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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8日，设在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奖项不仅是对刘晓波个人的奋斗、贡献和精神的尊敬，而且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敬意。这个奖理所当然地在中国民主运动和中国社会中激起强烈反响。人们期待着这个国际社会崇高殊荣，将对促进中国民主运动和民主化进程有重大影响。本文简单讨论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意义和为中国民主运动发展提供的契机。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讨论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民主运动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发展前景。
理解诺贝尔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意义需要追溯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历程和困境。中国民主运动可以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作为分界分为两大阶段。
中国本是亚洲最早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但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夺取中国政权后的共产党革命消灭了一切民主的社会基础、组织制度和思想意识。70年代中期，由于毛泽东革命给中国带来惨重灾难，大陆青年和那些曾经为追求民主自由而加入中共的共产党改革者开始反思，并再度拥抱民主自由的理念。1976年“四五运动”标志中国民主运动的新开端，民主墙运动和高校自由竞选运动是两个高潮。虽然，在1981年到1983年，中国民主运动遭到严重打击，但民主力量继续在参与改革中开拓新的活动空间。80年代后期，其在中国出版、教育、文化、理论、法律、新闻和咨询等领域均有开创性活动，广泛传播了民主改革理念，使之成为朝野主导思想，最终促成1989年学生运动和随后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风潮。横向比较，在基本上没有国际支持的情况下，中国民主力量开拓性成就和本土影响力，达到世界上最好的水准。
“六四”屠杀及其后的政治清洗，严重削弱了各方面支持和同情民主的力量。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为中国精英和国际资本打开巨大的发展空间，并迅速产生政治效应。那些在80年代支持民主的本土精英和1989年后支持民运的西方力量，先后转向支持中国执政者。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民主力量先在中国本土、而后在国际社会中被边缘化。到世纪之交，中国民主运动处于极度困难之中。21世纪之初，尽管腐败、贫富不公和道德沦丧等各种问题急剧恶化，但人们仍寄希望于统治者通过改善治理，解决问题。特别是2002年新的权力核心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后，一度点燃了人们心中建立一个宪政和法治保障的公正社会的热望。各类民间运动兴起，呼应或响应所谓的“胡温新政”。除少数自觉者外，多数活动人士都采取非政治化或政治脱敏化的专业活动行动策略，渐进解决中国的问题。以改变国家政治体制为直接行动目标的民运继续处在边缘化的困境中。
然而，胡温新政并没有实现人们的希望。从事专业活动的各类民间运动很快就饱受执政权贵们的打压和羞辱。现实中的挫折教育了八九后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年轻一代。他们终于认识到，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不建立一个合理的宪政框架，民间运动不仅不能通过非政治化解决问题，而且甚至不能在傲慢而腐败的权力面前维护专业规范和尊严。于是中国各种民间运动迅速与民主运动合流。2008年12月初，303位各界民间人士联合发布《零八宪章》，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中国。《零八宪章》是后八九中国民主运动走向复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八九后中国民间运动与中国民主运动合流所达成的共同纲领。
对于《零八宪章》，中国执政者一度举棋不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迅速出台的措施是为遏制其扩展。2009年年底，在基本遏制《零八宪章》在国内发展的势头的情况下，当局出于对局势的误判，采取杀一儆百的方式，在圣诞节期间重判后八九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刘晓波，以了结《零八宪章》案。此举立即激怒国际社会。在不断扩展和持续升温的抗议声中，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不顾中国政府的压力，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
诺贝尔奖作为国际自由民主社会的最高奖项，绝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对政治迫害的抗议性反弹，而是一个转折点，表明国际社会再度高度评价和尊敬推崇自“四五”运动到《零八宪章》的中国民主运动的艰苦努力、牺牲、精神，以及其对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和意义。
