英！国宝！几千万，上亿元也买不来。
在美国，你想找一个张志新式的人都找不着，我们中国却拥有不少。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和希望！是我们民族的不幸和骄傲！
——所有那些为信仰而勇敢献身的人可歌可泣，必将永垂青史。尽管他们生前污秽，贫穷，寒微，渺小。被人认为傻B。
刘济生在<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中说：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本来就受到束缚的思想进一步桎梏了。在个人崇拜的阴霾弥天满地、“左”的错误大肆泛滥的时候，却有极少数人置生死于度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真理的呐喊，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敢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左”的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探索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证明他们是走在历史前面的思想家。尽管这些思想家还表现出某些不成熟，但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他们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异己力量。研究一下这些思想解放先驱的活动、思想和历史作用，对于全面认识“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大有裨益的。
钟沛璋先生在《不应忘却的历史，不应忘却的教训---读陆兰秀狱中遗文》中说：
对这样的先烈，这样宝贵的遗产，我们能够忘却吗？用陆兰秀的遗训，来看看我们今天现实中仍存在的问题，我们会感到信心和力量。
对先烈最好的纪念，也就是她遗言中所希望的那样：“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
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以上的呼吁，从现实看，也正如这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对于文革中先烈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笔者研究文革中的英雄烈士，收集他们的资料已经有些年头了。愿意对以上有识之士的所说给与比较详细的事例。笔者编纂有《文革孽文》和《文革英烈》，可以说是初步的成果。
文革中的这些英烈，当年都是“现行反革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文革以后，人们痛定思痛，他们大多得到了平反。很多人还被追认为烈士。笔者在此斗胆推出一个问题：“文革中因为反抗文革而被虐被杀，文革后被追认为烈士的有多少人？”笔者可以大胆地说，恐怕很少有人能够给出比较可靠的数字。经过笔者的努力，基本上可以说，这一个数字在20个左右。笔者愿意借《华夏文摘》这一块宝地，与读者分享笔者的研究成果。
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我们没有权利忘记他们。我们不仅要知道他们的姓名，我们更需要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知道他们为了反抗文革，为了救国救民，作出了怎样的牺牲。如果不认真研究文革中的抗争者，就不能说是了解文化革命，不能说是了解中国，不能说是了解中国人。
当人们被欺负、被奴役的时候，人们需要做的事是抗争，当人们回忆自己的悲惨遭遇的时候，人们需要感谢当年为反抗这一境遇而做出牺牲的人们。官方都已经承认了自己当年的错误，承认了他们的英雄业绩，作为研究文革的民间人士，还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表示敬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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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的文革烈士毛应星
《青海的文革英烈贾正玉》中介绍的贾正玉，是一位被追认的烈士，本文介绍的毛应星，也是一位被追认的烈士。查《华夏文摘》，共有八篇文章提到毛应星，当然，大多是语焉不详。如果向《华夏文摘》的读者提一个这样的问题：阅读了八篇文章后，你对毛应星有了多少了解？想想看，读者会有怎样的回答？
毛应星，地方志中提到的有《静宁县志》、《甘肃省志大事记》、《甘肃省志审判志》、《甘肃省志妇女志》、《平凉地区志(上)》、《平凉地区志(下)》，其他书提到的有《历史的代价 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妇女名人录》、《春风化雨集（下）》、《天地翻覆》、《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文革英烈》。《甘肃日报》1980年12月3日刊载有《人民之星（记毛应星烈士）》、《毛应星烈士言论摘录》、《毛应星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在平凉召开》，另有社论《忠骨不朽，真理长存（纪念毛应星烈士）》，此外，《西南大学记忆》2013年第2期刊有文章《毛应星值得母校纪念》。
另外，说一句，笔者研究文革中的英雄、烈士，如果谁在省的《大事记》、《人物志》、《审判志》、县市的地方志中均有提及，则该人物被笔者称为“大满贯”。贾正玉，便是一个“大满贯”的人物。看看毛应星，缺了一本甘肃省的《人物志》。究其原因，甘肃省志中没有《人物志》，或者说，原来计划中有的，后来夭折了。因此，毛应星也应算是“大满贯”了。
毛应星（1925-1970.4） 女，福建闽候人。
祖籍井冈山下，生于闽江之滨。父亲是一个小官吏，母亲则暴戾得出乎寻常，幼时常被打得浑身青紫。十多岁上离家出走，进一工厂做工。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个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女地下工作者，接受了进步思想。经常写作进步作品，那时，她和成群青年，臂挽着臂，迎着反动派的高压水龙、催泪瓦斯和血腥屠刀，在街头上发出反饥饿、反压迫的呐喊。
内战结束，打江山的坐江山了。渴望学习的毛应星进了大学，她本来的理想是作一个文学家，但她想到贫穷的中国，更需要搞农业的人才，便毅然弃文从农。她的母校——西南农学院，先在云南昆明，后迁到四川重庆。学业结束后，只身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北。在宁夏银川连湖农场作了几个月“菜农”后，在兰州农校当了教员。其间向中共组织递交了一份3万5千字的入党申请书。
