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兄弟娣妹的转学和升学
地主兼资本家的房东周家大爹一家人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长沙“解放”后，当我们还和长沙市民一样沉浸在获得“解放”后的欢乐心情之中时，母亲已在考虑五个儿女的升学和转学问题。大姐已初中毕业，仍决定报考艺芳女中的高中。哥哥在修业小学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决定报考长沙最有名、最难考的“长郡联立中学”(之所以称为“联立中学”是因为该校系1904年原长沙府所属十二个县市联合出资兴办的一所新式中学)，由于该校只招收原长沙府所属十二个县市籍的学生，为此父母亲把哥哥的籍贯改成了长沙市。
由于考虑我、弟弟和二姐刚到长沙时年纪小对长沙的道路又不熟悉只好就近入学，便让我进了我们居所旁边的城东四校后来弟弟也进了这所学校，二姐进了稍远一点的多佛寺小学。这两所学校的师资、环境、教学水平和规模都很差。此时我、弟弟和二姐都长大了，对长沙的道路也熟悉了许多，母亲就想让我们转到长沙市最好的小学去唸书，让二姐考进了东区最好的城东一校六年一级，我和弟弟考进了位居长沙小学三大名校之首的楚怡小学(另两所分到是修业小学和一师附小)，我进四年一级，弟弟进二年一级。那时母亲只对我们五兄弟姊妹的行为、言谈、举止、礼仪严加管教，对我们的学业极少过问，只是每当期中和期末考试结朿后成绩单和教师(班主任)的评语发下来交给母亲查看，如果考得不好或评语不好是要挨打的。大姐也顺利考入艺芳女中高中一年一级。哥哥报考了长郡联立中学，母亲对报考长郡的难度早有所闻，为保險起见，先让哥哥报考了一所差一点的中学妙高峰中学，在参加长郡中学入学考式前，已被妙高峰中学录取了。那时长沙的升学考试尚未实行统考(即所有学校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各中小学自行决定招生、报名、考试和发榜(即公佈录取生、备取生名单)的时间。通常是越差的学校越是先考(这些学校总耽心招不满人)；越好的学较越后考(这些学校从不耽心招不滿人)。这种考试制度的好处：一是可避免好的学生在报考好学校时，万一临场发挥不好未能进入理想的学校时，也不致于没有书读。通常的做法是先考进一所差一点的学校，然后再报考一所自己理想的好学校。因为越差的学校报考的时间越靠前；中等的稍后一点；公认的好学校如长郡、省立一中、明德和雅礼等中学的报考时间都在最后。二是可确保各个档次的学校都可招到适合其档次的足夠的学生。为此各校在发榜时除了公佈被正式录取的学生名单(即所谓的“正取生”)外还要公佈一定数量的备取生，以备顶替那些因考取了较好的学校、因经济、疾病、家庭迁徙……等情况而未能来报到入学的正取生。通常越差的学校备取生的名额越多，顶替的顺序是按发榜时公佈的备取生名单上的顺序，依顺序替补正取生。为确保学生都能进入与其升学考试成绩相适应的学校就读，和确保各挡次的学校都能招到足夠的新生，通常是越好的学校新生报到、註册、缴学费的时间越早；越差的学校越晚。
在长郡中学升学考试的前几天哥哥不巧又生病了，虽然又吃药又打针，但到考试那天仍未退燒。母亲见哥哥病成那样，打祘让哥哥放弃那场考试(母亲有点耽心哥哥这个样子会考不好)，反正已被妙高峰中学录取了，书是有读的。但哥哥不愿放弃进长郡的机会，仍坚持要去长郡应试。考试那天一早吃完早饭，母亲破例亲自带领哥哥到长郡参加入学考试，上午考语文、数学，下午考历史、地理和自然。好不容易坚持到考完。母亲本已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当时长郡每学期初中一年一级多达近两千余人报考(当时每年分春秋两期招新生)，这两千多名考生都是联立长郡的十二个县市的各小学的优秀学生，而每学期录取一个班约五十名新生，另有3-5名备取生。也就是说平均将近四十多名考生中才有一名被录取。
数天后发榜那天，哥哥独自一人跑到长郡校门内过道墙壁上张贴的榜上一看，不仅被长郡中学正式录取，而且还名列前茅。回來告诉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特別是母亲对他更加喜爱，因为她的这个儿子不但是陈家的长子(按中国社会的传统长子通常都会得到长辈门的特別关爱)，而且他孝散长辈、勤奋好学、爱好广泛、懂礼貌，心性聪慧、成绩优异。
