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来》读后断想

据野史载，明朝开国功臣徐达害了背疽，按中医理论忌食鹅。不料朱元璋竟然赐蒸鹅一只。徐知道那其实是赐死，心寒到极点，当着“天使”的面，老泪纵横地吃完了那只“天”鹅，当晚便死了。

我当年看到这故事时，心下极度骇然。不料几十年后又读到了让我更为毛发悚然的事：７０年代早期，大夫们查出周患了膀胱癌，但尚在早期，可以动手术根治，但毛居然下令不许开刀，而且还不许检查治疗，更不许告诉周本人，导致病情延误，癌症扩散，终不可治。在血尿大量出现后，毛还是不许治疗，连在膀胱内灼烧癌组织都不准。大夫们实在看不下去，借检查时抗旨偷偷干了。

这是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中披露的秘史。记得李志绥也约略提到此事。不过李的解释是，毛缺乏现代知识，认定癌症不可治，开刀有害无益。但李也讲过，他驳斥过毛这一说法，指出乳腺癌的治愈率就很高。毛说，那是因为该类癌生得浅表，容易早期发现，所以不足为训。由此可见，毛完全知道只要发现得早，癌症并非不可治疗。而周的癌症发现时还在早期，大夫们也报告了治疗预后将会很好，毛应该知道那是可以根治的。因此，这完全是有意谋杀。那“不准检查”的命令就最充分不过地暴露了这一点。

和伟大领袖不许好总理治癌症比起来，明太祖真是圣恩浩荡──背疽决不会带来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晚期癌痛。当年王明同志患病住院，被特工趁机注射水银，幸被鬼子大夫及时发现才抢救过来。和老周的待遇相比，王明也算得上圣眷甚隆了。

过去十多年内，人民的好总理成了拥共与倒共双方必争的道义制高点。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从来是所谓“德治”。按传统儒家理论，我党如今已经基本丧失统治人民的道德资格（所谓“天命”），当然要死死抓住“周公”这硕果仅存的“圣人”作为自己的“道德锦标”。倒共派也看出了这一点，千方百计地要撕去对方最后一抹遮羞布。记得当年孔捷生为好总理的“私生女”造势，写了篇什么《解咒时代》，其论证方式一目了然：既然能养私生女，当然周公也就不是你们吹的大圣人。

这种“三姑六婆政治学”其实也算不得一大发明。索尔兹伯里在《新皇帝》中就披露过，他去北京采访时，党内有人把毛的私生活丑闻大量泄露给他，目的就是要搞臭毛，以此来打击党内左派。

在这种大背景下，报导和谈论周恩来就很难做到客观公允。然而，高文谦先生最近推出的力作，令人耳目一新。该书不但披露了许多像上文提及那种秘史，而且富于真知灼见。最难得的是，作者能像西方作者那样，尽可能从主观立场上超脱出来，对周恩来这个历史人物和一系列环绕他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客观深入的剖析。

既然是传记，当然也就有作者对传者的主观评价。高先生认为，周是个典型大儒，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太深，恪守“君要臣死，不敢不死”君臣之道，抱定了“保持晚节”的愚忠立场，因此明知毛倒行逆施，也不敢犯颜直谏，而是隐忍顺守，因势利导，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尽己所能加以弥补，缩小灾难规模。但终因治国理念与毛不同，毛直到最后也没放过他，最后无比凄惨地死了。

对此说法，胡平先生表示不同意。他的文章我只是匆匆看了一遍，大意似乎是说，周逢君之恶，当不得“愚忠”。愚忠者不可能助纣为虐。

由此便引出了对传统人物评价必不可免的政治学术语“忠”、“奸”的理解。按传统标准，周恩来到底是忠还是奸？

仔细审视便能发现这是个钻不出来的死胡同。传统所谓“忠奸”之分，端视臣子心术如何。如果臣子不计宠辱安危，恪守圣贤之道，凡事为君王的长远利益考虑，以圣人规定的君王行为规范来监督主上的行为操守，为此不惜犯颜直谏，哪怕坐牢杀头亦所不惜（所谓“文死谏”），则就是所谓忠臣。一部２４史中充满了这种忠臣，从传说中的比干直到明朝的左光斗、杨琏，等等，等等。

同样地，一部２４史中也充满了奸臣。这些人为了一己荣华富贵，拼命揣摩上意，拍马讨好，用满足主上私欲来博取其欢心，根本不管这么作会给君王的长期利益带来何种损失，更不管主上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圣贤之道。