1957年，因为在红与专问题上，毛应星说出了自己正确的看法，立刻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她惘然了，一再申辩，但无情的棍棒，一下重于一下地抡到她的头上，最后，她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夹边沟农场于1957年4月开始收容甘肃省机关、学校和企业在大鸣大放期间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甘肃省3000名“右派”曾被关押在那里。在1959-1960年罕见的大饥荒中，超过2500人成了饿殍。毛应星在艰苦的劳动中苦苦挣扎，在饥饿的生活中苦苦喘息。1961年1月，夹边沟农场里那些幸存者被遣返，死里逃生的毛应星回到了兰州农校。
（笔者按：一般地来说，笔者对右派分子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如果既是57年右派分子，又是文化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那就是双倍的好感了。）
1961年12月，甘肃省农牧厅党组决定摘去毛应星右派分子的帽子。在这一年，她与同她有着相同命运的李如璋组成家庭。李如璋在鸣放中没有发言，后来竟以不发言是对党不满而划成了右派。不久，夫妻双双被下放到六盘山下的静宁县农牧站。她到良种繁殖场种小麦，丈夫则在离她五十多里的山沟里种胡麻。尽管岁月蹉跎，毛星依然勤奋地工作、乐观地生活。她是一位体育爱好者，经常活跃在运动场上。1964年，她参加甘肃省平凉专区运动会，获得女子乒乓球双第三名。
文化大革命中，她挺身而出，大声疾呼：
“现在揪出‘叛徒’、‘特务’，这些人是根据自己的交待，还是解放后现行反革命活动被揪出来的呢?”
“我们应该真心实意，实事求是地爱护毛主席，而不应该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的捧场欺骗人民。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
她认为“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论”！
于是，她被宣布为“反革命”，揪出示众，政治上遭到严酷的迫害。她家被抄，几本笔记、一册邮集、十来张照片，都成了“罪证”。特别是由她长兄出国时留下的几百张邮票和照片，成了把她说成“国际间谍”的“铁证”。
毛应星长兄毛应斗，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和当时在西南联大附中任教的杨振宁是挚友，二人同住一屋。他们曾组织一些同事，作过一次旅行，所到之处，曾受到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的迎送。作为“罪证”的照片，就是那次旅行中的留影。
毛应斗是个集邮爱好音，他保留了中外数百枚邮票，有些上面有外国名人的头像，有些上面有一些政界人物头像，有革命的，也有反动的，有列宁、斯大林的头像，也有蒋介石的头像。毛应斗和杨振宁、李政道等赴美留学，把这些东西留给他的小妹代为保管。他万万没想到，几十年后，这些东西竟会成为送他小妹上断头台的一部分罪证材料。
1968年夏天，有一伙人闯进良种繁殖场，将毛应星反剪双手揪到静宁县农牧站，进行残酷批斗。批斗的罪名，说她是“妄图变天的反革命分子”，还说她是“国际间谍”。有的领导人“出于对阶故人的强烈仇恨”，文攻不解其恨，便用武斗，向这位已经40多岁的弱女子拳脚齐上。
但是，这个瘦弱的女人，竟然打而不倒。向后一甩蓬乱的头发，据理抗争：
——到底是我的世界观应该改造，还是你们的世界观应该改，只有历史会做出科学的结论。
——这样斗争我，我是很痛心的。不是为我自己痛心，我痛心的是……导演这样的活剧，只是说明弄权者的愚蠢……
——大家头脑里就知道怎样斗争人，而对于怎样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怎样清除自己的污浊，根本没有想到。
——斗争中，她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坚信她为之捍卫的革命真理，一定会胜利。她在拳脚和辱骂声中，坚定地说：“东风将压倒西风，我是东风小小的一部分！”
斗争会后，毛应星被宣布“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在静宁县农牧站几乎每天都在饱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白天挨斗，晚上她忍着拳打脚踢留下的伤痛，奋笔疾书，向党中央连续写信，决定到北京上访。信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积极因素的反动，表现在对毛主席个人极端奉迎和谄媚，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现在兰州各地都贴忠字，我认为这分明是唯心论，所谓重视动机，否认效果的表现，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忠，岂不陷于唯心论里去吗？忠不是封建的思想体系吗？……忠于毛主席而不忠于人民，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
她两次带着自己的“正确想法”，去北京上访，两次被抓回。第一次上访被抓回后，再次连夜出走，徒步行至六盘山麓的隆德时，又被抓回，这是1968年7月6日。
斗争的艰苦早在她的预料之中，她曾在给她亲属的信中这样说：“我就是要牺牲自己，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反映上去，所以不管我这个人多么吃亏，把自己的一切都输光，我仍然坚持把我认为是正确的想法反映上去。正确的总会起作用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1969年1月23日，静宁具保卫部根据静宁具农技站上报的材料，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了毛应星。
一天，在静宁县革委会门前的广场上，进行了一场批斗。毛应星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很大的黑牌子，牌子上写着“反革命”、“大右派”、“国际间谍”。几双有力的手，有的拧着已几乎无缚鸡之力的那两只胳膊，有的撕着那蒿草一般的乱发。人们喊着、打着，走过长长的街巷，然后又那么轻而易举地把她扔进了幽暗的铁窗之内。
毛应星久久喘不过气来，在她挣扎坐起之后，拿起纸笔，愤怒地写道：
——踢打几里路，拉着头发跑，这是20世纪60年代最文明的阶级斗争！
——这样就把人治了?这样就使人屈服了?
