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议中共帮派争斗成为民主化契机的前提条件


习近平上台後大力度反腐，在过去的一年里打掉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大老虎。开始，中共官方的舆论集中在揭批这几个大老虎的贪污腐化滥权等较为个体化的罪恶上，最近开始转调，高高举起的反腐大刀落在了“党内团夥帮派”的头上。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为首的官媒也纷纷痛批党内“拉帮结派”之风，呼吁“用雷霆手段破除官场'圈子文化'”。

如此公开地承认党内存在着帮派，而且把党内帮派问题提升到这样的紧迫性高度来对待，是中共自清除了所谓的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後的第一次。许多观察家就此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党内派别的存在和争斗是否会演化成民主政治的党派之争？这个问题的提出说明，在中国任何政治事件都会让人们联想到民主化的议题上来，民主化在中国已经成为显问题而越来越占据公共话语的中心位置。这是一个好现象。

从世界民主化历史来看，一个专制国家的民主化的启动常常伴随着统治集团的分裂，後者甚至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之一。然而众多的例子表明，仅仅是统治集团内的帮派争斗和分裂是不足以构成民主化的顶层推动的，一般来讲至少还需要三个必要条件，我把他们简称为公开、政争和出圈。

中共自成立起至今，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帮派争斗，即便是在其权力鼎盛时期，毛泽东也没能消除党内帮派的存在和争斗。中共的帮派争斗基本上是躲在宫廷的黑幕之後进行的，从来都没有真正暴露在大众面前，中共只是在争斗分出胜负後才以圣王败寇的方式向大众宣布结果。中共的这些不公开的帮派争斗以争夺权力为核心基本上把民众排除在外，民众的死活、利益诉求几乎与争斗过程无关，这样的争斗一般是斗不出民主的名堂来的。

民主政治是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民意和不同思想派别之间的政治博弈，它不是纯粹的权力争斗，而是围绕着权力之争和政治路线之争两个向度展开的公开竞争。换句话说，统治集团帮派之间不公开的权争不是公开的政争，很难向民主政治转化。中共所宣称的党史上的路线斗争多少含有政治路线斗争的成份，然而权力斗争在其中毕竟占有主导地位，政治路线斗争的因素也终究因为斗争过程不公开不被民众所知而不能实现博弈性质向民主化方向的转化。目前中共所揭批的“团夥帮派”，“圈子文化”纯粹是权斗、经济利益分赃性质的，连一点点政争－－政治路线斗争－－的影子都看不到，因此不能对它抱有任何指望。

前几年薄熙来的政治挑战以及中共中央後来对他的整肃比以往的权斗更公开而且似乎是“六四”以後党内含政争成份最高的一次争斗，那麽为什麽这次帮派争斗没有出现明显的向民主化转向的迹象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问。除了公开、政争的因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党内斗争要斗出圈要斗到党外来才能斗出民主来。

细说起来，出圈有两步，也就是要出两个圈。出第一个圈是指党内帮派争斗中至少有一派公开寻求民间舆论的支持，使得民间舆论介入他们的争斗，这会迫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的政治经济主张和民间议题作为其派别的标志，这样一来，权力之争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政治路线之争的特征。但是，不说远的，中国最近50年历史证明，仅仅出这个圈是不够的。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的真理标准的讨论，1980年代末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努力和反对屠杀，以及最近的薄熙来的唱红打黑，都或多或少地出了这个圈，诉诸民间舆论的支持，民间舆论也不同程度介入了政争（文革中民间被愚弄被操纵的程度较高），但是这些政争均未促成向民主政治方向的转化。

出圈还要出第二个圈，那就是党内帮派政争中至少要有一方不怕脱党而斗不怕裂党而斗。中共当政後的党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都要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所谓清白就是对党是忠诚的，没有试图分裂党等等，“竟无一男儿”敢说：老子就是要脱党就是要分裂党。这当然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仅中共政治的残酷性使得脱党裂党者身家性命难保，而且，果真有人想跳出党的圈子，往哪里跳呀?除了共产党的政治舞台，哪里还有政治舞台？除了共产党的政经资源，哪里还有政经资源?此处不留爷，哪有留爷处？说到这里，我们发觉其实最後一个重要因素是民间政治因素，中共以外没有民间政治力量的现实使得党内的帮派争斗跳不出中共的圈子而无法促成民主政治的发轫。上个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武装斗争时，国民党内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蒋不容我，我去找八路。不要小看这个顺口溜揭示的政治意义，中共这支民间力量的存在，促成了国民党的分化再分化，这成为国民党失去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

概言之，中共帮派争斗向民主政治转化的必要条件是帮派争斗必须是公开出圈的政争，而其中，民间民主力量的成长是最後一个关键因素，它使得必要条件最终成为充分条件。所以，促进民间民主力量的成长壮大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2015年1月31日

《香港仙人掌》和《公民议报》联合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