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怡小学（三）
一真溅雪
学校旁的摊贩 抗美援朝 捐献飞机大砲 青年学生参军参干 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大哥参军抗美援朝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楚怡小学所在的储英园巷口的一条横街叫文运街，两旁有不少卖文具、卖儿童食品的小摊贩，学校门前的储英园有一段约20米长的一段街两旁无小贩，大概是学校不允许在校门口两旁摆设摊贩吧！母亲通常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不准我们买摊贩上的食品吃，认为不卫生会吃出病来。因此母亲总是在家里准备了糖果、点心和时令水果，等我们下午放学后拿给我们兄弟姊妹们吃。
有一次我和李孟嘉同学放学时，一起经过一个卖糖水煮黄豆的小摊，李说他肚子饿了，就从小摊上拿了一碗糖水煮黄豆一边吃一边对小贩说给我记上账，以后一起付钱给你。我当时肚子也餓了，见李吃得津津有味，又不用付现钱，我很好奇，总想知道那糖水煮黄豆究竟是什么味道，于是对小贩说：给我也来一碗，我明天付钱给你。也许是肚子餓了；也许是感到新鲜，觉得味道还不错。小贩照着我配带的校徽上的班级、姓名记在了他的小帐本上。次日我拿了钱就交给小贩，以为这事就了结了，也没有要小贩把我的名字从他的欠帐本上划掉，到这学期末，小贩拿着账单到学校找到老师要老师协助按欠帐单上同学的名字和所欠金额，请同学们把钱付给他，当老师照单唸欠款同学的名单和金额时，居然有我的名字，令我大感惊讶，我连忙声明那钱我次日一早就交给你了，小贩听我一说似乎记起来确有此事,便说：反正只有一碗糖水黄豆的钱，你说还了就算还了吧！我回到家里把此事告诉母亲，母亲说：叫你不要在外面乱买东西吃，你总是不听，那种糖水煮黄豆难道比家里的冰糖莲子还好吃？要吃出病来怎么得了，再说你把钱还给人家，怎么不叫他当面把你的名字从帐单上划掉？结果让人家找到学校里来向你要钱，做事情这么不细心，将来怎么能在社会上办事情？说得我无言以对，我暗自庆幸此事没有召致母亲的一顿棍棒。
文运街两旁的小贩有两位至今仍印象深刻，一位是卖自制的肉桂糖的，此人戴一副墨镜、梳一个油光发亮的“飞机头”、身着一套洁白的西装、足踏一双擦得呈亮的白皮鞋。一个活动木支架上放着一个高约12厘米、宽约50厘米、长约80厘米的木盒，木盒上面是透明玻璃推拉盖，支架和木盒都漆成白色，盒内放的就是他自制的褐色的四四方方一小块一小块的肉桂糖，这是用一种未经脱色的土白糖熬熔再加上一点肉桂油搅拌均匀后摊成约2毫米厚的薄片再划成2.5厘米乘2.5厘米左右的小四方块而成，一百元旧市(约相当于现在的1块钱)可买六小块这种肉桂糖。该小贩手拉一只白色的小手风琴，一边自拉自唱大概是由他自己作曲、自己作词的吹嘘、推销他的肉桂糖的小调，一边唱、一边拉、一边还不停地伴隨着拍节摆动他的身躯，歌词的内容是说一家三个女儿，大姐买了他的肉桂糖嫁给了一个读书郎，后来学而优则仕当了大官，大姐就成了官太太；二姐也买了他的肉桂糖，后来嫁给了一个生意郎，生意郎后来发了大财，二姐成了阔太太；三姐没有买他的肉桂糖，后来便嫁给了一个叫化郎，后来三姐只好跟着叫化郎沿街乞讨，受尽苦难和屈辱。这位卖肉桂糖的小贩四十来岁的样子，尽管他生得又黑又瘦，但他除了一副墨镜之外的货柜、货架、手风琴、西装、皮鞋全都是白色的，这使他在那些衣衫褴褛的普通小贩面前总是显得十分显眼和与众不同，为了显示他肉桂糖的清洁卫生，和令他周围那些邋里邋遢的众小贩们相形绌、自惭形穢，他从不用手从货柜里直接拿取肉桂糖给顾客，而是戴上一双轻便的白手套，用一把食品钳把肉桂糖一块一块地夾到一张清洁的白纸上包好，再用他那戴着白手套的手送到顾客手中，然后马上盖上玻璃盖，以防止灰尘和蒼蠅进入货柜。他还不时用一块白色的毛巾擦拭他那白色的货柜、货架和玻璃柜盖。这一整套动作都按固定不变的程序进行。他一身全白的衣着打扮、全白色的销售装备，再加上当时十分罕见的白色手风琴、墨镜，以及他那自编、自拉、自唱的推销歌曲，还有他那一系列显示其卫生、清洁和显示其与众不同的表演，确实吸引了不少好奇的市民和学生，所以他的肉桂糖生意十分好，令他周围的小贩们总是对他投来充满敌意和姤忌的目光，而他总是带着不屑一顾的神色，自顾自地一边自拉自唱他自编的吹嘘他的肉桂糖的歌曲，一边销售他的肉桂糖。偶尔生意清淡时，也见过他带着高傲的神情和鄙夷的目光，扫一眼他周围那些小贩，仿佛是在对他们说：离我远点！我和你们不是一个档次！我也买过此人的肉桂糖，除了甜味之外，还带有肉桂油的香辣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与其他小贩们的劣质糖果相比，也祘得上是卫生可口的食品吧！
当“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不久，这位又黑又瘦有点像广东人的卖肉桂糖的小贩，突然之间就消失了。此后便再也无缘欣赏他那自编、自拉、自唱的歌颂他那珍贵的肉桂糖的歌曲、也无缘再品尝他那肉桂糖独特的香辣甘甜的滋味了。