到一九四九年九月新学期入学之前，卢先先一家因见大陆形势日趋稳定。卢老三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也由地下转为公开，他成为共产党新政府中外贸部的副部长。与卢先生一家的联系也恢复了，卢老三也动员卢先生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卢先生一家便赶在新学年开学前从香港回到了长沙。
就在卢先生一家回到尚德街34号之前不久，我们一家便搬到青石井1号的新住址去了。这是一所长沙颇有名望的周姓大盐商的宅第。周老太爷已过世，留下了七、八个子女。这所宅院由老大周吉蓀、老二(已记不起名字了)、老三周晋生居住。这所宅院很大，前后有两排房子中间有一块大空坪，中间有一道间墙把宅院隔成前后两部份，间墙的中部有一扇双页门可关闭也可以通行，前部份较小，房间较少、空坪也小，归老二居住；后部份较大，房间也多，空坪也大，归老大所有。宅院大门在前部朝南，为青石井第一幢房子，所以房子的门牌号为：青石井1号。宅院东面临犁头后街，北临一东西向小巷(东面巷口临犁头后街，宅院北面有一后门面临此巷，也可供进出)，这也是我们搬到周家后，我家与周吉蓀一家的主要进出口。后门內有一长方形天井，天井的东西两头各有一间小房间，西边那个小房间是我们租住的房间之一。从间墙中间的大门进入周吉蓀家有一大块空坪，坪东边的花坛上种了一丛翠竹，西边的花坛上没有种什么东西，据说以前种过玉兰和梅花，梅花和玉兰死了之后，便没有再种什么花卉。空坪的北面和东面各是一排房舍。北边一排房舍正中是客厅(兼作餐厅)，东西两侧前后各有四间住房，客厅北面正中是一座雕刻精美的红木神龛，神龛内供有菩萨雕像，雕像下方供有周家历代祖宗牌位，神龛前面有一香案，上置香炉、铜罄和一盏四方形点油的长明灯。周吉蓀夫妇每日按时焚香、扣拜，长明灯是一年四季长明不灭的，周吉蓀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大盐商周老太爷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子除长子周吉蓀之外其余几个大都程度不同地沾染上吃喝嫖赌甚至抽鸦片烟的劣习，纷纷把分得的巨额遗产挥霍殆尽，老二还祘好，除发妻之外只讨了一个小老婆，到“解放”时资产虽已几乎耗尽，但仍保有青石井一号前半部的四五间住房和一块空坪。老三周晋生虽生性善良，但吃喝嫖赌抽鸦片烟等劣习几乎无一不沾。他有钱时看中了一位湘剧明星，艺名叫文福金，周老三花重金把文福金娶回家，成了周家的三太太。文福金从此退出湘剧舞台，周老三从此沉缅于酒色和鸦片烟，不几年便花光了从周老太爷那里分得的可观遗产。抽鸦片烟这个无底洞不仅吞噬了周老三所有的流动资产，最后连分得的房子也变卖了，以致后来居无定所，老大周吉蓀念在兄弟情份上便把前面一排房子最西边的那一间让给周老三夫妇和他们的一个儿子(小名叫开毛，年龄与我弟弟相仿)居住，周老三的这位如夫人长得很漂亮，只是皮肤稍黑，我们叫她三太太，她为人隨和一点也不摆大明星的架子。
我家租住的是前一间、后两间及后天井西端的那间小房。客厅兼餐厅和大厨房是公用的，客厅很大除了北面的神龛和香案之外东西两侧还各放了一张八仙桌分别是我家和周吉蓀家的餐桌。
我们的房东周吉蓀先生年纪约五十多岁，是周家几兄弟之中唯一成器的人，他除了乡下的房舍田产之外，还在长沙药王街经营一家“大有绸布庄”，因年纪比我父亲大，我们小孩子们都按长沙人的习惯尊称他为：周家大爹，周家老二和老三也分别被我们尊称为：周家二爹和周家三爹，平常都把“周家”二字省掉，简称他们为：大爹、二爹和三爹。周家大爹不仅未沾染任何吃喝嫖赌和抽鸦片烟的劣习，而且兴趣爱好品味高雅，善弹古琴，年轻时曾从名师学习古琴演奏，在古琴演奏方面造诣颇深，“解放”前曾参加过古琴社，当时古琴社出版的古琴刋物上还有他和全国各地琴友聚会时的玉照。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周吉蓀先生曾被湖南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师大)艺术系聘为客座教授(不过当时还没有这种称呼)每周过江去湖南师大艺术系教授几节古琴理论和技法。周家大爹有时邀请我父亲和他在长沙的琴友们在月明星稀的夜晚听他焚香抚琴。周家大爹有一把年代久远、制作精美的七弦古琴，该琴乌黑发亮，琴的两端均镶有象牙琴头，该琴被周家大爹视为传家之宝，从不轻易示人。此外周家大爹还诊藏着一批用“宫、商、角、徵、羽”等中国古音符记录的古琴曲谱，以及一些有关古琴技法的典藉和民国时代的古琴刋物，也被周家大爹视为珍宝。周家大爹的其他几位兄弟虽多为纨袴子弟，但他们的儿女们“解放”后大多会读书，纷纷考入名校，学有所成。
