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的折腾,加上晴天霹雳的茉莉花革命,亦武完全被地方的片警锁定。虽然他有Salman Ruschdi 的邀请,到纽约参加文学活动,有德国和澳洲的文学邀请,而且三本他的著作都蓄势待发,即将出版:1.德文版的《证词》(德文书名用的是他的一首诗的标题:Fuer Ein Lied und Hundert Lieder,《为一首和一百首歌而作》);2. 英文版的God is Red 《上帝是红色的》,这是一部记录了他对中国基督徒采访的书;3.台湾版的《证词》。为了不危害到他的人身安全,三地都暂时将出版推迟了。最后,亦武做了选择,为了维护自己作品的出版权,就只有暂时出国。他是在合法的情况下出境,到了越南,然后飞到德国。
许多德国的朋友们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出版界、艺术界、新闻界都有人在努力,甚至有人直接跟默克尔总理陈述他的情况。德国外长知道他到了柏林后,微笑着说,“我读过他的《底层》(Frae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新书发布会时,只要我在,我一定前来参加”。西方社会,特别是自己经过了纳粹时期和东德共产专制时代的德国人,对于"言论自由"特别重视。德国笔会有一句名言“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大家都没有言论自由”。因着这样的精神,廖亦武的人身安全和他的作品的发布,成为文化界和新闻媒体所瞩目关心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