后来听其他小贩们说：此人是国民党特务，被公安局抓去槍斃了。不知是小贩们按自已的希望给他们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编织的故事；还是事实确实如此。当然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那就是此人是一个以贩卖肉桂糖为掩护的国民党特务，真的如小贩们所说，被公安局抓去槍斃了。对小贩们的这一说法，我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如果此人是特务，我想他的衣着打扮和推销肉桂糖的方式决不会如此引人注目，做特务和间谍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尽量掩盖自己，不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才能减少自已暴露的可能，据此我不大相信小贩们的说法。我估计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那就是这个人是一位下层文艺演员，“解放”后失业了，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使他想出这种独特的方式谋生，后来或因找到了文艺界的友人幫忙重返文艺界从事文艺工作去了；或是在赚足了路费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金钱之后，告别长沙返回故乡去了，根据他黑黑的皮肤、瘦小的身材、深陷的眼框及外地口音判断，他是两广一带人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根据他自制的肉桂糖来看，糖和肉桂都出产在两广，而肉桂糖很可能是此人家乡的一种地方食品。
我真的希望小贩们的传言不是真的，我希望他真的像我所分析的那样，他离开长沙；离开他肉桂糖摊贩这个行业，确实是重返了某个文艺团体继续他的演艺事业；或是返回了故乡开始了新的生活。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小贩五十多岁年纪、光头、身材高大、脑袋也大，有一张大觜、厚厚的嘴唇，穿一身黑色的中式服装，对胸布扣，两边往中间一摺，用一根布带一扎的中式褲子，一付典型的小贩形象。他主要向小学生们推销糖果、文具、小玩具等小商品，不过他不是直接把这些东西出售给学生，而是通过摸彩的方式进行推销。由于他摸彩的方式独特，所以至今对他印象深刻。他也是用一个活动支架支撑着一个高7厘米左右长宽各50厘米左右的木盒，木盒底部是一块木板，木盒内部用小木条隔成100个大小一致的小四方木格，他在每一个木格内放置一张写有奨品名称、数量的结实的厚纸条(以便它可以重复使用多次)，每次每格放的纸条各不相同，以使你无法预知某木格内藏有的奨品种类。然后在本盒上面贴上一张与木盒一样大的纸，纸上写有从1到100的数字与纸下面的藏有奨品纸条的小格一、一对应。然后他拿着一个黑色小布袋，布袋深约30厘米、口径约20厘米，布袋口固定在一个园形的粗铁丝环上，铁丝环有一个把手，黑布袋内有一百颗白果子(银杏树结的籽)每一颗上分别写着从1到100的不同数字，摸彩时先交200元旧币给他(相当于现在的2元钱)，可买两个槟榔或两颗糖粒子，任由你选。然后他给你一个摸彩的机会，你便可以伸手到黑布袋内摸出一粒白果，照白果子上写的号码在木盒表面的纸上找到相应的号码处，用手指戳穿纸面，取出木格内标有奖品种类、数量的小纸条，照纸条向小贩领取奖品。该小贩有两个装满各类奨品的大箩筐，其中有糖果、槟榔、哨子、洋火(即火柴)、铅笔、毛笔、画片（长沙人称之为“洋菩萨”）、牙刷、橡皮擦、乒乓球、十颗一筒的水果糖、墨、包成小包的红薑、五味薑、文具盒及许多小玩具。这位小贩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他在经营时总是唱着一支估计是他自编、自谱曲和自唱的歌谣。由于听得多了，至今仍记得它的歌词和曲调，试记录如下：两百元那个买两口槟榔，外送一个彩，冒得(长沙话没有的意思)空方，中洋火、中牙刷、还有叫子(即哨子)、洋菩萨(即印在硬纸板上的小画片)。推销那个糖果，还有槟榔[曲谱另记] ，他的生意也很好，楚怡的小学生们都愿意花两百元(解放初期的旧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２元钱)钱，把自己的小手伸进他那装滿希望的黑布袋里一试自己的运气。
此外还有一种卖转盘糖的小贩，他挑一个担子，一头是一个小木柜，上面放着一块长宽各约40厘米、厚约2厘米的白色大理石板，下面的小柜里放着他备用的原料：一小壶茶油、一罐飴糖、数斤北流糖(一种广西北流一带土法生产的棕色未经漂白脱色的糖)。担子的另一头也是一个小柜，柜里放着一个烧木炭的小火炉，火炉上有一个带把手的直径约25厘米的小铜锅，这个木柜上面的台面上，中心有一个小木柱，高约2、3厘米，木柱顶端中心有一垂直的小铁轴，用一根厚约5毫米、宽约2.5厘米、长约30厘米的小竹片，竹片中部有一小孔套在小铁轴上，竹片的一端悬垂着一根垂直的小铁针，针尖正好指在柜面的木板上。在这个木板上以铁轴为园心画出一个直经约35厘米的园圈，然后以铁轴为中心向园边画出许多直线把园分成许多角度大小不同的扇形，每个扇形里都画有不同的字、符：有龙、凤、公鸡、魚、马、兔、锅等和一些从5到10的数字，龙、凤、公鸡的扇形十分小；鱼、兔、马、锅的扇形比前三种的扇形略大一点，而且这7种扇形在整个盘面上每样都只有一个；从5到10这六个数字的扇形以5为最大依次减小，而且有5字的扇形数量最多，其他数字扇形的数量依次减少，所有画有这些图形和数字的大小不同的扇形都均匀交错分佈在台面的园面上。以龙的扇形角度最小，因用熔化了的北流糖制作的龙不仅工艺难度大，而且耗糖量也最多，凤、公鸡因制作工艺难度和耗糖量都比龙略低，故其所占扇形也此龙略大一点。这个小贩先把北流糖放在小铜锅里熔化，用一个长柄前端直径约6、7厘米的小铜勺舀起熔化了的北流糖，用勺里流出的糖线在涂有一薄层茶油的大理石板上绘制出各种精美的糖龙、糖凤、糖公鸡……等图形，和直径约1.5厘米的小糖饼。此时顾客(主要是小学生) 花100元钱便可用手转动支撑在小铁轴上的小竹片最后竹片停止转动时，竹片一端悬挂着的小针停在哪个小扇形区域上的符号或数字便是你所中的奨，此时小贩便用小铜勺舀起铜锅里熔化的白流糖在涂了油的大理石板上用向下流出的糖线绘制出你所中的动物的图形，然后把一根细竹籤点上两滴糖固定在糖制动物上，再小心地用薄铁铲将糖绘动物从大理石板上铲起來交给客户玩赏、食用。