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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乐泉称对三股势力“一露头就狠狠地打”。
乌鲁木齐7·5流血事件：“阴谋论”流传，王乐泉“阴谋策划”？
明镜特约记者 乌迪
《明镜月刊》披露，有一种“阴谋论”说法在中共内都流传，虽然并无实据，对王乐泉却颇有杀伤力——所谓“阴谋论”，简而言之，是指2009年“7.5”事件并非海内外疆独势力所挑起，而是新疆当局的 “阴谋”。
照著张庆黎的葫芦画瓢
2007 年，王乐泉已经将家搬到了北京。知情人透露，他在中共十七大前的政坛大洗牌中，已经内定进京接替周永康，主掌公安部。谁曾想，冒出个“公共情妇”李薇，不仅拖倒了陈同海、杜世成、金人庆等一众高官，还把一大批出生于山东或在山东工作过的官员卷进来，王乐泉也受到影响，回京之事就此搁置。
王乐泉只能自认倒楣，打起精神，继续戍守西陲。不料2009年新疆局势却大逆转，连续发生“7.5”“7.7”“9.3”大规模群体骚乱，王乐泉成为汉维民众交相抨击的众矢之的。
有一种“阴谋论”说法，虽然并无实据，对王乐泉却颇有杀伤力——所谓“阴谋论”，简而言之，是指2009年“7.5”事件并非海内外疆独势力所挑起，而是新疆当局的“阴谋”。
对这种“阴谋论”，我们并不陌生，古今中外已有了多少先例，“林冲误入白虎堂” 就是高俅有意构陷的阴谋；有人甚至指认日寇袭击珍珠港也是罗斯福有意放任的“阴谋”。在政治斗争中，有意让对方犯错误，造成严重后果，陷入被动，从而使己方获得政治上、道义上的优势，屡见不鲜。
2008年3月14日的拉萨动乱，一直被指是当局耍弄 “阴谋”。说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早就得到情报，知悉不满当局的藏人将在达赖喇嘛出走的纪念日——3月10日前后抗议示威，而他有意放任，对抗议失控、暴徒行凶不加制止，让对方“充分地暴露”，将砍人放火的场面拍摄下来，教育国内民众和国际上“不明真相的善良的人们”，让他们怵目惊心之余，撤回对藏独势力的同情和支持，当局再出手镇压，就师出有名了。
张庆黎此举获得了巨大成功。尽管后来中国有关部门深入调查，一直没有找到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和藏青会等直接插手“3.14事件”的证据，但张庆黎的“苦肉计”，不仅使骚乱中暴徒的罪行立即激起了全球华人对达赖集团的公愤，而且有了充分理由向中央伸手，要到了更多“维稳”的财政拨款。
有了张庆黎2008年的成功先例，王乐泉2009年就照著葫芦画瓢了。
弄巧成拙，引火烧身
张庆黎与王乐泉同样出生于山东，昔日都是共青团的同事，张在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期间，与王乐泉关系更密切。他调到西藏后，奉行向王乐泉学到的铁腕政策，但也有自己的独特创造，于是“教学相长”，昔日的师兄也向小兄弟学“后发制人”这一招了。去年1月9日，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王乐泉感慨地说，“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恐怕其中就有感到“后生可畏”的压力吧。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2009年7月5日之前，王乐泉为首的新疆区党委已经得到情报：一些维吾尔族激进民众7月5日将在乌鲁木齐集会抗议。王乐泉决定先按兵不动，“让敌人充分表演”，以便让世人看到闹事的恶果，一来可以孤立、打击“世维会”及其首领热比娅，自己就有了运用任何“有力手段”置对方于死地的充足理由；二来，可以更理直气壮地向中央要钱要物。于是，事件爆发后，一时只见暴徒行凶杀人，却不见警察、武警出手平暴保民。有持中立态度的韩国媒体拍摄的现场录像显示：在打砸抢现场，有接二连三被打伤和打死的群众，同时也有三三两两手拿警棍遛达的民警和手持盾牌的武警。
出乎王乐泉意外，这一“阴谋”却弄巧成拙、引火烧身：“7?5事件”的演变脱离了他的控驭，世人倒确实是“看到了闹事的恶果”，这个恶果却骇人听闻：198 人死亡，受伤人员达1700余人，是共和国建立以来，新疆发生的最严重暴力事件，不仅极大地恶化了汉维民族的关系，而且极大地激起了汉族民众对王乐泉的愤怒。群众质问：成百上千名群众死伤，警察却鲜有“因公殉职”，这不仅显示警察和武警见死不救，失职、渎职，更说明王乐泉内部下达了指令。
7月 7日，汉族民众大规模上街游行，矛头指向维吾尔族，同时也发泄对王乐泉为首的新疆当局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动乱的愤怒。而9月3日，因“扎针党”而引起的大规模抗议游行，数万民众喊出的口号，竟然不是别的，就是“王乐泉下台”！一时间，要求王乐泉下台的告状信、请愿信，如雪片一样飞向胡锦涛、中共中央及中组部、中纪委。
消息人士说，“9.3事件”之后，尽管王乐泉“弃车保帅”，抛出了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自治区公安厅长柳耀华等替罪羊，但是人们相信，他本人早晚要被换掉。
“以剿为主”换到“以抚为主”
对新疆来说，后发制人的“阴谋”取得了中央大增财政拨款的可观效应，更促使中央彻底反省治疆的方略。从去年11月开始，由国务院牵头，国务院办公厅、央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等多部门组成了庞大的考察团，对全新疆15个地、州、市进行全方位调研。
今年3月29日，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要求建立起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全方位对口支援新疆的有效机制，帮助各族群众解决就业、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
按照会议部署，全国19个省市拿出各自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对口支援新疆12个地、州和兵团的12个师。例如，浙江省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北京对口支援和田地区。中央一声令下，各省市的代表团都在近期飞赴新疆考察，代表团多由各省市一把手带队。
