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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无处不在的中国特工首次向一名异见人士或政治活跃分子作出威吓时，他们通常会在半夜到目标者的家，邀请他们去「喝杯茶」。在某个秘密地点奉上茶 后，特工便会向客人解释，如果他们不停止公开批评共产党管治，他们及其亲戚朋友便可能会失业、被长期监禁，甚至可能会因此「消失」。
所以，六四事件中被监禁的最高级官员鲍彤邀请我到他位于北京西面的住宅喝茶，某程度上是理所当然的。
二十年前的今周，即在1989年6月3日和4日，人民解放军向没有武器的示威者开火，造成数百名——可能是数千名——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旁观者死亡。随着这 场血腥镇压迈向二十周年，现年已七十七岁的鲍彤仍被中国政府软禁，他的住宅受到二十四小时监视，行动也被公安严格限制。我本来邀请他外出到餐厅午膳，但他 耐心地解释，由于他正被软禁，所以在他家见面会比较方便。
鲍彤当日在家门前迎接我，脸上带着苦笑，一头黑发，身形瘦削，穿着一件普林斯顿大学的汗衫，很难相信他曾在文革期间经历过六年的劳改，然后由从1989年 开始在恶名昭彰的秦城政治监狱被单独囚禁了七年。我告诉他，我在公寓入口被一脸凶相的男人要我解释来看他的原因，他脸上露出狡滑的微笑。
外出有30人尾随
「我正在贡献国家，刺激内需、增加就业，协助解决金融危机。」他说道。他的国语带有南方人独有的口音，以及共党高干满有自信的特征。「你只在楼下看到三个 人，但如果我想外出，会有三队人跟着我：一队徒步、一队坐车、一队骑摩托车。试想一下，监视我一个便要用上三十多人，如果政府决定要监视中国十三亿人，我 们就可以解决全球失业的问题了！」
虽然这种以不愉快话题为主的幽默，以及对共党宣传口号的讽刺经常可在网上看到，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中共高层公开这样说，虽然他已经引退。
鲍彤1932年在上海出生，父亲是一名搪瓷厂文员。年轻的鲍彤受到两名叔父影响，他们都是着名的左派知识分子：一个后来成为牛津大学教授；一个绝食要求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抗日军。
鲍彤在上海读高中时，遇到了日后的太太蒋宗曹。蒋宗曹当时是活跃的地下共党分子，曾因组织示威而被赶出多家学校。蒋宗曹在1949年——即共产党经过一场 血腥内战而上台掌权的那一年——说服鲍彤加入共产党。鲍彤在党内晋升得很快，但在1969年文革期间被批斗，并送到东北接受劳改。
当文革在1976年结束时，很多曾被批斗的官员返回政坛，鲍彤被委派政府高职。在八十年代，他是总理赵紫阳的高级助手，并在1987年加入中共中央委员会。鲍彤主理政治改革，而且是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
在他简朴暗淡的公寓，首先吸引我视线的是书架上一张赵紫阳的大照片。赵紫阳的秘密回忆录刚在数周前于香港公开发售，是罕有的中国政治高层第一手记述。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鲍彤向我极为详尽地讲述了在八九民运期间七个星期愈来愈激烈的权力斗争的内幕。
邓小平须负全部责任
他一开始便说：要为下令解放军屠杀人民负上全部责任并应独自负责的是邓小平，一位在1997年离世前一直在幕后掌管中共领导层的党元老。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邓小平是现代中国之父：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建筑师。但在1989年，他只有一个正式头衔：中央军委主席。
「大部分学生当时都不是要推翻邓小平，他们是希望中国进行改革。」鲍彤说：「问题是邓小平觉得受威胁，于是召集军队，悲剧便是这样发生的，中国历史上一场 真正的悲剧。」鲍彤解释，赵紫阳认为，学生对民主及终止贪污腐败的要求，正是共产党宣称自己所代表的东西，而怀柔政策将是结束示威的最佳方法。
两人在处理手法上的分歧最后证明是相当关键的。但赵紫阳尝试阻止出兵的努力在1989年5月17日结束，即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其他政治局常委逼他辞职。在5月18日半夜，赵紫阳在天安门作最后的公开露面，含泪劝吁学生结束抗争，返回校园。
从当晚一张着名照片中，可以看到当赵紫阳向示威者讲话时，现任总理温家宝就站在他的旁边。鲍彤拒绝透露，温家宝是否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是赵紫阳的支持者。「谁知道他是否支持赵紫阳？只有他自己知道。」
鲍彤谨慎的态度提醒了我，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正被纪录下来，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四周，像可以发现什幺偷听器似的。这条问题不会对我或我的招待者有任何好处，因此我把话题返回1989年及赵紫阳辞职之后的日子。
