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奇人奇事之采访陈景润
毕汝谐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得知新改组的文化部要招聘专业作家，跃跃欲试；十年文革，
我没有一天不摸书本，没有一天停止练笔；脱颖而出，此其时也。当时，作家这个行当出现青黄不接的断层；老一辈的作家或死或残或封笔，而四人帮培养的工农兵作者接不上茬；于是有了从社会上招聘作家这种现象。
在此之前，我已经失败过一次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直属的中央广播电视剧团，
本来已经录取我为编剧，调走了我的档案，却因为手抄本小说九级浪的老底子被不合时宜地翻了出来，未能通过政审，功败垂成。所以这一次去文化部应考，我相当紧张；如果这次文化部以任何原因把我刷下来，今后我在首都文艺界就很难混了。
自古华山一条路，我前面只有一条路了。
我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虽然四人帮垮台了，但是社会开放的速度远远不如我所期待，
必须小心谨慎，如临如履。
第一关，是整理好我的作品送去文化部进行初审；我很容易就通过了这一关。
第二关是面试，几位老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作品文字水平不低，有没有人替你修改呀？我委婉地说：如果各位老师有兴趣，我很愿意把我的草稿拿给各位老师看一看；我的所有草稿只有我一人的笔迹。
然后他们开始轮流提问，先是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我对答如流；后来问到文学史上林林总总的问题，我暗暗窃喜；我从小就喜欢阅读各种名家的文学史，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跃身于中国文学史（文革动乱圆了我这个梦。
我作为文革地下文学手抄本小说九级浪的作者，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写进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心灵史）。
我侃侃而言，游刃有余；对于文学史上某些有歧义的问题，由于我拿不准几位老者的学术观点，则加着十二万分小心（我真的输不起呀）地说：关于这个问题，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是这样说的、而游国恩等五位的中国文学史是这样说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又是这样说的；我尊重所有学术前辈的看法，自己尚无定见。
几位老者情不自禁地叹道：你读的书真不少啊。
他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对文化革命怎么看呢？
当时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微妙的历史时机，当局对文革依然高度肯定，
可是民间对文革及毛泽东怨气很大；我无从猜测这几位老者的真实想法，便采取折衷主义说：
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516通知讲这次运动是要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结果，经过长达十年的反复的政治较量，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终于一举揪出了睡在伟大领袖身边的赫鲁晓娃江青！
仅此一点，无论怎样评价文化革命的伟大胜利都不为过。
后来得知，几位老者对我的回答非常满意，认为我的回答既符合官方教条，又有独到见解；给我很高的评价。
——成为专业作家后，要报体验生活的基地；我马上报了国家体委，因为我想离意识形态越远越好，免得一个不留神暴露了内心真实的右派观点。
当几位老者宣布面试结束的时候，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我依稀记得文革前文艺沙皇周扬说过，专业作家应该掌握一门外语。我生怕他们把话题转入外语，那么我就坏菜了。
我想或许十年浩劫使他们自己的外语也荒废了吧。
面试之后，就是真刀真枪地写作了，看一看功力和水平。那个时候，陈景润是一个热门人物，
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在大家工资普遍很低的时候，他的工资以讹传讹于大众口碑被加到了月薪800块钱。
所以，他们安排我去采访陈景润时，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其时，文学界前辈徐迟先生也在采访陈景润；数学所的人们，见到我们这一老一少（徐老已经60出头，而我只有20多岁）同时采访陈景润，都觉得很新奇。
我是在数学所图书馆采访陈景润的；他结结巴巴地讲述学术攻关过程，时不时带出专业性很强的数学名词，而我对此一窍不通；我试图问一问究竟，而陈景润却习以为常地用一个深奥的数学术语解释另一个深奥的数学术语；于是我暗下决心，不再理会这些数学术语，反正我就是一个棒槌，索性全盘放弃！我能够理解的是陈景润奇异的人生经历，以及深藏其中的情感线索。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穿插了一些数学公式，作为报告文学是可以这样写的，无伤大雅。出国以后，我无意中看到天津作家鲍昌写的一篇科研加爱情小说祝福你费尔马，讲一个陈景润式的书呆子全力以赴地破解费尔马大定律的故事，里面连篇累牍地、唯恐读者不发昏不糊涂地罗列大量数学公式。我不禁哑然失笑：哥们儿，歇歇吧，您这明明白白就是要用我们看不懂的数学公式，来掩饰您的文学才华的不足啊。