如果中的是“锅”，则小贩先在大理石板上滴上一大滴糖然后用薄铁片把这一大滴糖压成一个直径5、6厘米的园形薄糖饼，趁它还没有凝固，用薄铁片铲起这个薄糖饼，用手捏成一个小锅形，再用熔化的糖给这个小糖锅粘上一根短竹韱当作把手，然后小贩用两根短竹韱从饴糖罐里绞起一小团比桂园大一点的饴糖连竹籤一起放在小糖锅里，这叫“锅子熬琼糖”(大概因为饴糖颜色金黄有点像金黄色的玉石吧！所以长沙人把饴糖美称为琼糖)，顾客用手拿着有小竹把的糖锅，用另一只手用小竹韱挑食“锅”里面的饴糖，最后连小糖锅也一起吃掉。如果你中的是5到10中的一位数字，小贩便会用小勺在大理石板上滴出相应数目的小糖饼(厚约2毫米、直径约1厘米)给你。之所以要在每次制作之前都要往大理石扳上抹一薄层油，它要是防止小贩在石板上绘制的糖制手工艺品粘在大理石板上铲不下来。从事这一行业的小贩都是学过徒弟受过严格训练的师傅，他们用熔化的北流糖在大理石板上绘制出的以各种动物为主的工艺美术品都栩栩如生，而且精美无比，所以每当有人转中龙、凤、公鸡等难得的大奖时，常引来众多人的围观，不仅是小学生们，还有附近的大人和其他小贩，都来看师傅如何绘制、如何粘上竹韱、如何从大理石板上把他精心制作的“艺术品”铲下来交给中大奖的人。这个过程常引来人们的一片惊叹和赞美之声。此时的师傅尽管因为制作这些“大型”的精美艺术品不仅要花费较多的时间精力；还要耗费较多的糖，他从这笔生意中不仅赚不到钱，还要亏一点本，每当此时，这些师傅们不但没有感到懊恼，反而因他的劳动获得这么多人的认可和赞美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处于社会底层的这些师傅们，只有在这时才体会到人们对他们的尊重；才感觉到他们在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而这些都是他们平时很难从社会上得到的。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这种训练有素的用熔化了的北流糖绘制工艺品的手工艺人了。
到1950年下半年长沙一带的“土改运动”已基本完成，在农村斗争地主、土豪、恶霸也告一段落，这些人被处决了一批，还有一批被判刑，所有这些人都被载上了“四类份子”的帽子和他们的家属一起都沦为这个社会任人欺凌的贱民。他们的土地、房屋、财产甚至他们的妻女儿媳都被贫下中农、乡村干部们瓜分了。
这年年中爆发了朝鲜战争，10月中共当局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地经常举行中共当局组织的各种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小学生亦不能幸免，和大人们一样都要举着写有各种标语、口号的小旗参加这些活动。这些由中共当局精心策化、组织的反美游行示威活动，对外都被说成是民众自发举行的，外国人哪里知道，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后的大陆民众从来就没有任何自主的游行示威权力。游行时还要不断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由于听信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我们都真的认为是美国和南朝鲜发动了侵略北朝鲜的侵略战争，其目的是为了霸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想让中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所以我们和全国绝大多数民众一样，都滿怀热情地参加这些游行示威活动。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内外文献档案资料的解宻，我才知道朝鲜战争是金日成在中共和苏联的怂恿之下，为统一并独霸朝鲜而主动发起的一场侵略南朝鲜的战争。
为了从民间搜括钱财补充抗美援朝巨大的军费开支，中共当局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从中国民众因连年战乱早已羞涩不堪的囊中挤压出仅有的钱财，供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在朝鲜战场挥霍。我和其他小学生们不仅要把自己的零花钱，而且还要专门找父母要钱投入学校设置的捐献箱。不仅如此学校还要安排中、小学生们三、四人为一个小组，带上募捐本到各商铺挨家挨户进行募捐，因募捐的小组太多，店主们不堪重负，也不堪其繁，他们或是表示早已捐过了，加以婉拒捐献，或是捐一、两百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一、两元钱)应付了事，以致我们往往奔走一天也募不到几个钱。由于中、小学生募捐收效甚微，所以坚持了一段时间便不了了之了。
实际上在1950年10月份中国大陆才基本“解放”，由于近百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乱，先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接着“太平天国”內战10年、中法战争、“义和团”内乱引发的“八国联军”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双方在我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后开始的军阀混战、共党暴乱引发的国共战争、1937年开始的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直至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尚未结束的“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历经了长达110年几乎没有停歇过的战乱，不仅造成了无辜民众的大量伤亡、巨大的财产损失和对帝国主义的领土割让，以及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造成了国库空虚、民众贫困、国力衰微。