「很多人认为赵紫阳是要密谋推翻邓小平。」鲍彤说。「事实上，他和我的确在他被迫辞职那天有一个『阴谋』，就是赞扬邓小平。」赵紫阳打算安抚示威者，向他们解释为何邓小平没有正式的政府及党职位却仍然可以掌权，希望可以藉此阻止屠杀发生。
鲍彤被指与赵紫阳有牵连，后来因此受罚。我问他，是否后悔当时没有真的与赵紫阳合谋政变。「有人说赵紫阳可以模仿叶利钦爬上坦克。」鲍彤说：「但那是没可能的：没有一个军人会听命于赵紫阳，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他们听命于他们的军官，那些军官听命于将领，将领则听命于邓小平。」正如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出政 权。
儿子被禁回国探亲
我低头看着面前尚未碰过的茶杯。我一直听得入神，专心得没有喝过一口，已不知道面前的杯子是我的还是他的。鲍彤生动地描述，掩饰了他当时不在北京的事实。他是在多年之后，在被偷运进来的西方传媒报道协助下，才得以把零碎的片段结合起来。
在1989年5月28日，鲍彤被捕，并被送到秦城监狱——中国从五十年代起使用的主要政治监狱。他在那儿变成编号8901——即1989年首名进入秦城监 狱的囚犯。他被囚禁在一个六米乘六米的水泥囚室内，只有一块放在两个木架上的木板做床。「我躺在木板上，然后睡去。人们问我怎幺不觉得害怕。之前我不知道 他们什幺时候会来找我，而现在我已经不用再担心。」
他的囚室没有门，但有一个警衞坐在出口对面一张桌子旁；两名军人在他后面站岗。坐下的警衞的工作是在一本笔记本上，记录他一天下来的所有动作。每分钟一 次，持续了七年。鲍彤想起那警衞的沉闷工作时笑道：「晚上八点，囚犯8901在睡觉；八点零一分，囚犯8901在睡觉；八点零二分，囚犯8901在睡觉； 诸如此类。」
在1996年，鲍彤终于出狱，改为软禁在家。他描述家人因此面对的困境时，面容有些绷紧。他的儿子鲍朴现年四十二岁，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教育，是美国公民，也是赵紫阳回忆录的出版者。他被禁止进入中国探望年老的双亲。
但受最多苦的是鲍彤的妻子。他提到，赵紫阳在2005年去世的那天，他和妻子想前往悼念赵紫阳，但被门口的守衞阻止，威胁他们不要外出。「我告诉他们阻止 我出去是违法的。」而那些人却把他的妻子推倒在地上，令她盘骨折断，躺了两个多月医院。「中国共产党就像黑手党一样。」鲍彤说。「如果黑手党头子觉得你可 能会背叛他，他就会杀死你，或把你关进狱中，喜欢关多久就多久。这不是一个政党或一个政府应该做的。」
尽管他和家人承受了这幺多，但鲍彤仍然觉得，相较于那些被指与六四事件有关而仍在牢狱中的人，或那些在血腥镇压及其后的秋后算账中死亡的人而言，他自己是幸运的。
鲍彤指出，为难他的人是恐怕有一天他会获得平反，再次成为共党高官，或主导另一场政治运动。鲍彤说，一些仍担任政府高职的老朋友仍然尝试给他保护。「我应该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并以常说的口号表示我的谢意：『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就是这种讽刺式的幽默令人感到，现时中国领导人面对什幺真正威胁，即使六四事件已经过了二十年，邓小平也离世了十二年。鲍彤讽刺共党的口号，抹黑他们的半神半人人物，但他毕竟是共产党的一份子。如果他可以公开表达他的想法，中共担心整个独裁架构会开始瓦解。
「中共把谈论六四事件列为违法行为，抹掉当年天安门事件的回忆。但中国每天都有小型天安门民运，在郡县村镇，如果有人尝试表达不满，政府便会派出五百个公安镇压他们，这是有中国特征的民主和法治。」
「中国国歌第一句是这样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相信，中国迟早会有真正的民主，只要有人希望被平等对待及希望他们的权利受到尊重。」
「这都要靠我们自己，要看我们——中国人民——什幺时候愿意站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茶已经冷下来了，桌上执拾好以准备吃午餐。鲍彤的家人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我离开。即使与外国记者握手也会令他们受到政府的批评，而且，在他们经历过那幺多事 情后，我不想成为他们另一个麻烦的根源。当我离开升降机时，我把摄录机转向坐在大堂的保安，他大叫要我将之关掉，于是我匆匆离开，三十双眼睛的注视几乎把 我的后背烧开个洞。
几天之后，鲍彤被公安当局邀请到中国南部旅游。他的儿子说，鲍彤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守衞陪同下出发的，并要到6月7日才会回来，也就是极为敏感的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过去之后。
作者 Jamil Anderlini
《信报》译自金融时报茶叙专栏（ Tea with the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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