不过，对王乐泉来说，这种反省绝非佳音：反省并不是由他来主导，而正是针对他在新疆主政15年的失误。
调研反省表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2000年3月正式运作后，新疆大搞基础建设，大批汉人从内地赶来，新疆经济急速发展，2008年GDP增长率创下11％高速，人均所得突破3千美元，挤入中国各省市的前十名，但南北疆的差距拉大了。新疆维汉矛盾的根本症结是，维族人在与汉人的竞争中被边缘化，生活品质下降，产生被汉人剥夺的民族怨恨；而汉人又因政府对少数民族考试加分、计划生育等等优惠政策，产生受歧视感——双方都认为自己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吃了亏，加之官员自肥，治乱无能，无法信靠，只能自力救济。
中国传统上对民族边患采取 “剿”“抚”两手，如果说胡耀邦八十年代初期提出的政策是“以抚为主”，那么王乐泉、张庆黎都是“以剿为主”。王乐泉治疆15年，一直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对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和恐怖主义三股势力无情打击，他的名言就是“一露头就狠狠地打”！过去十多年，中央对他这一套铁腕手段是颇为欣赏的；但他用高压手法来对待民生、民怨，未能釜底抽薪、根除三股势力的社会基础，而压迫更激起反抗风潮。
新疆工程项目，山东富商包揽
王乐泉与山东富商们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也让他饱受物议。民众揭露：新疆大型工程和项目大多被王乐泉家乡财团垄断，例如，“新疆首富”、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原籍山东，与王乐泉也算老乡，新疆民众揭发他低价拿地、购并国企，都是仗著王乐泉的支持。
2009年12月山东省政协前主席孙淑义被免职，也马上被人联系到王乐泉。孙淑义的落马，是涉及济南济正非法集资案与济南人大主任段义和炸死情人案。《诸侯腐败》的作者吴玲曾对明镜网披露，王乐泉与落马的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以及被中央下令全党全国全党学习的孔繁森都有著密切关系。
1986 年，王乐泉调任聊城地委副书记，后为书记，对孔繁森培植有加，提拔他为聊城行署副专员。1994年11月，已是西藏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正是在赴新疆塔城地区考察时因车祸遇难，其时王乐泉已升任新疆区党委代理书记。
而孔繁森之子孔杰，是孙淑义的女婿，2007年4月任共青团济南市委书记。2006年，孙淑义率山东省政协考察团，以参观考察之名浩浩荡荡到过新疆，看望他的老伙计王乐泉。王乐泉与孙淑义之间有什么样的利益交换？孙淑义虽然垮台，但是王乐泉安排为新科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有足够的权柄来封锁真相，人们对其“黑箱交易”大白于天下，并不抱太大期望。
王乐泉坐上了一条冷板凳
官方媒体在王乐泉离开新疆之际，说他在近几年已开始调整“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开始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但是，几句空话、官话，又怎能避免2009年新疆局势的大动荡？
王乐泉的新职是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排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之后，国务委员、公安部长、政法委副书记孟建柱之前。分析人士认为，一前一后都是政法界实权人物，王乐泉“夹心”兼“空心”，恐怕不会让他干什么事。
将某个不称职或者犯了事、又不便撤职、免职、降职的诸侯，提到中央担任一个清闲衙门仍为省部级的副职，早有了很多先例。最典型的，就是先后三任山西省委书记被调到北京所担任的职务：
王茂林——中央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副组长；
胡富国——中央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田成平——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与王乐泉更可类比的，还有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调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十个月后郁郁而终。
当然，与他们相比，王乐泉的新单位中央政法委并不是一个“冷宫”，但是可以断定，他坐上的是一条“冷板凳”。
(《明镜月刊》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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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75事件
胡 平
香港《亚洲周刊》7月23日发表文章，提到乌鲁木齐一位名叫海莱特。尼亚孜的维族知识分子，曾于7月4日下午8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7月5日上午10点左右，面见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中午12点以前出来发表讲话；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第三，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是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海莱特说，他不是唯一的向政府提出预警的人，有人比他提的还早。