1950年的中国大陆，因110年不断的内外战争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桥梁、港口、城镇、工厂大都毁于战乱，民众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极度贫困状态之下。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毛泽东为了实现其赤化全世界、统治全世界的狂妄野心，在斯大林的幕后指使之下，怂恿金日成发动侵略南朝鲜的战争，受挫后，毛泽东居然不顾国家和民众的极度贫困、不顾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反对，为讨好斯大林，甘当斯大林的马前卒，悍然决定出兵朝鲜，从此在中国大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毛和中共通过它们的宣传机器和统治网络发动民众参军参战，保卫“新中国”的胜利果实、捐献飞机大炮、捐献公粮、向“志愿军”捐献衣物鞋袜……等慰问品。当时的大部份中国民众包括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由于不了解毛泽东和中共的本质以及历史真像，都对毛和中共抱有巨大的希望，受中共宣传的愚弄，都认为中国从此(“解放”后)必将在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之下一步一步走向民主自由、繁荣富强；必将走向法制、文明、幸福的美好社会。中华民族必将洗雪百余年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压迫的耻辱，而以独立富强、民主自由、平等的姿态挤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包括我们兄弟姊妹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以积极的姿态参加毛和中共展开的各种政治运动，我们参加支援抗美援朝、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土改”运动、支持“三反、五反”运动、支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当然这些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都是中共当局发起和组织的)，在集会和游行时大声呼喊支持这些运动的口号；去捐钱捐物、去募捐。
还有许多演艺界的名人纷份组团到全国各地巡回义演，将义演的收入全部捐出，给中共当局从苏联购买米格戦机，当局为鼓励艺人们的这种行动，就将购得的战机以该艺人的名字命名：例如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就捐献了梅兰芳号米格战斗机一架，还有许多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不过还有一位年轻的河南豫剧演员叫常香玉的令我印象深刻，她为独自捐献一架“香玉”号米格战机，曾率领她的豫剧团到长沙义演。虽然湖南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看豫剧，但在当局的宣传鼓动之下，尽管义演的票价此平日京剧、湘剧的票价要贵将迎十倍，但长沙的市民们仍踴跃购票前往观看。父亲也买了两张票和母亲带我(那时有大人带领的小孩是不用购票的)一起去看常香玉的演出。母亲虽喜爱京剧，但因与父亲结婚之前，在河南开封生活过好几年，对豫剧也有所了解，将近二十年之后，又能重新听到年轻时一度熟悉的曲调，也将引起母亲对在河南生活的许多记忆，所以那天母亲也很高兴，吃完晚饭，母亲梳好头化好妆，就和父亲带我前往现在五一广场东北角上，一处平日演出花鼓戏和其他地方小戏的不太有名的剧场去观看常香玉的演出(之所以选定那个不太有名的剧场演出，我估计是为了节省租场地的费用)。我照例是一放学便胡乱写完作业，吃完晚饭便跟随父母一起看戏去了。
“解放”后，我仍然跟随母亲去看京剧，照样是一知道母亲晚上要去看京剧，下午一放学回家便胡乱写完作业，这样便取得了跟随母亲去看京剧的“许可证”。不过母亲“解放”后看京剧的次数也逐渐减少，由原来每周两、三次减少到每月一、两次。
那天常香玉演出的剧目是“花木兰”和“梁红玉击鼓抗金”，在当时“抗美援朝”的形势之下，这都是有象征性的剧目。演出那天可谓盛况空前，不仅坐无虚席而且过道上都挤滿了买站票的观众。常香玉那时正当妙龄，在河南豫剧界是一位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一阵紧锣宻鼓之后，扮演花木兰的常香玉背对观众快步出场，然后一个转身“亮象”，立即博得观众的一片叫好声和持续不断的热烈掌声，好久才平息下来。豫剧特别是常香玉的唱腔慷概激昂、抑扬顿锉、铿锵有力，与京剧的园润悠扬啘啭相比，却别有一番韻味。占观众绝大多数的长沙人虽多不懂豫剧，但出于爱国热情，对常香玉的演出仍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而观众中少量的河南藉的南下干部和军人，对常香玉的欢呼声和鼓掌声更是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母亲对又能听到久违的、过去曾经熟悉的豫剧曲调也显得十分高兴，这对于喜怒通常不溢于言表的母亲来说是十分罕见的。
