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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5日，恰恰是一个星期日，北京的天空晴朗异常，湛蓝湛蓝的，连一丝白云都见不到。风虽然停止了，但凉气逼人，真是个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
像往年一样，今年的这一天，天安门母亲相约，一起去北大未名湖畔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扫墓。
自从2000年4月，当时已79岁高龄的埃德加·斯诺夫人特地来华为其丈夫扫墓，事后去中国人民大学看望丁子霖女士，遭到中国国安局横蛮地阻拦。从此，她再也没有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据悉，这些年埃德加·斯诺夫人心情极坏，一直在考虑是否要把她丈夫的遗骨迁出中国。
在1989年之前，埃德加·斯诺夫人还曾不止一次受到中国政府盛情邀请访华，但她却如何无法容忍89年政府的那场大屠杀，从此拒绝再来中国。这次她来华是离惨案十一年以后，而且是按旅游签证来的。天安门母亲对她此次遭遇，自然十分同情。在万般无奈之下，大家做出决定：不管斯诺夫人最终做何决定，但在她不再亲自来华扫墓的情况下，每年斯诺先生的忌日，我们都要去北大代她和她的家人扫墓，以安抚这位老人受伤害的心灵。
天安门母亲每年如约前往，尽管参加扫墓的人数不一，但都会在2月15日这一天来到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斯诺先生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六朵红玫瑰、四朵白玫魂。那是天安门母亲爱心的象征。鲜花两端各佩有一条纸带，一条写着“献给尊敬的埃德加·斯诺先生”，另一条写上参加者的名字，或写上“天安门母亲敬献”。
母亲们之所以如此执着，年复一年地做下去，因为她们心里十分清楚。2000年埃德加·斯诺夫人来华，没有去与中国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级官员见面，而是去北大扫墓之后直奔中国人大大学，她想去看望一个在“六四”大屠杀中痛失爱子的母亲丁子霖女士。对于斯诺夫人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需要非凡的勇气与魄力的。据她说：“这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
当年埃德加·斯诺先生所著《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曾影响了几代西方人和中国人，为中共夺取政权并获得国际社会承认起过重大的作用。因而被毛泽东和他的同道们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延安窑洞到天安门城楼，一路走来都给予国宾级的礼遇。尽管，斯诺先生生前最后一次访华，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觉察到毛泽东的专制，但他的中国情结，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同情与关注数十年来已深植于心，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于是才有了后来将其骨灰的一半葬于他曾任教过的中国北京大学之举。然而，1989年“六四”在中国首都北京所发生的这场血腥大屠杀在全世界面前彻底暴露了中共的专制和反人道的本性。
不用言说，也不必书写，作为天安门母亲与埃德加·斯诺夫人的心是相通的。她们理解夫人2000年不顾已年届八十高龄，从万里之遥来到中国，无非是想用自己的行动，尽一己绵薄之力来弥补其丈夫生前的缺憾，继承其丈夫的遗愿，表达他们作为外国友人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同情与关怀。以此安慰亡灵，使得自己的良心也得以安宁，如此而已。
