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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中国黑名单在美国学术界构成的巨大阴影
北京国家安全部里的某个角落有着一份写了我的名字的黑名单。我研究的是中国语言及文化学，自1996年起便得不到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签证。
新闻媒体在近日报道了中国拒绝向美国发出签证的决定，以及它因为彭博社和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批判性报道而向两家公司施压。这些做法不免使人感到疑惑：中国政府是不是想操纵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美国学术界也有这个问题，而且影响更深远。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进入中国。可能的原因有几个：我经常发表演说和撰写文章支持中国的人权并批评中国政府。但是，中国政府没有一个人会确切说出我在什么时候，在那一点越界了。
出于不明确的理由施加明确的惩罚会使任何人—不论是直接牵涉其中的，抑或只是纯粹的观察者—在谈论到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时小心留神，自我审查。中共对自己的人民用这一套已经几十年了。我在2002年于纽约书评发表，题为“吊灯内的巨蟒(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的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想念能去中国的日子。我最新的著作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汉语解析：韵律、比喻和政治”)援引了多种语言例子，包括小巷里的土腔调，以及旅游区的涂鸦等甚至谷歌也搜索不到，而只有实地观察才能看得到的东西。(我的实地观察数据都是1996年或以前的。)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并不是名列黑名单的最痛苦之处。最糟的是，我成为了中国政府的工具，而我对此却无可奈何。长期名列黑名单的人，如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成为中国研究圈内一旦越界了会引致什么后果的例子。自从名列黑名单之后，我收到无数的查询，尤其是来自那些礼貌周周的青年学者，他们的问题是：我怎样才可以不落得你这种局面？
以下是一些例子：
·两名在几年前大概因为出席了有关中国新疆地区—在中国政府眼中的是政治上敏感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而被列黑名单的助理教授来问我的建议。两人都准备去（纽约和芝加哥的）中国领事馆，就他们的签证申请和中国官员面试。面试时，官员在大体上着两人要对他们写的和说的东西更小心。“不要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两位青年学者都感到屈辱愤怒，但都不愿公开说些什么，而且两人都要求我把他们的名字保密。两人快要得知能否得到终身教席了，因此都担心他们的事业可能会受破坏。后来，其中一人得到了前往中国的签证。
·在1990年代后期，在我教学生涯中大部份时间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研究生就他的论文题目问我的意见。他想要写中国的民主，可是他在政治学系的顾问提醒他，指这或许不是一个明智的事业之举。要是那使他不能去中国呢？那年轻人后来决定写别的东西。我想劝他写他原先想写的题目，但是我不能，这样劝他我在良心上过不去。
·一个跟我学中文的普林斯顿本科生，人很聪明。她喜吱吱的告诉我，她得到了人权监察的暑期实习机会。几天后，她知道有黑名单的事之后又来找我。“你还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实习机会吗？”她问。“当然。”这一次，她害怕的很。吊灯上的巨蟒太大了。最后，她推掉了那个实习机会。
·另一个很聪明的普林斯顿本科生，当时是学生会的主席。因为中国政府邀请所有常春藤联盟院校的学生会主席到中国免费旅游三星期，他来问我意见。他想去，我也鼓励他去。可是他很担心自己该怎样行事。我可以提天安门屠杀吗？我可以说“达赖喇嘛”这几个字吗？我可以谈论自己在台湾来的朋友吗？在这里，同样的，巨蟒出现了，而且引起了超乎所需的自我审查。
如这些例子所示，黑名单不仅引致名列黑名单的人自我审查，而且更广泛得多的使那些害怕自己的名字会在黑名单上出现的人这样做。(事实上，对于像我这种名列长期黑名单的人来说，害怕的感觉会逐渐消散。跌了在地上的刀锋失却它行将下跌时所具有的阻吓力—或者，就如那句中国农民谚语所说的，“死猪不怕开水烫”。)
但是，假如受影响的学者超过了名列黑名单的人数，另一个受影响的人群就是一般民众。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杰出历史学家朋友，她在几年前谢绝了公共电视网PBS的邀请，不上
NewsHour节目谈论法轮功(另一个对中国政府而言极其敏感的题材)。她想自己能够继续到中国研究，于是，那个傍晚，PBS的观众没能看到对这一话题的最佳评论。
这或许可以称为对公众构成的一个“直接捐失”，而这种捐失是真确的。可是，比这小得多的间接捐失在于，中国研究学者会为了提防吊灯上的巨蟒而斟酌自己在谈论敏感议题时的遣词用字。他们会避免用“台湾独立”的字眼，而改用“两岸关系”。“解放”一词成了1949年共产革命胜利的简称。他们全然不会提及刘晓波，一个在监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奬得主。
说这些汉学家没留意自己在用字上的妥协并不正确。他们大都有留意这点。他们的说话是一种业内人会懂，而且假以时日会显得正常不过的行话。但是，如果这些学者发表以学生和公众为对象的讲话和文章时用上了行话—这是时有发生的事，便会传达错误的印象。听者会以为1949年真的发生了一场解放，台湾独立与否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而诺贝尔和平奬得主身陷囹圄真的不是什么值得提及的事情。
美国的大学—纽约大学，杜克大学以及其他大学—开始在中国建立校舍，又或是在中国的校园提供课程，颁授学位，更多别的大学设立了交换生计划和办事处。美国的大学管理层一致扬言会忠于学术自由。可是，他们整体上对自己将要接触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了解甚为不足。
我本人在美国人到中国学习的项目上花了许多个小时，对于更多更好的交换计划，我是强烈支持的。说到保护学术自由这一点，尽管我对美国大学行政人员有没有胆量采纳我的建议不感到乐观，我还是会在这里说出来。
美国方面应该明确具体地提到那些最最敏感的话题。举办座谈会探讨诺贝尔和平奬得主刘晓波的思想。就西藏问题设立讲者系列向达赖喇嘛致敬。定期开办课程探讨一党独裁的正反观点。这些建议的用心不是偏狭地想要挑别人不想谈的话题来大说特说。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只有能够在界线外围竖立旗帜的时候，你才可以确保整个范围的完整。没有那些旗帜，无声的巨蟒便会夺去那些空间，界线便会向内退，学术自由便会被扼杀掉。同样重要的是，你要记住，当你提到这些题材的时候，你不是在侮辱“中国”。中共当局不会喜欢你做的事，但大部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会欢迎你这样做，许多人会暗中为你喝彩。
最终，美国大学的行政人员应该明白，那几十名不能在中国工作的中国研究学者只是中国政府那些黑名单所造成的损失当中很少的一部份。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黑名单促成了微妙而无处不在的自我审查。
文章来源：The Chronicle of hight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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