在朝鲜战争中，毛和中共贯用的那一套不顾士兵死活，只图取得胜利的“人海战术”，过去对付火力不十分强大，也没有几架飞机的国民政府的军队尚能取得较大的效果，但在朝鲜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它不仅有強大的地面火力：机枪、大炮、坦克，还有强大的空军，此时中共的“人海战术”除了造成“志愿军”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之外，还造成后勤供应几乎难以为继的状况，在此严酷的现实面前，毛和中共当局才开始认识到“人海战术”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几乎不起作用，才开始意识到必须为“志愿军”提供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才能抵挡得住联合国军的攻击；才能把战争继续下去。于是在全国民众极度贫困的状况之下，在全国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的运动，极力搜刮民脂民膏，为“志愿军”提供飞机大炮坦克。但毛和中共的“解放军”、“志愿军”大都由大字不识的农民组成，短时间内无法掌握维护、使用这些现代化武器的技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毛和中共当局又在全国大、中学生中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青年学生“参军参干”运动。大批热血青年学生在毛和中共当局的欺骗、蛊惑之下，怀着巨大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抛弃自己的学业，离开自己的亲人，义无反顾地走进刚组建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部队和各种军事院校。
1950年冬季这场“参军参干”运动也在长沙各大、中学校展开，各校纷纷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参军参干”运动。大姐因歌唱得好也参加了艺芳女中的文艺宣传队，有一天在司门口搭台演出，我和二姐还去司门口看了她们的演出，大姐在艺芳女中也报名参军，不知是因出身问题(因我家是资本家家庭)，还是其他原因未获批准。哥哥当时正在长郡中学念初中二年一级，也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強烈愿望报名参军，不料因年龄太小(只有十五岁)未获批准。眼看房东周家大爹的二儿子泰文(也在长郡念高中，前面已有记述)已被批准参加海军(他后来分到一所海军学校从事物理、数学方面的教学工作，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转业回长沙，在长沙铁道学院从事数学教学工作直到退休)。哥哥眼见通过学校参军已无希望，便另打主意，当时长郡中学旁边有一兵营，四周是营房中间是一块大操场，兵营有门与长郡的大操场相通。当时约有一营部队住在那里，负责长沙城南一带的巡逻和治安维护，部队的军人多为年轻人，常到长郡的大操场与长郡的学生一起打球和从事其他体育活动，哥哥和其中几位经常一起打球的士兵相熟，便找到他们，说出自己要求参军的愿望，请他们帮忙，他们便把哥哥带到他们的营长那里，营长问他多大了，哥哥谎称他已滿十八岁(够得上参军的年龄)，营长看哥哥虽然稚气未脱，但个子较高，便信以为真。加之他们部队十分缺乏有文化的人，那时的初中生祘是文化很高了，所以也想接受他参军，营长问他：你父母同意吗？哥哥谎称父母都同意，营长就拿了一张申请参军的表要哥哥回家填好，还要父亲盖上自已的私章表示同意才行。实际上哥哥根本没有把自己要参军的事告知父母，因为他知道父母肯定不会同意自己只有十五岁的儿子去参军的，一是因为年龄太小，另外是因为他在父母心目中有着其他几个儿女不可替代的地位，因为他是陈家的长子。哥哥把表拿回家填好后，偷偷地拿了父亲的私章盖上，然后把表交给营长，营长告诉哥哥叫他先一边上学；一边等候上级的批准通知，然后才能正式入伍。
大约过了两、三天，有一天早上天气阴冷、寒风凛冽(已到1950年12自底了)，哥哥一早起来吃完早饭，穿上一件黑色的棉大衣，背起书包便去长郡上学去了，因中餐是在学校吃的(当时叫寄中餐，即开学交学费时就把一个学期的中餐费都交清，每天便可在学校吃中餐，免得中午赶回家去吃午餐，吃完后又要急急忙忙赶回学校上课，这对住在离学校较远地方的学生十分方便)，所以中午通常是不会回来的，下午通常不到5点就会回到家里，但是那天一直到下午六点还不见哥哥回来，一直等到下午七点(那个季节长沙这个时候已天黑了很久了)还不见哥哥回來，母亲便要我们先吃饭，免得饭菜都凉了，母亲为哥哥留了一点菜。我们刚开始吃饭，便听到有人敲门，我们都以为是哥哥回来了，打开青石井一号后门一看，只见一个衣衫单薄，衣上还有补钉，但十分整洁的十五、六岁的男学生拿着哥哥的黑棉大衣和书包站在后门口刺骨的寒风中小声问道：”请问，这是陈正衡的家吗？”母亲见状脸色陡然一变，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湧上母亲的心头，连忙叫这个学生进来，母亲问他：“出了什么事？陈正衡呢？”进来的学生连忙说：“伯母，您不要着急，没有出什么事，陈正衡今天上午去参军了，已和学校旁边的驻军开拔到外地去了，这是陈正衡临走时换军装时脱下的大衣和他的书包，他写了地址让我把这两样东西帮他送回家，并要我顺便把他参军的事告诉你们，免得你们担心”母亲听完后，一种如释重负和忧伤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湧上心头：她最疼爱的儿子终于没有出任何意外，令她如释重负；她寄以厚望的儿子竟然没有来得及和家人道一声别，便匆匆离她而去，而且是走向一条前途未卜、充滿风险的道路，这令她优伤不已。