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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进入二零一一年，北京的冬天是一九八九年以来最寒冷的时刻，突然从香港传来司徒华先生逝世的消息，更加让我寒透心肺。回想起与华叔的几次会面，让我百感交集，心潮起伏。不过，我知道华叔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尽管许多依附权贵的香港教会都与之保持距离，但他与基督耶稣的距离却比那些假冒伪善者更近。基督徒不畏惧死亡，如基督耶稣所说“这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一生为真理与自由征战不息的华叔，如今总算可以安息主怀，在天国里享受永恒的平安与喜乐了。
第一次见到华叔
我第一次与华叔见面，是在二零零四年访问香港的时候。《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带我到一家酒楼与华叔共进午餐。在见面之前，华叔在我心目中便是一个传奇人物，我读到过一些回忆黄雀行动的文章，都谈到华叔在其中的所起的关键作用，甚至有他不惜以身犯险、携带重金，与黑社会头目谈判营救学生和知识分子领袖的细节。有一部香港电影中还化用了这段历史，不过在一贯喜欢解构崇高的香港搞笑电影中，那个 “疑似”华叔的人物被高度漫画化了。尽管如此，我想像中的华叔仍然是一个颇有几份英雄气概的，宛如从《史记•游侠列传》中走出来的人物。
与华叔一见面，却让我大跌眼镜。在一般人都很注重穿着打扮的香港，华叔却是一身寻常的夹克和布鞋，如果他走在街头巷尾，简直就是一位毫不起眼的邻家老伯。他的花白的眉毛极长，眼镜后面的眸子里流露出的是慈祥的目光。谁能想像这位仿佛“大隐隐于市”的老人，就是创立了民主党、教师协会和支联会等对香港社会影响深远的三大组织的“香港的良心”呢？
那一次，我与华叔交谈不多，主要是金钟先生对华叔作访谈。华叔纵谈香港政坛的动向，若庖丁解牛，胸有成竹。此间，华叔仍然见缝插针地向我询问了一些内地的政治经济及民主人士的状况。他尤其关心天安门母亲群体，特别叮嘱我回到北京后我向丁子霖女士等人问好。华叔说，“六四”之后，他的回乡证被注销，再也不能赴内地探亲访友，而丁子霖女士也无法到香港来，所以他们至今未曾谋面，但心灵是相通的，因为“‘六四’是我们共同的伤痛”。
“六四”夺走了数千名学生和市民的生命，改变了包括丁子霖女士在内的许多母亲的生命轨迹，也改变了华叔生命中后二十年的重心与焦点。此前，华叔多年任职教育界，积极参与香港的社会运动，创办了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师协会”，发起中文教育合法化的“中文运动”等；此后，“六四”的鲜血让他念兹在兹，他的眼光不再局促于香港一地，而拓展到中国大陆和整个华人世界。
在华叔看来，平反“六四”乃是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开端，而中国大陆若不能实现民主化，香港的民主自由便如水月镜花般不可靠。虽然有《基本法》在，但无法无天的中共何曾尊重过哪一部法律？在此背景下，“六四”并非只发生在北京，“六四”亦发生在香港。所以，在华叔、支联会以及许许多多具有良知与远见的香港市民的支持下，每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成为华人世界中最温暖人心的光芒。
分享香港民主运动的经验
二零零六年六月底，我与八九学运领袖之一的张前进一同访问香港，重要的一个访问项目就是会见华叔，向他请教香港民主运动的经验。当时，刘晓波和我分别担任独立中文笔会的正副会长，虽然独立中文笔会只是一个拥有一百多名会员的松散的小型“作家协会”，与会员十万计的“教协”不可同日而语，但已经让我们难于应付了。此前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性情随意、思维方式天马行空的我们，甚少有组织管理方面的经验。由于中共建政之后几乎消灭了所有的民间组织，所以中国大陆民间务实性的干才寥寥无几。在这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向公民社会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的香港好好学习。
我们相约在教协的办公室内会谈，旁边即是教协所经营的一家小型超市。华叔指了指外面的超市，话题就从超市谈起。他说，一个组织，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经费的问题。经费不能靠会员缴纳的会费，也不能靠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资助，最好能够自力更生地开拓财源。所以，教协一开始就有这方面的考量，贷款买了楼，开办了超市。如今，超市的经营状况相当良好，收入足以支撑教协的日常运作，还能对一些教师家庭提供救急式的帮助。