与陈景润面对面，我敏感地发现，从本质上来说，陈景润是一个被政治运动和残酷世态整怕了的胆小鬼（我认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缩影）；他是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时时刻刻被猎人、豺狼、狐狸、硕壮兔子联合夹击的病弱的神兔！
病弱的神兔陈景润！——我心中闪出这文学气息浓郁的神来之笔！以我之所长蔽我之所短，
我坚信我能写出一篇好文章。
相比之下，对于病弱的神兔陈景润最危险的恐怕还是那些体量较大的硕壮兔子，也就是陈景润同一代的那些才具平平的研究人员、那些终年累月搞不出成果的研究人员；他们整天瞪大了血红的眼珠子，死乞白赖地找陈景润的茬子，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些体量较大的硕壮兔子，比猎人、豺狼、狐狸更可怕。
事前说定采访陈景润3个小时；果不其然， 3个小时一到，数学所办公室的行政干部出现了，像拔掉插销那样中断了这次采访。
实事求是地说，我承认我的这篇文章，不及徐迟老的那篇脍炙人口的哥德巴赫猜想；
但是，我的文章也有徐老不及的地方，视角独特，比较生活化。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描写好人，要写出他坏的一面。我很同意这种观点。
这样写出来的人有立体感，真实可信。所以我在肯定陈景润的主流方面之余，也写了他的某些确实存在缺点，比如爱钱如命，他把从海外得到的稿费，都买了金戒指穿在腰带上，日夜不离身；陈景润极其抠门（他对未来极端缺乏安全感），哎，还有就是他脏得要命，长年累月不洗澡，浑身臭气熏天。我采访他是在数学所的图书馆，当时为了节省煤炭，暖气开的很低，可是即使如此，也让我遭了大罪，我好像守着一个粪堆似的。
陈景润沾沾自喜地告诉我，一些高级首长想把女儿嫁给他；我暗忖：那些千金小姐受得了你的一身臭气吗？
当时官方对于陈景润的宣传，是由中央高层直接控制的；艺术局领导斩钉截铁地说，
陈景润作为全国青少年学习、效仿的榜样，有徐老的一篇文章已经够了，小毕的这篇文章不可能发表了。
这使我大为失望，意识到我前面的道路，不可能像我设想那样一马平川。所幸，所有人对我采访陈景润的这篇文章评价不低。后来，我听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说，几位老者一致给出的结论是：小毕（他们觉得我的名字太拗口了，不喜欢使用我的全名）能够胜任工作。
所有的天平都向我倾斜；同时却传来一些可怕的消息：有些来头很大的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企图通过走后门挤掉我；其中一位甚至是我在沈阳军区歌剧团创作组的女同事；
她拿着吴德的推荐信——入京以前，吴德曾经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而她的父亲是吉林省委书记，与吴德关系莫逆。
哦，中国的国情就是如此——四人帮倒台了，江青宠信的钢琴家殷承宗（文革期间改名叫殷诚忠；干脆连祖宗都不要了，效忠红朝娘娘）大倒其霉，而叶帅的女婿钢琴家刘诗昆则大走鸿运，有一位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被刘诗昆推荐过来，要和我争名额了。
万幸万幸，当年那些老艺术家真的有点清高劲，根本不吃官场这一套。
那年头，老一辈的艺术家还是很有风骨的，还是很讲究艺术家良心的，敢于犯上！
公安部副部长刘复之一抬腿到文化部，当了常务副部长；这位管着粗粗拉拉的公安干警的公安部副部长，一转身就管着激情澎拜的文学家艺术家，您觉得这事儿挺可乐是不是？老一辈的文学艺术家们对此牢骚不断；后来，刘复之还要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这些老艺术家们就闹将起来：好啊，刘主席懂美术吗，让我们见识见识；刘主席的美术作品在哪儿呀？要知道，建国后第一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是齐白石大师，现在竟然要换上一个警察头子，笑死人了！最终由于文化部上上下下强烈反对，刘复之常务副部长未能当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我伤感地发现，我本人也陷入陈景润似的听天由命的处境。
我能不能被文化部录取？完全没有把握。首先，我没有什么大后台、过硬的后门；
我们家与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关系一般，想靠他走后门是走不通的，只能通过他打听打听消息。
更糟的是，我和文化部的一个副部长赵起扬关系不妙。文革后期，赵起扬是北京市文化局的负责人，而我作为业余作者在北京市文化局接受培训。我与赵起扬曾经因艺术观点相左有过争执，我的言辞过于刻薄；这里面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年轻时，毕汝谐不仅恃才傲物，而且恃貌傲物；赵起扬相貌粗陋，而我一向看不起相貌欠佳的人，哪怕他是玉皇大帝。直到中年以后，我方翻然悔悟。
我担心官运亨通的赵起扬挟嫌报复，给我穿小鞋；然而，赵起扬并没有给我使坏，相反，
他说：小毕是个人才，他的业务能力没问题。
当年的老艺术家和现在的所谓艺术家不一样，当年的大官也和现在的大官不一样，
当年的社会氛围，与现在的社会氛围也不一样。
人心不古，一切都越变越坏、越变越糟了。
不久，我的一位以消息灵通著称的发小给我打电话说：毕汝谐，快请客，快请客！你进了国家队了！
我终于实现了自童蒙时代就梦寐以求的作家梦。
与我先后被文化部录取的还有一位高行健先生，谁能想到，人家后来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呢。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不服气不行。
然而，我毕竟以阿Q主义找回一点心理平衡：我曾经是美男子，而高行健先生一辈子都是非美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