因当时入朝作战的部队以四野战军为主，四野战军当时驻防中南地区(中南地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四野战军中湖南人不少(湘人自古以来以善战著称)，所以入朝作战初期湖南人伤亡数量很大，长沙人也不例外。我们小学生常由学校组织与居委会配合到学校附近街道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家庭去送“光荣烈属”的红色木牌，还帮烈属家庭干些打扫卫生、担水、洗衣……等杂活，逢年过节都要敲锣打鼓去军、烈属家里送慰问信。那时由于整个社会都极度贫困，有限的物资都投入到“抗美援朝”这个无底洞里面去了，所以慰问品、慰问金是没有的，顶多是过年过节给军属、烈属家送上一张到省军区大礼堂观看电影或由省军区文工团演出的戏票。这种情况母亲是相当清楚的，这就是母亲优伤的原因。
接着这个学生又说：他今天来除了告知陈正衡参军的事和帮陈正衡送回大衣和书包之外；还要感谢我们家对他的帮助。他的这番话令母亲莫明其妙，母亲说：我们与你素未谋面，何来对你的帮助？这位学生说：他因家境十分贫困，这学期家中已无法支付他继续上学的学杂费，这学期报到时，他到学校打祘与同学们告别后，便退学回家另谋生路，是陈正衡知道后，帮他交清了这个学期的学杂费，才使他能继续在长郡读书。母亲一听，心中十分诧异，怎么从未听正衡说起过这件事，也从未见正衡找家里要过这笔钱去帮别人交学杂费。此时母亲心里的一个疑团一下子便解开了，因为从这学期开学后，每天下午正衡一放学回家，总是在家里一个放零食的大铁桶里找东西吃，而且吃得又快又多，这和正衡以前不大爱吃零食的习惯大不相同。(母亲为了卫生方面的考虑，不让我们在外面乱买东西吃，总是在家里准备了时令水菓，并把糖菓、饼干、瓜子、花生、花生米、核桃……之类的零食装在一个下面装有生石灰的大铁桶里(生石灰与食品之间用两层牛皮纸隔开，利用生石灰的吸水作用来防止食品回潮)以供我们早上起床太迟来不及吃早餐时带在路上当早餐；或是下午放学回家后到晚餐前肚子饿时随时取食， 母亲当时只当是正衡正值长身体的时候，肚子容易饿，这时才明白，原来正衡是把自已在学校寄中餐的一个学期的伙食费帮这位同学交了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又不敢让家里人知道，所以每天在学校都没有吃午饭，以致下午放学后肚子饿得在家里到处找东西吃。此时母亲心里是五味杂陈，既后悔自己的粗心大意，几个月来儿子一放学回家便找东西吃的反常举劝，虽感奇怪却没有引起自己的注意去找正衡问个究竟，致使自己那个从小身体不好的儿子每天白天忍饥挨饿达四个月之久；又埋怨儿子不该对父母隐瞒这件事，即使中餐费帮困难学生交了学费，告诉父母，父母也会再拿钱给他去交中餐费，决不会因此让他去挨饿的。母亲谢谢那位同学告诉了正衡的下落使家人放心，又说正衡帮你是应该的，只是不该瞒着家里，并希望这位学生好好念书，不要中途辍学。
更令母亲伤心的是哥哥从小身体不好，哪里承受得了这几个月的饥餓。由于哥哥以前经常生病，体质不好，父亲经人介绍专门为哥哥找了一位名叫谢玉清的武术教师，谢师傅听口音像新化一带的人，年纪约六十左右，家住在坡子街旁的一条叫路边井的小街上，他是长沙有名的武术家，哥哥拜谢老师为师，跟随谢老师学习拳术及刀槍棍棒等武术。哥哥休学在家时，每天都去谢老师处学习武术；哥哥上学时就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去学，学了将近三年，哥哥的身体已明显比以前健壮，病也生得少了。
谢老先生不仅武术高強、武德高尚，而且也精通跌打损伤的医术。记得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又一次在与弟弟在床上玩耍时不慎摔到地上，又是左手先着地，结果造成左手小臂骨折，当时痛得我嚎啕大哭。母亲闻讯赶来见又是左手骨折，母亲非常担心，她知道上次在重庆也是左手骨折，但那时有“灵芝仙”的灵丹妙药，很快就好了，但这一次到哪里去找“灵芝仙”的灵丹妙药？母亲抱着我连忙叫佣人到广大药房去告诉父亲，要父亲找一位医术高明的伤科医生，父亲经友人介绍说：药王街旁的一条小巷里有一位张医生是治跌打损伤的高手，父亲要拉包车的老唐把母亲和我拉到了这位张医生的诊所里，张医生大约五十来岁，园园的臉，矮矮胖胖，戴一副老光眼镜，张医生精明狡诈的目光透过大园眼镜打量着我和母亲，他见我们是坐私人包车前来，又从母亲的衣着打扮上判断出：來人家境不错。又见母亲忧心忡忡的样子，就把我骨折的情况说得很严重，他用手把折断的骨头对正，痛得我撕心裂肺般地大哭大叫，母亲用力把我抱住，不让我乱动，一边对我说：“就好啦！就好啦！”张医生用酒把一些碾成粉末的中药调成糊状敷在我的手臂上，再包上布，又用小薄木条放在四周，再用纱布纏绕加以固定。然后用一块四方白布对角一折成三角形，再对折托住我的小臂，繋在我的颈项上，我的断臂就被张医生这样吊在了我的胸前，处理完后张医生一张口便要我母亲交了十五块大洋，并说隔三天就要來換一次药。母亲问张医生大约要多久才能好？张医生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要三个月才能痊愈”，母亲一听，知道遇上一个敲竹槓的一庸医了，母亲付了十五块大洋后，回家便告诉父亲，三天換一次药，一次十五块大洋，三个月豈不是要花四五百块大洋，这竹槓也敲得太大了。此时哥哥正好放学回家，就对父母亲说，他的武术师傅也会治跌打损伤，我去问问他，看看他能不能治？哥哥去谢师傅家里把经过告诉谢师傅后，谢师傅听了十分气愤说：“这个张医生太不像话，怎能这样敲诈病人呢！今后你弟弟不必去张医生那里治了，叫你弟弟到我这里来治吧！不用花什么钱。”此后母亲便和哥哥一起带我去谢老先生那里就诊，谢老先生先把张医生的药除去，重新把骨头对正，用酒和雞蛋清(用雞蛋清大概是为了增加中药粉之间的粘性使中药粉易于附着在手臂上，用酒是为了把中药粉内的有效成份浸取出来，并渗透到手臂里去)，他把他自制的中药粉调成糊状，敷在我的左小臂四周，先包上一层布然后在四周放上杉树皮裁成的小条再纏上布加以固定，然把手臂用布吊在我的胸前(这一过程与張医生无异)，并叮嘱我小心不要碰到受伤的手臂，一星期來换一次药，那些药物散发出浓烈的乳香、没药的香味。大约过了一个半月的样子，手基本上好了，谢老先生说，以后不用再来换药了，骨头刚长好，一定要注意左手不要用力，更不能再跌倒。父母亲对谢老先生十分感激，要送一笔医药费给他，他坚持不受说：“你们的大儿子是我的徒弟，我怎么能收你们的钱哩！”父母亲无法，只好买了许多礼物送给他以表达谢意，他仍坚持不受，在我父母和哥哥的一再要求下，他才接受了。