至于香港的民主派如何避免像海外民运组织的内斗、内耗，华叔指出，香港人从小受到良好的英式教育，为人处事注重规则和程序。所以，无论是教协、支联会，还是民主党，一开始都制订了详尽的规则和章程，对成员的权利与义务有着清晰的界定。对领导层的选举和监督，也都有章可循，这样就可以避免独裁者的出现。而一旦内部出现分歧，不同意见方都能尊重程序正义，甚少出现人身攻击和谩骂。而对于海外民运“内斗内行”的状况，华叔则深表遗憾。他说，他从不介入其中的是是非非，而只是竭尽所能地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不过，近年来，泛民内部的分歧日渐凸显，仅靠司徒华个人的道德威望亦不足以弥合。二零一零年民主党支持政府政改方案，司徒华起了关键作用。由此，民主党现任主席何俊人及民主党精神领袖司徒华受到了公开的批评和质疑，并引发泛民内部进一步的分裂。此次民主党在政改上的妥协，对香港实现真正的双普选的远景而言，究竟是利是弊，尚需时日观察；但短期而言，对民主党的声望确实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对民主阵营而言，无须神话和偶像化司徒华。司徒华去世之后，香港媒体评论员邹颂华在《后司徒华时代的民主运动》一文中分析说，民主党、支联会和教协的换血过程相当缓慢，特别是教协被批评为“沉寂的睡火山”，无复当年呼风唤雨的前进工会气势。尽管如此，司徒华所创立的三个团体，“在几十年的社会运动中已累积了相当的社会资本，未来要面对的不是解散的危机，而是如何在急剧转变的形势中继续将他留下来的资源和能量承传下去”。
司徒华与刘晓波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这大概是司徒华生命最后时刻听到的最大的好消息；而司徒华去世之后，身在牢狱之中的刘晓波仍然被禁止会见家人，因此尚不知司徒华去世的消息。
我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与华叔见面的时候，特意转达了刘晓波对他的问候和敬意。我还向华叔介绍了刘晓波于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写的一篇题为《司徒华先生，有尊严地回乡》的文章。刘晓波在文章中说：“在我这个大陆的晚辈看来，尽管在金钱上，司徒华无法望曾宪梓、霍英东的项背；在权势上，他也无法像某些香港名流那样经常受到中南海的召见，但司徒华先生在精神上却远比曾、霍富有，在人格上也远比以被召见为荣耀的名流们高贵，因为他秉持的是自由人的尊严和港人的合法权利。”
刘晓波还呼吁说：“如果香港的精英们在与北京政权打交道时，都能像司徒华先生一样，以港人的权利和尊严为重，坚守公开协商的原则，发起‘有尊严地回乡’的民间维权运动，那么，不仅香港的政治前途将会更加光明，也会激发大陆民间维权的尊严和公开化。”
作为前辈的华叔也十分看重刘晓波坚守国内推动民主的努力。刘晓波被重判之后，支联会等组织发起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像香港市民介绍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这些活动吸引了许多年轻一代的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参与，显示了香港与内地休戚相关的处境，以及民主力量的后继有人。而身患重病的华叔仍然坚持出现在这些活动的第一线，甚至坐着轮椅、戴着口罩来到现场，让人动容。
我相信，如果刘晓波知道华叔去世的消息，一定会为华叔写出一篇“惊天地，泣鬼神” 的纪念文章。虽然刘晓波被关押在锦州的监狱中，丁子霖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王丹被阻隔在彼岸的台湾，而华叔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但他们秉持的价值和理想却永不泯灭。一年前，司徒华出版了最后一本书，名为《一寸春心》。他说，兰花的花蕊（春心），即使花朵全枯萎了，仍然保持鲜红的颜色。这是一种高贵的品德的象征。“春心”是理想的比喻。他说：“‘四厢花影怒于潮’的寓意，是暗示当时社会的动荡混乱。月明之夜，狂风大作，室外满栽草木，才会出现‘怒于潮’的‘花影’的景像，龚自珍把这丑恶的现实，实在描写得太诗意了。这诗意，也是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为坚持贯彻理想而奋斗，须有这样的乐观积极的态度，去直面丑恶的现实，才能始终不渝。”这句诗和这本书，既是华叔的自我期许，也是他对后来者的鼓励与勉励。
如今的中国仍然被笼罩在无边的黑暗中，黎明的曙光尚未到来。我们当追随华叔的脚步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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