应当说，国际社会给与中国民运的这一崇高荣誉姗姗来迟，其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进步的动力机制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 1989年民主运动以前，国际社会基本上对中国民主运动不支持，除少数人权团体、驻京记者和专攻中国政治的学者外，几乎没有大的力量对中国民运有过关注。 1989年民主运动激发的热切期望和“六四”屠杀激起的义愤，数年后就消失了。面对恢复了政治稳定、重新赢得了精英支持并成功地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政府，国际社会决定采取接触交往政策，争取和鼓励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寻求发展机会。他们期待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学习到新规则，然后转而在内政管理上改变原有方式。为实施这样的和平演变战略，国际社会尽量顾全中国政府的面子，避免让中国政府不舒服的话题和做法，因此人权和民主化的议题远离了许多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日程表，中国民运被冷落和边缘化。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中国政府及重新评估20年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后果。迅速度过金融危机的中国政府，开始以傲慢的姿态和口吻，表现出挑战国际社会规则的意图。这一姿态让国际社会感到不安。中国并没有接受国际社会的准则，而是韬光养晦，试图崛起后伺机改写国际社会规则。国际社会在挫折和沮丧之后，开始调整政策，不再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中国政府的自我改进上，而是再度决定促进中国社会内部民间力量和民主化力量的成长和努力。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正是这样一个转向的标志性事件。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表明，中国民主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政治纲领《零八宪章》业已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承认。诺贝尔和平奖不仅仅是一个荣誉和一份奖金，而是一个国际支持的取向指南。该奖会引领大量的国际舆论关注和各类资源的走向。这些都为中国民主运动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国际条件。
同时，诺贝尔和平奖也对中国民主运动在本土拓展影响创造了契机。后八九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在全球化进程中，比较前辈，对于国际事件有更敏锐和直接的反应心理取向。作为国际大事件，诺贝尔和平奖会让中国的年轻一代，以正面认知的心态，将关注目光投向刘晓波、《零八宪章》、中国宪政民主和民主运动。这将有助于提升《零八宪章》和民主运动在青年一代中传播的机会。
然而，不论诺贝尔和平奖为中国民主化发展提供的机遇有多大，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前景并不取决于诺贝尔和平奖。前苏联异议人士曾获得过几次诺贝尔奖，但这些奖在前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转型中所起作用有限。中国民主化的前景以及中国民主运动在民主化中的角色，取决于民主运动如何利用诺贝尔和平奖提供的机遇，在中国寻找现实的政治机制实现《零八宪章》，并为此解决好一些长期困扰民运的困境性问题。
首先，中国民主运动和民间运动应该利用机遇，加速推广《零八宪章》，不仅要征集更多的人签名，而且更重要的是，各大力量板块和组织要自觉地将《零八宪章》认同为政治纲领。当《零八宪章》能够成为各方共认的政治纲领时，就会大大加强《零八宪章》的政治影响力和对年轻一代的指南功效。
《零八宪章》提出了建立一个宪政中国的蓝图，但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战略措施。这妨碍了《零八宪章》被广泛接受，也使得《零八宪章》作为政治纲领太空泛。探索《零八宪章》的实施战略，需要勾勒出一幅现实的中国民主化的路径图以及在实践中探索的机制。《零八宪章》只有在实践中表现出可以实现的可行性，其才能真正成为民主化的纲领。从比较民主化进程的角度看，至少有三项努力是不可缺少的：
第一、要有一个民主化的路径图。这个路径图不该在革命或改良这类争论中澄清，而是应该从总结人类第三波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中寻找线索。转型的途径有哪些？影响因素有哪些？转型的动力是什么？转型要经历哪些阶段？世界民主化实践及转型理论，为把握这些问题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答案。
第二、要有实现《零八宪章》的组织架构。没有强大的政治组织动员民众、引领发展，政治转型将不仅高风险、而且方向不确定、不稳定。中国民主化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建立这样的组织机制极为艰难，但却是实现中国政治转型必须解决的政治任务。
第三、要发动大规模政治风潮，以启动转型。即使在民主国家中，街头运动和政治风潮也是人民展现力量的形式，因为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活动容易被专业精英所操纵，流于形式，脱离民众。在非民主国家中，大规模政治风潮更是启动转型的必要条件。
上述三项努力，还仅仅是民主力量启动转型所必须做的事情。在启动转型后，为促使转型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民主化力量还要做许多更艰巨的工作。这些也需要现在就做调研和准备。
总之，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为中国民主力量推动实现《零八宪章》提供了机遇，但能否抓住机遇，成功地启动中国政治转型，取决于中国民主化力量现实地操作。
注：王军涛，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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