周家大爹有两子四女，长子周泰康“解放”前毕业于国立湖南大学电机系，后去美国留学，“解放”初回国在湖南大学电机系执教。一九五二年为学习苏联的教育体制，在全国撤销综合大学，照搬苏联模式，把全国综合大学相同的院、系分别合并成工学、理学、医学、农学、财经、政法、矿冶、铁道、土建、师范……等专业院校，当局把这称之为“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后，本为综合大学的湖南大学改为“中南土建学院”(设铁建、铁运、桥襚、公路建设、工业与民用建筑……等系)。湖南大学电机系被合并到在武汉新成立的“华中工学院”，周泰康(我们叫他“大哥哥”也是民国时代长郡的毕业生)一家四口和一位媬姆(大家称她为刘姥姥)隨电机系一起，于一九五二年秋新学期开学前举家迁往武汉华中工学院。周泰康后来成为华中工学院电机系著名教授。
周泰康于一九五0年初从美国经青岛回到长沙，正值英年，西装革履、英俊潇洒，对我们兄弟姊妹态度和霭，他赴美留学前已结婚生子，夫人何家瑞也是长沙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娘家就住在距青石井不远的息湘街，我们叫她大嫂嫂，“解放”后在长沙电业局上班，到武汉后也在电力部门工作。他们有一儿一女都长得活泼可爱。记得一九五一年国庆节，大哥哥、大嫂嫂带我、二姐、弟弟和他们的两个儿女一起到黄兴路和白马巷的路口去看庆祝国庆的全市学生、民众大游行。游行队伍扎了各种显示“解放”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各种伟大成就的彩车；举着各种标语牌和彩旗，一路高呼庆祝国庆的口号，游走在长沙的各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看热闹的男女老少市民。那时的民众、学生因受共产党宣传的欺骗，又没有领教过共产党的铁腕统治，而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又多有亲身体会，所以对共产党抱有巨大的希望，民众、学生在欢庆国庆大游行中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对以毛为首的中共的感激和尊敬都是发自内心的。游行结朿后，大哥哥大嫂嫂又带我们一起去“国际电影院”(即原来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大会堂)看电影，放映的是一部美国大片“金刚”，该片是一部至今仍在不时重放的著名影片，情节驚险离奇，令我们这些儿童欣喜异常，至今仍难以忘怀。
周家大爹的大女儿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唸大学，“解放”前后都不曾回过长沙。大概出于那时“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为了表现自己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共产党及其各种组织机构的代称)以及对革命英雄的崇拜；也可能还有一点为自己在政治上找一个靠山的心理(这仅是我个人按当时的普遍现象的一种推测，不一定是周大小姐的本意) ，后來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许多的“老红军”。
周家大爹的二女儿“解放”前就在贵州大学医学院唸书，她和她的大姐一样在“解放”前后都没有回过家。想是当年青年学生受共产党宣传蛊惑的影响，为表现积极，要与自己工商业兼地主的父母、家庭划清界限所致吧!尽管如此，周家大爹夫妻可没有因此和自己的大女儿、二女儿“划清界线”，依然对她们尽其做父母的责任，按时将学费、生活费寄给她们。
我家在青石井一号住了大约三年时间，一直未见她们回来看望过对她们如此关爱的父母。这大概就是共产党治下，除了宣扬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外，是从来不讲什么亲情的阶级斗争观念在这两位大小姐身上的体现吧！周家大爹的三女儿叫泰任，“解放”时刚好高中毕业，不知何故没有考大学而是参加工作，到新成立的“三联书店”当了一名营业员，她当时交了一位男友叫钱其(奇？)系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参与接收广播电台的行动，后来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他们不久便结婚成家，后来听说婚后双方并不十分和谐，最终导致离婚。
