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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今年夏天启动打击“网络谣言”的专项整治运动,此后针对网络言论的管制力度日益加强。其中包括逮捕数十名据称“散布谣言”的网民;公布“网络诽谤刑事案量化入罪标准”,规定“网络谣言”被转发500次者可被判刑;召集网络名人召开会议要求他们“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各级政府机构在网络平台上的活跃度增强,试图控制网络话语权。 美联社报道称,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任贤良在本周与外国媒体记者会谈时表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网络环境是鱼龙混杂的话,现在网络空间的天空已经变得晴朗,因为我们打击了网络谣言。” 网络舆论显“寒蝉效应” 此前,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今年8月到10月之间,被选作调查样本的100位意见领袖的发帖量减少了将近25%,活跃程度不及政府控制的大量官方微博账号。 观察家认为,打击行动在压制异议和导致自我审查方面“成效显著”,使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派网络意见领袖“噤若寒蝉”。 甚至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秘书长祝华新在发布调查结果的时候都认为,相关打击行动可能有些过头。他举例说,今年10月初浙江余姚发生洪灾之后,网民在转发有关当地政府救灾措施不力的消息和评论时显得非常克制。而一年前北京暴雨成灾的时候,网民们还曾连篇累牍地抨击首都排水系统“不给力”。祝华新认为,这提醒政府方面要注意在打击网络谣言和保障信息流通方面拿捏平衡。 民怨无处泄 北京恐“引火烧身”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相关举措将导致公众的不满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疏解,北京政府最终可能“引火烧身”。 “如果公众无法表达不满,他们就可能走上街头,”历史学家、政论人士章立凡对美联社表示。他本人的网络账户最近遭到封杀,原因很可能是他在上面分享了一些令中共感到不快的历史事实。 “政府本可以从公众意见中感受社会脉搏,但如果没有人说话,他们(政府)就会陷入一片黑暗中,”章立凡表示,“他们堵塞视听的做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中国互联网的崛起过程中,北京政府始终试图将其纳入控制。而近年来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的爆炸式发展则是他们所面临的最新挑战。言论自由的倡导者认为,新技术为他们的主张带来了巨大动力。 负责互联网事务的中国官员任贤良透露,今年6月,中国微博用户超过3亿3000万,微信也拥有超过3亿用户,并表示这一增长势头“令人出乎意料”。 北京政论家陈子明表示,中国政府在控制社交媒体方面所获得的“显著成就”对于言论自由则是一个巨大打击。 “他们一直都控制着报纸、广播和电视台,但是互联网中有一些漏洞,而微博则曾经是最后一个这样的漏洞,”陈子明对美联社表示,“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如果10%的账户被封,就会有其他20%到30%的用户不再发言。” 北京当局在最近几个月内逮捕了一些微博博主,指责他们散布谣言或扰乱公共秩序。其中包括16岁少年杨辉因为对一起谋杀案提出质疑而遭到警方拘捕。许多知识分子、作家和记者的博客和微博被“人间蒸发”。网络名人、美籍华人薛蛮子被当局以“嫖娼”罪名逮捕,此后国家电视台更是公布其"采访认罪“的视频,试图进一步打击其形象。 美联社评论认为,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在中国宣传官员眼中,它们都是加强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决不允许出现“杂音”。 任贤良在与外媒记者交谈时大力宣扬对公共话语进行“良好管理”的好处,“网络公共舆论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这为党和政府总体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公权蛮横难敌民间创意 但是,历史学者章立凡则认为,北京政府在封杀那些恪守法规的批评性博客账户时并未按章办事。“他们认为批评就是反对,(封杀账户)这是很愚蠢的行为”。 尽管声称在网络管制方面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北京当局依然可能继续推出其他的管控措施。在涉及今后5到10年的一份指导性文件中,中国高层领导人明确指出国家必须通过“积极引导”和“管理”的方式,确定网络舆论的基调,政府应该对网络通讯的发展进行“标准化”。 政治分析人士预测,北京方面将继续对网络言论实施强力压制。他们在‘维稳'方面已经相当紧张,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者曾锐生(Steve Tsang)对美联社表示,“有鉴于当前政治环境,我不认为会出现任何宽松。”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林和立(Willy Lam)则表示,尽管如此,中国网民在对付言论审查时历来不乏创意。“我认为猫抓老鼠的游戏将继续下去。人们也许现在会有些害怕,但过一段时间之后,从前的模式又会卷土重来。” 德国之声译自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