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先生一九九0年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设立的中国学社，先后在普林斯顿地区住了八、九年。这个学社的经费是亡友艾理略(JohnB.Elliott)先生独立捐赠的。他是一位中国艺术的收藏家，一生乐善好施，捐了无数的钱支援学术和文艺的团体。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他不忍见许多中国学人和学生流离失所，决意在普大成立一个研究机构，让一部分流亡者可以暂时栖身，继续学业。由于这一机缘，我才认识了捷生。最初几年学社常常举办文化和学术讨论会，因此我和捷生在会外交谈的机会不少。由于我们都爱好围棋，谈得更是投契。可惜当时彼此都太忙，竟没有手谈的闲暇，我至今引为憾事。现在捷生已移居华府，手谈更是无缘了。但分别多年，捷生的爽朗、热情、观察细致、以及择善固执等等特性,只要稍一回忆便仍然如在眼前。

捷生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便以写中、短篇小说享誉文坛，并且多次得奖；他是当时所谓“知青作家”最杰出者之一。所谓“知青”是指“文革”中“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发生时他才十四、五岁，但一九六八年便被送到广东西江流域的高要县农村落户，两年后又转到海南岛五指山区的一所农场去垦荒，四、五年后才回到广州。他写的虽是虚构的小说，其实都是以下乡的生活经验为根据的真实故事。七、八十年代之交，“文革”仍是禁区，不能见诸文字，所以许多知青都只能写自己的个人经历。这才产生了一批“知青作家”；他们的作品听说往往只能在地下流行。捷生最近又以散文的方式写了几篇《文革琐忆》，叙述他的下乡生活，十分生动。从我的史学专业的角度说，捷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最可贵也最可信的当代史料。唐代杜甫的诗，后世称之为“诗史”，捷生的作品正可作如是观。

捷生爽朗、热情的性格中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是非好恶感，使他在面对着大是大非时，不能装聋作哑。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两次“天安门”运动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第一次侥幸逃过，第二次则逼得他走上了长期逃亡的生涯。早在一九八0年代初捷生便已出任广东省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只要他肯泯除一点孟子所谓“是非之心”，采用老子所谓“和光同尘”的处世态度，今天他也许是大陆文艺界的风云人物之一了。但在最重要的关头，他在人生价值方面作出了最明确的抉择。“六四”的血泪历程是他刻骨铭心的人生经验。关于这一段历史，我当时读了不计其数的中外报导，但在我心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则是捷生的《血路1989》和《最后的北京》。这两篇既生动又富于感情的第一手证词把我带进了现场，至今记忆犹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名言。这八个字的评语用在这两篇文字上是再确当不过的。

捷生求仁得仁，对当年的人生抉择无怨无悔。但读了他三年前所写《絮与根》的散文，他似乎有一股挥之不去的乡愁。其实严格分析起来，无论说人生如柳絮随风飘扬或落叶归根，都是文学家的想象。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多少代传下来，当然可以说是生了“根”的。但是现代社会的重心移向城市，流动性越来越大，“根”的观念便动摇了。即以捷生而言，孔家多少代的“根”原扎在广东南海县洙泗村，但从他父亲这一代开始，这个地域性的“根”已因迁居而切断，捷生也只能写《洙泗村拾忆》了。捷生自己从一九六八到一九八九，二十多年间上山下乡、自南而北，他在中国大陆上又何尝生过“根”？但是我并不否认现代人有“根”，不过这个“根”不存在于任何固定的空间。在现代流动社会中，个人的“根”大致是指他童年以来所逐渐形成的一套生活情调和价值取向，也可以统称之为文化。文化的“根”必然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人之所至，“根”必随之。二战期间，托玛斯?曼流亡在美国,有人问他怀念故土否，他说：“我到什么地方，德国就在什么地方。”这并不是一句狂言，而恰恰表示他自信日耳曼文化已在他心中生了“根”，随时随地都和他同在，“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捷生流亡到新大陆，也同样把他的文化“根”一起带来了。他的“根”移植到新的土壤中，不但没有枯萎，而且由于新养分的滋润，变得更茁壮了。从这个更茁壮的“根”上，长出了一树茂盛的花叶。今天这些花叶已开始飘向彼岸的故土。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最近才知道，捷生以“易大旗”的笔名在网络上写了不少杂文，针对着中国的现实作出了“鞭辟入里的批评…时时引起轩然大波。”(见余杰《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止一日千里，以讯息传播而言，全人类都已生活在同一“地球村”之内。捷生不但没有离开过他的“根”，而且也未曾真正和他的故土隔绝过。我希望这一明显的事实可以稍稍疏解他的乡愁。

捷生要我为他的文集写序，以上匆匆写出我的一点读后感，聊答雅意。


余英时

（作者余英时为著名历史学家）

（孔捷生纪念六四20周年的新书《血路1989》，已由香港夏菲尔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