1969年7月1日，毛应星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押送到甘肃省第四监狱——平凉监狱服刑。
铁窗并不能磨灭她的意志。她忍受着非人的生活。不屈地斗争着，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屈服。她在自己装订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小本子上一刻不停地写着、写着，写完一册又一册。在监狱里，她写了7本笔记、100多篇文章、书信和申诉书，加上入狱前的部分笔记，共留下了30余万字的文字材料。一篇篇文章，一封封抗辩信，从铁窗递出。尽管她双手加铐，冬天冰冷刺骨，依然从早到晚俯身在土炕边上写，不休止地写！
在监狱里，毛应星的斗争方式就是不断地写，写！她为自己的正义斗争抗辩，她畅述对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形势的分析，她痛击给祖国带来深重灾难的现代迷信，她倾诉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如焚忧心。
林彪被选定为“接班人”的消息传到毛应星所在的监狱，她忧心如焚，用带着铁铐的手，急忙写了一封表达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意志的“急电”，交给管教人员，电文写道：“毛主席：我意：接班人应是周恩来。”她嘱咐管教人员将电文发给周总理，让周总理转交毛主席。她在递交电文时还说：“怎么选了一个奸臣！”当然，电文只能成为她的新的罪证。
多少次，把她镣铐加身单独监禁，她连眉都不皱一下；罚她站在严寒的窗外挨冻，她的手脚冻得失去了知觉，从不呻吟一声。在被解除那样的处罚之后，她拒绝进号子，愿意继续挨冻，以示她至死不屈、大义凛然的铮铮性格。她从未有过一丝一毫屈服的表示。有这样一页审讯笔录：
你这几年都搞过哪些反革命活动?
我咋能搞反革命活动呢?就是写一些自己的想法，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攻击过毛泽东思想吗?
我只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心里是确实热爱毛主席的。
毛应星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什么呢?都是欺骗人的一套手法，靠的是主观随意性。”
1970年4月3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了毛应星的案子，一个负责人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家庭。”
1970年4月9日，毛应星被以“罪大恶极，屡教不改，死心踏地，不堪改造”的罪名判处死刑。死刑判决后有一段对话：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对判决有什么意见？
该死，没有什么意见。
还有什么说的？
没有！
4月14日，毛应星被五花大绑押往刑场。上午9时，有人和她在牢房里又进行了这样一段对话：
“今天将要执行，你有什么要说的话?”