然而，老人的这份朴素的心愿却被中国政府粗暴地践踏了。那一年，令埃德加·斯诺夫人伤心的北京之旅，略感安慰的是虽然她未曾见到丁子霖，但是她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门口终于见到了另一位天安门母亲，那就是苏冰娴女士。苏冰娴女士的21岁儿子赵龙也死于“六四”大屠杀。由于丁子霖那天一清早便被国安局的官员和众多便衣拦阻在家，苏冰娴女士恰访丁家。在警备森严、便衣林立的情况下，她勇敢地独自从丁家中走向学校大门口。会见了被挡在学校大门外的埃德加·斯诺夫人和她的儿子克里斯多夫·斯诺先生，不仅用英语与夫人母子俩作了简短的交谈，还向在场的西方媒体记者发表了讲话。次日当苏冰娴女士再次来到丁家时，却被守在丁家门口的国安局的便衣绑架而去。他们反复审讯了她24小时，还劝诱她说什么“你是革命的后代，不要和敌对势力混在一起……”。最终还是由埃德加·斯诺夫人亲自给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写信交涉，苏冰娴女士才重获自由。而丁则只能在电话中以及以后的信件中与埃德加·斯诺夫人联系，始终未能谋面。此次的中国之行实在令埃德加·斯诺夫人伤透了心。
中国的极权制度，不仅要求国人与其保持高度的一致，就连他们的外国友人，即使是有着数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也不例外，说翻脸就翻脸，一旦变起脸来，不仅六亲不认，而且一古脑儿地都装进了“反华敌对势力”的箩筐里去了。
从此，苏冰娴女士也上了国安局的黑名单，受尽了屈辱，遭到了非人的待遇。没有想到，最痛心的是，苏竟于2001年初不幸暴病身亡。
所以，每次母亲们去北大为斯诺先生扫墓时都不由得想起冰娴，缅怀这位与她们患难与共的好姐妹，如果今日她仍健在，也定会年年前去为斯诺先生扫墓的。
今年的2月15日，这一天尽管寒气袭人，但没有挡得住母亲们。素来性急的徐珏清晨8点多就从五棵松坐公交车来约丁子霖同往了，她知道丁的丈夫患了重病无法外出，她便担起了照相的任务。等丁去花店取来预定的鲜花，两人按时来到北大西校门时，发现了张先玲与张艳秋、后又看见黄金平与尤维洁她们都先后到达了。张先玲女士前几天感冒发烧，病后初愈，身体还十分虚弱，但她还是坚持从朝阳区赶来了。
今年的扫墓，母亲们的心情格外沉重，因为不久前从海外友人处获悉，2000年陪同斯诺夫人前来中国的她的儿子克里斯多夫·斯诺因患癌症而不幸病故。这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斯诺夫人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同历丧子之痛的天安门母亲们更能体察这份刻骨铭心的痛楚。她们真不知用何语言去安慰这位已年届九十伤心欲绝的老母亲。大家决定今年在鲜花的一根飘条上在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名字后面加上他们的儿子克里斯多夫·斯诺先生的名字，以寄托天安门母亲们的这份念想。
然而，在另一根飘条上，大家却是费了番思量，因为有一年，北京市国安局的官员找到丁的家里，他们支支吾吾地提出：
“你们扫墓就扫墓吧，献花就献花吧，干吗还要写上‘天安门母亲”呢？
“为什么不能写呢！”
“北大是个公共场所，你们这样写不太好。”
“有什么不好！我们这样做又没有影响到公共场的秩序！”母亲们万万没有料到政府当局竟然会对“天安门母亲”这个称谓如此紧张与敏感。
于是，今年她们在扫墓时，在鲜花的飘条上干脆写上每个扫墓者的真实姓名，她们是三位“六四”遇难者母亲:丁子霖、张先玲、徐珏；三位“六四”遗孀：尤维洁、黄金平、张艳秋。
离开未名湖畔小山坡这座清冷的墓地，走在北大校园里，母亲们的内心充满伤感，年年扫墓，年年在墓地见到的都是这番清冷、寥落的景象，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扫墓者。母亲们几乎没有看到过鲜花，唯一的一次惊喜的是母亲们到达时看到墓前有了一小束无名氏留下的鲜花。这是怎么了？在“改革开放”前的旧时代和“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母亲们无从得知政府当局乃至北大是如何对待斯诺先生之墓的，但是她们亲眼目睹了2000年政府当局对斯诺夫人翻脸后是如何对待这位外国老朋友墓地的。记得母亲们第一次去扫墓，墓地不仅零乱而且污秽不堪，丁的丈夫蒋培坤在为大家拍照留念时还不不慎踩了一脚粪便。那次，大家折下树枝还把墓碑及周围地面简单清扫了一下。为了不让斯诺夫人伤心，每次母亲们在信中总是报告一些让她宽心的事。在以后的数年，墓地倒是干净了些，但也更显得冷落了。
天安门母亲200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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