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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赵紫阳录音回忆发表，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说，赵紫阳才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连日来，中共的中通社发表文章猛批这句话。我在97年邓去世时写的〈评邓〉一文，正好有几段是讲这个问题。抄录如下：
……
６．关于“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中共当局将邓小平誉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此话出自中共当然不足为奇，他们的惯例就是把一切功劳和荣誉都归于党，归于最高领袖。有趣的是，这种美誉竟然也被其它许多人所认可或接受。这就值得我们探讨一番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而农村的改革则始于农民冲破人民公社的桎梏搞分田单干。一个决非秘密的事实是，农民的这一举动并非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也不是为了实现邓小平的设计。相反，农民们是自觉地违抗党的方针，甘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自动自发地迈出这重要的一步。凡对中国改革进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头，群众走在领导的前头”。天下哪有张三自己修起了房子，却把后来的李四称为房子设计师的道理？
其实，即便在中共领导人中间，我们也不应片面夸大邓小平的作用。譬如说，赵紫阳对经济改革所作出的贡献就绝不亚于邓小平。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专家学者积极靠拢中共领导，为改革出谋划策。赵紫阳身边就有着一个规模不小的幕僚群。但邓小平周围却并没有这样的幕僚群。这不单单是因为邓的地位太高，旁人无从靠近，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实际上并不管改革的方案设计问题。由此观之，称邓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名不副实。
回顾中国的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支持农民分田单干，还是展开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都不是第一推动者。邓小平唯一的“创造”就是提出“四个坚持” ——这其实是毛泽东“六条标准”的翻版。在邓那里没有什幺改革的计划或蓝图，邓只是意识到过去的体制有问题，不改不行，但对如何改却心中无数。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说，不论怎幺改也不能改掉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也就是说，只要在保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白猫也好，黑猫也好，姓社也好，姓资也好，不论怎幺改都行，都不妨试试，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可见，邓并不是什幺改革的设计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倒不一定全是坏事。
７．专制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
我这样讲并非贬低邓在改革中的作用。因为邓享有最高权力，任何改革，只有获得邓的支持或容忍才能得以实行。包括当初农民自发地搞单干也是有赖于邓的容许才得以存在。这就是邓的作用所在。若和古代的商殃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相比，邓在改革中的作用更象秦孝公和宋神宗，而不大象商殃与王安石。我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在专制制度下，一切改革都只有通过最高统治者方可实现，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把改革的伟大功绩首先归给最高统治者呢？
我曾经讲过：“什幺是专制？专制并不是只想做坏事，专制的本意倒是在于要做好事。专制就是要垄断一切做好事的权力。专制就是只准自己干做好事，不准别人做好事。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专制就必须要去压制那些想要独立地做好事的人，这样它就做起了坏事。”邓小平的改革可以包容一切，唯独不能包容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就是要承认人人都有权利做好事，承认人人都可以和平地竞争做好事的权力。邓小平垄断了做好事的权力，唯有邓小平才能做好事，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做好事的功劳统统记在邓小平的账上。如果你说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这话并无大错，它只是一句事实判断；如果你歌颂邓小平在改革中的的丰功伟绩，因为它已然包含了价值判断的份，它包含了对专制权力的阿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上述这层区别十分重要，我不妨多讲几句。休谟早就指出，价值判断不同于事实判断，从“是如何”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应如何”。波普（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强调，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乃是讨论和评价社会问题、历史问题的基础。遗憾的是，一般人恰恰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某些专制的辩护者就是从邓小平在改革中扮演了重大角色这一事实出发，得出了歌颂邓小平的结论。另外一些人本能地对这个结论不满，却又苦于说不出不满的理由，因为他们发现若要批评这个结论似乎便有不顾事实的嫌疑。殊不知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它正需要我们的解释和评判。
试举例言之。江泽民宣称，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改革今日的成就。我看未必，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换成别的某个人，只要我们赋予他同样的权力，完全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就，很可能还更辉煌。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仅仅是因为专制者用强力排除了别人占据同样权位的机会。仅就中共上层小圈子而论，我看万里、赵紫阳、胡耀邦就不逊色；且不说在野的“黑马”。再以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为例，都说那次讲话如何伟大，问题是，这究竟是那几句话太高深，别人谁也讲不出呢，还是因为那几句话极平常，只不过在现行制度下，别人谁讲了也没用？你霸着舞台不准别人上，然后又宣布这戏只有你才唱得好，众人能服气幺？但若说没有乔丹，芝加哥公牛队就不可能多次蝉联ＮＢＡ总冠军，这话就很有道理了。因为不管你换上什幺人，哪怕你付给他同样的年薪，他就是打不了乔丹那幺出色，奈何。乔丹成为公牛队的后卫，但他没有用强力排除别人占据此一位置的机会。这就是自由竞争和专制垄断的区别。
作为事实，我当然知道邓小平在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评价，我也乐于承认他还干得不错，有他的功劳。毕竟，这事也不是任谁都能做成那个样子的。但是，象江泽民的赞词以及诸如此类，我却绝不认同，因为它暗含着对专制的肯定。
８．改革即自我否定
讲到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伟大功绩，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去年<读书>杂志登有一篇短文，其中引用了一位山西老农的话：“俺们村原来就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那时后少数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七八年，邓小平下令为五十几万右派份子平反。如今一批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的人们倒很少提起这份功绩。这也难怪，且不说邓小平的平反右派做得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尽人皆知，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正是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因此，邓的平反至多是赎罪补过而已，谈不上什幺功绩。那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呢？
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不消说，邓小平心目中的第一次革命是指四九年的那次革命。问题是，这第二次革命究竟是第一次革命的发展呢，抑或是第一次革命的否定？现在我们都可以看的很清楚，所谓改革，不是改别的，恰恰就是改掉四九年的那场革命，就是恢复到四九年之前的状态。中共的改革就是对中共革命的自我否定。第二次革命就是革第一次革命的命。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肯定第一次革命，我们就必须否定第二次革命；如果我们肯定第二次革命，我们就必须否定第一次革命。从逻辑上讲，一个人可以既否定第一次革命，也否定第二次革命；但他绝不能既肯定第一次革命又肯定第二次革命。
有趣的是，现在偏偏就是有不少人既歌颂第一次革命，又歌颂第二次革命。譬如说，他们歌颂邓小平早年投身共产革命，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为推翻“旧社会 ”建成“新社会”立下了不朽功勋。可是，按照这些人今天的标准——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个硬道理，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等等；当年的邓小平不正是地地道道的“动乱精英”幺？他的所作所为不正是货真价实的“颠覆政府”，而且还是“用暴力颠覆政府”幺？更何况这场“暴乱”的目的正是要摧毁原有的一点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而开辟“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语）。这难道是应当歌颂的吗？也许有人会辩解说，虽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信奉的观念确有不少问题，但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仍是可歌可泣的。
这就怪了，说起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你们强调其理想主义，而不管其理想本身包含多少谬误，也不管他们为了实现其理想采取了何等恶劣的手段；说起现今的中共领导人，你们又大力称赞其务实精神，而不管其腐败与残酷。两种标准任意倒换使用，天下的便宜事都给他们占全了。
当然，邓小平等既能翻然醒悟，重新复辟被他打倒过的资本主义，那总是值得欢迎的。若单就改革这件事而言，我当然是赞成的，支持的，但若论及对邓的评价，我们不能不结合他一生的全部作为，因而是否还应给予高度的赞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只因为中共搞革命，搞共产这一历史性的错误，中国人民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和整整几代人青春的沉重代价，这是决不应当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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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评邓》，北京之春1997年3-6月号，后收入文集《犬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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