周家大爹的小女儿叫泰园，小名叫“园园”，年龄与我二姐相仿，同在“城东一校”唸高小六年级，后来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华中工学院”，之所以报考华中工学院，大概与他大哥在华中工学院任教便于照顾她有关。毕业后可能因为出身不好，被分配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工作并在那里结婚成家，直至退休也未能返回长沙故土。
要周家大爹还有一个小儿子叫泰文，我们叫他“文哥哥”，他那时在长郡中学唸高中，能考上长郡可见成绩不错，他上学来去都骑一辆自行车(那时叫脚踏车)，自行车在那时是比现在的小轿车还要奢侈的交通工具，他非常珍惜这辆自行车，经常见他对这辆自行车进行擦洗、保养。他骑自行车时必定先把裤脚用一种专用的铁夾子夾紧以防骑车时裤脚被卷进链条与齿轮之间。他于一九五0年底至一九五一年初因“抗美援朝”运动而在全国掀起的青年学生“参军、参干运动”中，中断高中学业参军，分到海军学校从事文教工作，直至退役转业回到长沙，进入长沙铁道学院从事数学教学工作，后在该校以教授职称退休。由于部队系统女性很少，为数不多的女性在比社会上更讲究家庭出身的军队系统的政治氛围下，尽管文哥哥相貎堂堂、学识不凡，也没有哪位部队系统的女士敢与之结为秦晋之好。后来在周家大爹和老家乡下亲友的牵线之下，文哥哥与老家农村的周女士结为夫妻。周女士贤惠能干、孝敬长辈，由于“解放”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周家的儿女、儿媳、女婿门为避免同事、邻居们指责他们与地主兼资本家的父母和家庭划不清界限而招致灭顶之災，所以很少回长沙探望年事渐高的周家大爹夫妻。尽管如此，人性尚未泯灭的儿女们仍然偷偷地不时寄一些钱给周家大爹夫妇，以此聊表儿女们的孝心。只有文哥哥的夫人周女士敢于在那种政治高压下，经常到周家大爹家里来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解放”后不久农村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斗地主、富农瓜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甚至地主、富农的妻女也有被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瓜分的。周家大爹几兄弟除周家大爹外其他几位兄弟大都在“解放”前或因好吃懒做；或因吃喝嫖赌抽大烟，不仅把城里的资产败光了，有的连乡下的田产也败光了。“解放”后这几位兄弟倒成了响噹噹的“城市贫民”，成了共产党依靠的对象，而为人正派、心性高雅，苦心经营城里的绸布庄和乡下的田产的老大周吉蓀先生却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成份，成了被剝夺、被斗争、被打击、被专政的对象。
周家大爹早已听说乡下的农民协会要來分田地、分財产、斗地主，事先便把装有值钱物品的四、五个大皮箱暂存到我家(周家大爹见我父母为人忠厚可靠，绝不会借机侵吞他们的财产)，并告诫不论任何人问起都要说是我家自已的财产(刚“解放”初期，中共当局为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市场的流通，像我家这种比较单纯的工商业者还暂时属于被保护对象)。
不久便时常有手执梭标、臂戴红袖章的农会会员到周家來搬取财物，美其名曰“退赔”，意即把历年剝削佃农的田租退还赔偿给农民。有次来了几个手拿梭标的年轻农会会员，拿着土改工作队的命令要來抓周家大爹到乡下去斗争，大儿子周泰康生怕老父不堪忍受斗争会的殴打、凌辱。便要老父躺到床上装病，大儿子对农会的人声称老父病重无法行走，现在新社会又不能劳为各位象过去那样用轿子來抬他，就由我代老父去接受乡亲们的批斗吧！又打发了一些钱给这几个农会会员，由于周家大爹平日对佃户们并不刻薄，而來的农会会员均系本村周姓人家，与周家大爹一家多少有点沾亲带故，也就同意了。于是周家大少爷就隨同来的农会会员一起，下乡代父接受土改工作队和被他们鼓动起来的贫下中农的批斗和诉苦(來人对周家老大还祘客气，既没有用繩索捆绑、也没有给带手铐)。