“我没有说的话。我认为我的问题只有到中央才能解决，这个执行如果是中央指示，我没有意见。”
为爱人奔走申诉的李如璋，也被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12年徒刑押往靖远寺儿坪劳改农场。1979年8月，已平反出狱的李如璋再一次为毛应星申诉。
1980年9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以〔80〕民优字第170号文件，批准毛应星为革命烈士，1980年11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批复追认毛应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0年11月29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平凉地区影剧院隆重召开毛应星平反昭雪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批准毛应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追认毛应星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批复》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为毛应星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肖剑光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平凉地委也发出《关于向毛应星烈士学习的通知》，号召全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人民群众深入开展向毛应星烈士学习的活动。会后，李如璋同志将有关方面发给他的抚恤费、冤狱费共二千元人民币，全部替毛应星烈士交了党费。毛应星烈士的骨灰由平凉地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专程护送到兰州，安放在华林山烈士陵园。
1980年12月3日，《甘肃日报》发表了通讯《毛应星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在平凉召开》，社论《忠骨不朽，真理长存——纪念毛应星烈士》和《毛应星烈士言论摘录》。社论说，“毛应星同志是我们民族的好女儿，知识分子的好榜样。她一生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她为了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献出了自己的全副心血。她屡受挫折而不屈不挠，勇于探索。”
下面是毛应星狱中笔记上的一些文字。
许多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工农干部、知识分子，现在有许多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群众的冲击批判斗争，这些群众没有受过地主资本家的压迫，也没打过日本人、国民党反动派，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我最难以想象是什么样的阶级感情基础，又是怎样对待。曾经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没有屈服于枪林弹雨，却被这样的斗争压服。
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或“九大”报告，给人一种资产阶级趣味的政治宣传感受。
林彪是蒋介石式的卖国贼，康生、陈伯达等是资产阶级政客。
顶峰论是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奴颜卑膝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
现在就是一些捧场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康生、陈伯达其实是不学无术的老学究……对个人极尽迎捧谄媚之能事，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林彪的文章和报告，使人感到突出的一点是为个人歌功颂德，这不能代表伟大，反而给人一种资产阶级趣味的政治宣传感受……实际上是假崇拜真丑化。
在“无限忠于”和“保卫”的口号下，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是替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还是替蒋介石培养接班人？我最担心的是还是替蒋介石培养接班人。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实质是什么呢？都是欺骗人的一套，靠的是主观随意性。
如果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可能我们还没有现在这样感到苦闷。
现在揪出“叛徒”，“特务”，这些人（如薄一波等人）是根据自己的交代，还是解放后有现行反革命活动揪出来呢？我以为揪人的人，思想更符合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需要。
鲁迅就说，任何一个领袖人物会被一群人捧场歪曲得不像样子，充分说明了在旧社会时代一些政治夸张的后果。事实证明，不管历史的领袖人物怎样变换，这些捧场的传统却没有改变。
要在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问题，而不应该是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地应用毛主席语录。
只能赞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不能谈群众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这明明是借毛主席的名，掩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我认为相对真理就是要受到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具体的条件改变了，就并不一定都正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是相对真理。
大家头脑里就只知道怎样斗争人，而对怎样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怎样清除自己的污浊根本没有想到，好来成了天真烂漫的青年，因为斗争人也不费劲。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倒好像把阶级斗争当成吓人的工具，杀鸡儆猴，惩一儆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吗?
不考虑社会经济各部门的互相联系，不去耐心地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组织群众的力量，而是采取暴力形式，结果生产遭到了破坏。
制造白色恐怖，压制民主，阴一套阳一套说话的人，就能得到信任，反之也就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五七年以来严重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整风运动中不是针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作风，而相反整了提意见的人，因而更助长了上述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如果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就会扩大打击面，形成压制民主、法西斯统治，促使矛盾的激化。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许多珍贵的代表我国民族风格的历史遗产，谁若否认这一点，就一定会得到历史的谴罚。
让那些不合理的反革命案或刑事案犯提出上诉。只会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培养公安干部的细致的作风，而不是粗枝大叶敷衍塞责的态度对待人民，特别是现在没有律师这号人，我认为有这号人就有另一面可以促进法律的发展。
自发势力(指农村家庭副业)是必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如果没有自发势力，集体事业是靠不住的。
如来让我再填一次，我还是填坚决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即使不做个坚强的战士，至少也使自己成为一个忠心耿耿的园丁。
我从来没有很用心地思考，现实的阶级斗争使我想了很多问题，使我对什么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迷信什么，所以比较客观。
我这几年就凭一颗人头和一支笔头，走到那里，意见提到那里，最尖锐最深刻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定的事物接触我的头脑，就像开关一样把我思维认识活动历程的路灯全部亮了起来，这样就使我很快地明了各个事物内部的有机联系。
的确我非常对不起我的爱人李如璋，我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还是无动于衷。
自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把我从良种场揪到革委会门前批斗后，辱骂和殴打成了家常便饭，在看守所多次受刑，好像就试一试你敢不敢反抗斗争，这也不可能使我屈服。
这样对待我，我是很痛心的，不是为我自己，我痛心的是至今还导演这样的活剧，这只说明弄权者的愚蠢！
笔者完全赞同王守生在《毛应星值得母校纪念》一文中所说：
毛应是一个善良的女性，是一个清纯的学生，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反强权，她是一位勇士，吶喊，奋力拼搏，她倒下了！
反暴政，她是一位斗士，呐喊，赤手空拳，她倒下了！
反林彪，她是一位战士，呐喊，冲锋陷阵，她倒下了！
凭着世间正义，毛应星值得我们纪念;
凭着人生良知，毛应星值得我们纪念;
凭着历史责任，毛应星值得我们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