按说，海莱特提出的三条建议是比较周全的。首先，政府出面讲话，可以疏解维族人的不满，缓和紧张局势。即便还有极少数人要闹事，起码不会闹到那么大的规模和程度。与此同时，政府再调集大量军警严加防范，并告知汉人做好自我保护，就算不能消除暴乱于无形，至少也能减少到较小的程度。然而政府却偏偏是一条也不采纳。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最需要追问，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是政府事先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吗？不可能。用不着海莱特7月4日下午来提醒，早在韶关事件的消息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马上就会想到：1、有维族人会上街，要求政府主持公道给个说法；2、有人会冲击政府；3、有人会报复，打杀汉人，等等。那么，政府为什么不积极应对，预加防范呢？
其实，政府决不是没有预加防范。根据中新社7月6日的报道，7月5日下午五点钟左右，“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处突预案开展相应处置工作，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挑头闹事人员，迅速控制了局面”。由此可见，在打压和平抗议方面，政府是早有充分准备，动作神速。到了九点钟，有不少维族青年冲到人民广场自治区常委附近，“企图进入常委机关大院未遂后离去”。由此可见，政府对保护自己也是早有准备，固若金汤。政府唯一没做的只是没有派军警对汉族平民加以保护。这决不是警力够不够的问题，因为你政府至少可以还有多少就派多少嘛。如果担心警力不足，还可以像海莱特建议的那样，让汉族平民自己保护自己嘛。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政府别有用心。
有人说，如果政府事先就派出军警封锁戒严，那岂不是授人以柄，让“敌对势力”大做文章，指控你政府要镇压维族人吗？是的。是有这种可能。政府不愿意引火烧身，所以它不愿意在事先就派出军警封锁戒严。但政府这样做，正好说明它只关心自己，不关心民众；它只在乎自己惹不惹麻烦，不在乎汉人老百姓是不是会遭到无妄之灾。再说，海莱特的三条建议是配套的，如果政府不采纳第一条，即不站出来发表讲话，那么，只采纳后两条也是没用的。
根据官方报道，暴乱是在8点半以后开始的，大量暴力行为是发生在乌鲁木齐南边的维汉聚居区。然而根据《纽约时报》7月17日的报道，在整个暴乱过程中，简直看不到什么军警的影子，即使有，也只是袖手旁观。一直到半夜一点钟，暴乱已经接近尾声时，大量的军警才出现。《纽约时报》的报道特地提到，在打砸抢开始不久，一位姓韩的出租车司机被维族人硬从车里拽出来，旁边就有一个警察却没有上前制止。照理说，警察制止街头暴力乃天经地义，这难道还要请示上级请示中央吗？就算你警察担心自己打不过暴徒，你总该立刻向上级报告吧。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那顶多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警察事先是得到指示的，要他们不要采取行动。
问题就在这里，新疆政府拒绝主动对群众讲话，当别人找上门来，举行和平抗议讨个说法，又立刻打压。这本身就已经是在激化矛盾，在堵死用和平的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或缓和矛盾。这就为暴力犯罪创造了最好的外部诱因。此后，政府又听任暴徒行凶数小时之久。我想，在75事件爆发前一刻，当海莱特极其失望地发现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任何一条建议时，他就应该料到，那些准备和平抗议的维族人必将被打压，暴乱已经不可避免，一些汉人是已经死定了。
为什么政府宁可发生暴乱，发生暴徒打杀汉人的事呢？我倒并不认为从韶关事件起，政府就在玩弄一个大阴谋。韶关事件可能是突发事件，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政府知道这件事涉及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涉及政府多年来不得人心的民族政策，它担心自己出面处理，要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么是两头不讨好，反而使自己成为维族人或汉族人或者维族人和汉族人共同的攻击目标，所以干脆当起缩头乌龟。然而问题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事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感到自己极其被动。政府明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站出来对民众讲话才可能缓和紧张局势。然而对今日中共各级官员来说，最怕的就是和民众对话，尤其是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意接，也没人敢于接。
在拒绝了对话这种缓和矛盾疏导民怨的办法后，当局只剩下一种选择，那就是激化矛盾，等待和促成暴乱发生。因为一旦发生暴乱，用共产党的话就叫，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矛盾的性质就变了，问题就简化了，于是政府就主动了。在这时政府再出来镇压，谁敢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注意力全都被流血暴乱所吸引，暴徒必定成为万众谴责的目标，有几个人还去批评政府？一般也就是抱怨政府出手太慢而已，很少人会深入想到“慢”背后的玄机。在事后，政府可以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很好，因为这又为趁机进一步打击各种异己力量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谁要是不接受这种解释，请给出另外的解释。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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