哥哥跑去参军后一直不敢写信告诉家里，他怕父母亲到部队把他要回來，因为如果部队领导知道他还只有十五岁，又未经父母同意是不会接受他参军的。这使得父母很着急，那段时间父母亲很少说话，面容憔悴，父亲身体一直不大好有慢性结核病和胃病，经常咳嗽和胃痛，那段时间父亲晚上咳得更厉害了，有时痰里面还带血，父亲除了吃西药外，还请来一位在灯笼街“湖南国药局”坐诊的著名中医张海清给父亲把脉看病，许多服中药服用之后，效果不明显，张医生了解了家中近况后对母亲说：你先生的病病根在心里，你要宽你先生的心，儿子参军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值得高兴的事，你儿子在部队稳定下來之后必然会写信回来的，即使你儿子不写信回来，部队也会通知地方政府，把你家列为“光荣军属”，居委会也会敲锣打鼓把“革命军人证书”和“光荣军属”的牌子送到你家里来，那样不就知道你们儿子的下落了吗！你们何必自寻烦恼，以致生出病来。父母亲听张医生的一番开导，也觉得有道理，儿子跑去参军已是生米煮成了熟饭，已不可改变，而且参军并不等于注定就会牺牲，何况家里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参军家庭成为军属，得到地方政府、居委会和邻居们的尊敬，对改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的处境也有好处。这样父母亲的心境顿时开朗了许多，再加上在张医生所开中药的调理之下，父亲的病和母亲的气色也明显好转。作为中医的张海清医生是为何懂得这些比他的中药更起作用的心理治疗方法的呢？原来张医生不是跟老中医学徒出身，而是毕业于中国第一所中医专门院校“国立中医专门学校”，接受的是中西医相结合的新式中医教育，故张医生除专精中医外，也接受过一些西医的基本知识教育，由于张医生兼具中西医的知识和医疗技术使他的医术能充分利用中西医之长，而避中西医之短，再加上张医生聪慧过人，医德又好，许多其他老中医久治不癒的病人和一些西医束手无策的病人，到张医生这里，往往就被他治好了。所以到三十多岁张医生已成为长沙最有名的中医之一，通常，中医要成为名医大都要在五十岁以后，由于经验的积累和自己的不懈努力才能成为较有名气的中医。所以在一般国人的印象中，中医总是愈老愈好。张海清医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湖南中医学院成立之时，便调往那里任教，成为那里有名的专家教授。
哥哥走了将近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广大药房来了部队的一位后勤官员和一位军医采购西药和医疗器械，由于数量较多，需到四楼的仓库里去拿，需要较长的时间(“解放”初广大药房由于业务扩大，原在中正路的门面已不能滿足业务的需要，便在黄兴中路与新街口交汇处的东南角处购置了一座四层楼的房子，一楼是营业厅，二楼是办公室、财务室、业务洽淡室，三楼是员工宿舍，四楼是仓库。“解放”初期，由于许多房产的业主或是逃往台湾、香港、澳门；或是移居国外；或是因“土改”要退赔钱财给农民协会而纷纷廉价抛售房产，所以广大药房仅花六千大洋便购得了这幢位于长沙最繁华的黄兴中路的四层高的大楼) ，父亲叫人泡好茶，请那位后勤官员和军医喝茶聊天，一边等员工为他们准备所采购的西药和医疗器械。当父亲谈到自己也有一个儿子前不久刚参了军，至今也没有写信回来，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时。那位军医说：他们卫生队两个月前也跑来了一个长沙市的中学生，父亲顿时眼睛一亮，连忙问这个中学生叫什么名字？那位军医说：“叫陈正衡”。父亲一听大喜过望，连忙说：“那就是我的儿子，他现在在哪里？”，当位军医告诉父亲，陈正衡就在他的卫生队里当卫生员。原来那天早上，哥哥去长郡中学上学，到旁边部队的营房一看，部队己开拔走了，只剩两辆马车还在装部队剩下的物品，一问赶马车的士兵，才知道，部队接到紧急命令，赶到长沙附近的一个小镇樃梨市集结，准备接受新任务。赶马车的士兵也认识哥哥，也知道他已填好入伍申请表要参军的事，哥哥马上要求和他们一起去追赶部队，他们同意了，哥哥请他们等一下，哥哥马上跑到班上找到哥哥资助他上学的那位同学，把身上的大衣、书包交给他，请他放学后带到我家，并告诉我的父母，他已随部队参军开赴外地去了(没有告诉这位同学是开到樃梨市去了，怕他告诉父母，父母会跑到樃梨市把他找回来)，又跑到教导处告诉老师，他参军去了，然后便跟随赶马车的士兵一起赶到了樃梨市部队的新驻地，实际上是距樃梨市还有几里路的一个姓柳的大地主的庄园，当地人称之为柳家大屋。
