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文化之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之关系---内圣外王论
余东海
内圣外王之关系究竟如何，是体用本末关系，还是平等并列关系，这个问题堪称儒学最基本问题。有多位儒家学者坚持后者，东海期期以为不可。
有什么样的文化和道德修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和制度追求。内圣与外王之关系，即道德与政治、中道与王道之关系，即中道文化之内在修养与外在实践之关系。没有内圣就没有外王，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达：没有圣贤君子在位，中道文化在上，就不可能建设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
五经都是内圣外王统一的，然各有侧重，诗易侧重内圣，书礼春秋三经侧重外王。尚书之理和春秋之义，都是指导天下后世的王道礼制建设的原则义理。内圣学是道德哲学，外王学是政治哲学，包括制度哲学和法哲学。
内圣外王是体用关系，亦本末、主次、因果关系。唯圣人之学才能开出王学，唯圣人之道才能开出王道。外王学即政治儒学，侧重政治问题，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又与内圣学紧密联系，两者依然是本末关系。如果将两者视为并列关系，貌似特重视外王，其实轻贱了内圣。重用轻体，此之谓也。
《大学》教导：“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未有身不修而能齐治平者，亦未有身已修而不通先王之道者。先王之道，外则齐治平，内则格致诚正，岂能割裂为二或平列看待哉。将内圣外王平列看待，就是《大学》所说的不知本末先后，岂非不近道乎！
修身有赖于修道，儒家之道，不限于内圣，不限于外王，而是内外兼修，一体同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颜回说:“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道已大修，未必有机会用之；道若不修，即使有机会，也无所用也。换言之，未能明见仁性，焉能制礼治国？
格致诚正齐治平都是修身功夫，但格致诚正为主为本，齐治平为次为末，为辅助性功夫。也就是说，外王事业有助于内圣修养的提升，我称之为外王对内圣反补性。这种反补无碍于内圣外王的本末关系，但对于成为仁者具有不可或缺的必要性。仁者可以没有外王事业，不能没有外王思想、理想和追求。没有这些想求，就与佛徒道士无别了。无论内在修养境界如何，都与内圣隔离了。
有内圣功夫，未必有外王之位和外王之业。象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样德位相称，大不易。孔孟就没有那样的幸运，虽有其德却无其位，没有相应的权位和事业。但是，有内圣功夫必有王道追求，必有外王之志和外王之才。仁者爱人，仁政爱民；仁者在位，必有仁政。仁者爱人以德，仁王爱民以德治。
德治即王道礼制，礼制包括礼乐刑政。礼法是王道的制度基础，礼法包括道德精神、基本义理和具体规范。礼本于天，内圣学为礼法提供道德精神；礼以义起，外王学为礼法提供基本义理即指导思想，春秋大义就是王道礼制不可或缺的指导思想。礼法的具体规范，与时偕宜，因时损益，有继承有发展，虽百世可知也。
儒学有小学和大学，大学之道，内圣外王齐备。欲行大道，必先传之。春秋战国非行道之时，无复礼之望，但孔孟仍然孜孜不倦地推销王道礼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做的本身就是传道不可或缺的方式。发明春秋大义，是为后世立法；宣传大同理想，是为未来地球开万世太平。谁敢说孔孟在春秋战国宣传王道礼制和大同理想没有意义？
佛教没有外王，其内在修养，得内圣之一端而已。对此，孟曉路认知有误。他说：“自古以来，明心见性者众。圣者尽性，儒门有，佛门道门更多，而于此间可为圣王尽制者实寡！制度和心性乃两不同之领域，令明心见性但不通制度之人治国，定不如未能明心见性然深通先王之道者治得好。何謂内圣外王可直通乎！”
东海曰：儒佛皆可明心见性，然所明所见同中有异。佛教所见者佛性，儒家所见者仁性。见佛性者佛徒也，见仁性者仁者也。圣贤君子，皆仁者也。岂有仁者不通制度和先王之道，岂有“未能明心见性然深通先王之道者”？
有厅友认为蕭何、張良、曹參、陳平等已明見仁性。我不认同。蕭何、張良、曹參、陳平各有所学，各有所长，皆非中道；各有所得，各有其德，皆未見仁。他们有霸佐之才，但无王佐之能，也无王佐之志。故可以辅助刘邦统一并初步安定天下，但不可能建设王道政治。
王道政治是中华文明的支柱，唯有王道之国，才是中华正统。汉朝真正转正---转为中华正统，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然汉初亦有相当儒味，在没有儒家王朝的时代，亦可代表中华。2021-8-24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