大摡由于周家大爹一家平日对佃户们和其他农户不错，又没有什么不良劣习和欺压乡民的事例可供批斗、诉苦，乡民们平日都得到过周家的好处，周家老大在批斗会上又表示积极退赔，主动向村民们赔礼道歉，承认周家剝削农民劳动果实的罪恶，表示今后要努力改造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村民们也走过场一样不痛不痒地把周家的剝削阶级罪行批判斗争了一通，村民们又可分得不少“胜利果实”，土改工作队那些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队员又实在想不出周家有什么值得批判斗争的事实和言论，何况周家大爹的地主成份后还兼了资本家三个字，这三个字在那时暂时还可对周家多少起一点保护作用，斗争周家所获“胜利果实”不菲，也足可以向上级交差，于是对周家的批斗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几天后周泰康毫发无损地回到长沙家中。直到此时周家大爹一家人悬着的几颗心终于放下来了。这件事在当时那种由共产党通过各地的土改工作队挑动起来的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当属一较为罕见的例外，在那场运动中全国各地到处充满被土改工作队挑动起来的农民对地主、富农、士绅、前国民政府党政军警人员的“深仇大恨”。在这几类人和他们的家属中的许多人在这场惨无人道的暴烈运动中惨遭杀害、酷刑、抠打(许多成为终身残废)、侮辱最终被搞得家破人亡的普遍情况下，实属一个罕见的例外。我想这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周家大爹他们乡下的村民多为勤劳本份的农民，没有或很少有当时各地农村较为普遍存在的懒汉、地痞、二流子。二是派去那里的土改工作队的负责人和队员们的良知尚未完全泯灭。否则周家大爹一家不会如此“轻松”度过土改这一关的。
这场席卷全国的“土改”运动过后，周家大爹一家除了失去了乡下的田产、房产和大部份财产之外，仍然保留了在长沙药王街的一家绸布店，他的大儿子被聘到湖南大学电机系执教、大儿媳进入长沙电力局工作，长女仍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就读，二女儿继续在贵州大学医学院唸书，三女儿高中毕业后在“三联”书店就业，二儿子在长郡中学读高中，四女儿在长沙城东一校读高小与我二姐同学。
周家大爹的其他兄弟在“解放”前大都把从周老太爷那里分得的家产挥霍一空，“解放”后倒被当局划成了城市贫民，居然都未受到土改运动的打击。
周家大爹的三弟住在与我家相邻的一个房间，周家三爹染有吸食鴉片的劣习，因“解放”后当局为争取民心严禁鸦片，不论是吸食还是贩卖鸦片者一经抓到，轻则处以重刑，情节稍重者一律枪毙，周家三爹的烟瘾虽大，但也没有性命重要。此外周家三爹原來分得的家产早已被他败光，当时他们夫妻二人又没有工作，连吃饭都只能靠向亲友借贷和周家大爹念在兄弟情份上不时周济一点米粮度日，哪里还有余钱抽鴉片烟，不得已只好忍痛戒烟。但这鸦片烟不是说戒就可以轻易戒掉的。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天，上午九点左右，周家三爹起床到厨房用臉盆去打了一盆洗臉水准备回房洗潄，不料刚走到客厅前的走廊上．便突然倒在地上捲曲着身子，手里还端着那泼得只剩下小半盆水的洗臉盆，全身不停地抽搐擅抖，还不停地流出清鼻涕和涎水。我连忙叫母亲来看，母亲说不要理他，他这是鸦片烟瘾发了，过一阵就会好的。果然大约一个钟头左右以后，周家三爹便从地上爬起来，一切又正常如初。以后我再未见过他发鸦片烟瘾。大概是在当时严历禁烟和家庭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周家三爹被迫把吸食多年的鸦片烟戒掉了吧！
周三爹有个宝贝儿子，小名叫开毛，与我弟弟年纪相仿。这个开毛从小生性话泼好动，一天到晚神头鬼臉。因他母亲原系湘剧明星与附近渔塘街正义里的兰陵湘剧院的人员都很熟，开毛去那里看戲不用买票，守门的人都认识他，。他们看在他母亲的份上，都让开毛隨意进出兰陵剧院看戲。大概是湘剧看多了，开毛对剧中的情节、唱词、道白都能记得。所以他经常一个人在院子里的空地上舞刀弄枪，自演自唱，常常弄得院子里的大人小孩一阵阵欢笑，这成了周家大院里的一种独特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