这座柳家大屋我在1958年高中毕业那个学期的3月份曾在那里住过，那时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发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各大中小学只好群起响应，各学较纷纷办农场，办校办工厂，当时的长郡中学决定办农场，但苦于没有田土，有老家在樃梨市一带的教工建议樃梨市附近柳家大屋的龙华一带多荒山，可开垦出来办农场，那里距长沙不过三十来里路，师生们来回走路也不祘太远(那时车是没有坐的，全靠走路)，学校领导找当地政府联系，当地政府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热烈欢迎长郡中学师生到樃梨市办农场，但土地已分给农民，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土地都属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农业社”)所以没有多余的土地供学校办农场，不过柳家大屋附近的龙华一带多荒山可以开荒，柳家大屋的许多房间虽已分给贫下中农居住，但仍有不少空房可供师生们住宿。这样我和同学老师一起便在哥哥住过的柳家大屋过了一个多月的垦荒生活，直至要完成毕业课程和准备高考才离开。
到一九五八年初，当局为加强对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控制而实施的农业合作化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消积影响已开始显现。那年春季一开学，学校早上供应的豆浆已取消了，原本早中晚三餐都是干饭，改成了早上稀饭，中晚餐干饭，到后来早上的稀饭还要掺麦麸。在开荒办农场期间由于劳动量加大，以致同学们的饭量也大增，原计划供应的粮食不够吃，学校总务人员无法，只好在饭里面加上白菜、萝卜再多加水煮成菜粥，以供同学们“吃饱”，然而同学们这种“吃饱”的感觉，在尿了两泡尿之后便荡然无存，接着而来的便是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和盼望中午12点和太阳落水的时刻尽快到来(这是收工以及开午饭和晚餐的时间)，以便开始休息和用菜粥来暂时消除自己那难以忍受的饥饿感。
哥哥到部队后营长见他年纪小，又有文化(当时初中二年一级的文化程度，在以文盲为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要祘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人了)，再加上家里又是开西药房的，而部队即将赴朝作战要面临重大的伤亡，急需增加医务卫生人员，所以，营长便安排哥哥到营卫生队当卫生员，成了那位到广大药房采购西药和医疗器械的军医的下属。
父亲当时便与那位部队的后勤官员和军医商量，看是否可随他们的车一起去樃梨市部队的驻地看望一下自己的儿子？并声明儿子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好事，家里坚决支持，虽然年龄只有十五岁，既然去了，部队也接受了，我们做父母的也不会把他拉回来，父亲虽然知道朝鲜战场“志愿军”伤亡不小，儿子入朝作战危险极大，也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按当时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把哥哥从部队要回来的。因为那时“抗美援朝”“志愿军”伤亡惨重，毛和中共当局极需大批被蒙骗的热血青年去朝鲜充当炮灰，为抵消联合国军的海空及武器优势，一贯蔑视民众生命的毛和中共仍坚持使用人海战术。在这种情况之下，父亲是绝无可能把哥哥从部队要回来的，即便部队领导开恩(这种可能性极小)让哥哥回家，返回学较读书，哥哥十分可能仍会找机会跑去参军。部队那位后勤官员和军医还祘人性尚未完会泯灭，互相商量了一下便同意了父亲的请求，那天下午父亲便随同来运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军车一起到樃梨市部队的驻地看望儿子去了。走前来不及回家把这一喜讯告诉母亲，只好请广大药房的一位员工把这一大好消息告诉母亲，知道了儿子准确的去处母亲的高兴是无法言表的。
父亲在樃梨市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看见儿子在部队一切安好，又没有去实行过什么战斗任务，既高兴又放心。哥哥知道父亲来，并不是来要他回家的，当然也很高兴见到父亲，并把他参军的前前后后如实地告诉了父亲，并希望父母亲能原谅他事先的隐瞒和临时的不辞而别。部队的营长和连长还叫事务长多炒了两个菜招待父亲，因天色已晚那时交通十分不便，无法赶回长沙，营长和连长就留父亲在柳家大屋的兵营里住了一晚，次日营长安排去长沙城里拉给养的军车把父亲送回了长沙。
父亲一回家就和我们全家讲起这两天的巧遇和经历，此时父母亲近两个月来忧郁的脸神都被甜美的笑容所取代。为了庆祝父亲带回的喜讯，母亲亲自到道门口(长沙最大的菜市场，以种类繁多、品质优良著称)买来活鳜鱼、母鸡、黄牛肉、大活虾……等及冬笋、韮黄等时鲜蔬菜，由母亲亲自下厨做了十几道拿手好菜，拿出一瓶茅台酒(这是父亲最喜欢喝的酒)，全家人聚集一堂庆贺了一下。
哥哥的部队在樃梨市休整、练兵约两个月后，便开赴广东省海陆丰地区执行“剿匪”任务，据后来哥哥说：他们刚到海陆丰时，那里的秩序非常混乱，打散的国民党小股部队、土匪、民团，不仅经常袭挠、攻击区、乡政府、农民协会，杀害干部和农会会员；区、乡政府和农会也斗争杀害地主、富农、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及其眷属(实际上这都是毛和中共挑动阶级斗争造成的恶果，通常是中共的区、乡政府和农会杀害地、富、国民政府党政军及其眷属并瓜分他们的财产在先，引起小股国民政府军队、“土匪”、民团报复在后)。这些国民政府的小股部队、“土匪”、民团仗着地形熟悉的优势还经常趁黑夜向部队打冷槍，或实施打了就跑的突袭。在海陆丰“清剿”了两个月，当地局势稳定之后，哥哥所在部队便奉命令入朝作战。从1951年春部队寄来的革命军人证书上才知道哥哥所在部队的番号是第四野战军某军的一三八师四一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