有趣的是，用这传统标准来套文革中最举足轻重的两个大臣──周恩来和林彪──都要遇到困难。周或许确实是“逢君之恶”、助纣为虐，但他这么做的个人动机是什么呢？谁都知道，他根本没有个人野心。他的地位已经够高了，根本不想也不敢再往上爬，只满足于做安全的第三把手。他能生存下来也完全是靠这一条，否则以他的资历、声望和出类拔萃的才干，毛早就令人往他的静脉里灌进了两三汽油桶水银，决不会等到最后再来借癌症杀他。所以，根据缺乏作案动机这一条，就足可排除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奸臣”。

既然不是奸臣，根据传统的黑白两分法，似乎就是忠臣了。但周哪有个传统忠臣的样子？“文死谏”在哪里？别说死谏，连活谏或不死不活谏或迷你谏都从来没有过。

如果要评选最懦弱、最不敢批主上逆鳞的“懦臣”冠军，大约非周莫属。记得唐德刚老先生有文道，７０年代，他托尼克松访华之福，去大陆访问，蒙好总理接见，短短个把小时内，好总理便说了几十次“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让他为这才干之杰出远超历史上的名相悲从中来。如果连海外来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都能窥破他的卑微人生，那些日近龙颜的内臣就更不用说了。不但李大夫非常鄙视好总理，而且汪东兴也如此。记得李老曾对采访者说，老周根本就没有老邓的气魄，即使死于老毛之后也绝对压不住阵，云云。

不过，这些人其实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们看不上老周，主要是他对打手们如江青者逆来顺受，简直到了引起生理恶心的地步。但这正是周的绝顶聪明之处。他不是怕打手们，怕的是打手们背后的主上，知道那超级恶棍什么都做得出来。正如高先生的精譬分析指出的，老邓不知此理，看不透打手其实代表伟大领袖，终于栽在了这上头。但即使如此，老周也实在太怯懦了些。这种委琐卑微的懦臣形象，实在离传统的红脸忠臣太远太远。

林彪则比较符合传统的奸臣概念。他是党史中登峰造极的拍马冠军，远远超过刘少奇、彭真那些无产阶级老马屁家。而且，他这么做有着极为明确的个人野心。该同志早在七千人大会时便看出了毛刘之间的矛盾，用心良苦地反潮流，大赞大颂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果然在四年后种瓜得瓜，成了敬爱的副统帅。文革中，他不择手段诛锄异己如罗瑞卿、贺龙、杨成武等人，其狠毒令人发指。因此，无论从私人动机和行为来讲，他都符合传统意义的奸臣形象。

但立刻又出来个问题。在主上看来，刘少奇对他构成了威胁，必须发动文革来把他搞掉。林在文革前、文革中掀起个人崇拜以及和毛形成坚定联盟，提供“永远听毛主席指挥”的枪杆子，使毛得以顺利搞掉刘邓司令部。凡此种种，无不极大地巩固了主上的地位，建立了主上的绝对权威，将刘邓等奸臣的“谋反大罪”消解于无形之中。这难道不是忠臣？

连他那个“谋害伟大领袖”的问题也颇费神思。如果此事是真，则按传统的说法，既可解为大逆不道，当诛九族，又可解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是“汤武革命”一类的吊民伐罪。您说该算哪一桩？

如果他没干过这事，只是坐飞机跑外国，则既可解为如共工般逃避天诛，罪该万死，也可解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不行，乘槎浮于海”、“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全身远祸之道，又有什么错的？

所以，如果机械套用传统理论来解释所谓“忠”、“奸”，势必要钻入出不来的死胡同。

我想，高先生从文化传统角度去剖析周的心态，当然很有道理，但忽略了一个重大事实：党文化当然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中腐恶部份的集大成者，但它与主流传统文化有着重大区别。共党社会远比传统社会反动落后，在旧作《芦笛评点马悲鸣精品系列(一)》中，我列举了好几条共党社会不如传统社会的地方，其中有一条是：

“四、圣贤之道作为最高权威，儒生作为这最高权威的解释人，对暴君有一定的制衡作用。用现代术语来说，那时是政教分开的，国家元首只是行政元首，不是道德的最高权威，也不是教主，不可能像伟大导师那样集皇帝与教主为一身，垄断了所有的世俗的与精神上的权威。”

这就是构成周恩来个人悲剧的基本原因，是他根本无法按传统忠臣行事的根本原因。如果他活在传统社会中，事情便变得十分简单──他可以以圣贤的教导来对照君王的举动，随时予以规劝。但新时代的圣教则是毛泽东思想，这赋予了他“臣子”与“教徒”的双重身份。他不仅必须像传统忠臣那样，在政治上忠诚于君王，而且必须作为虔诚的教徒，在思想上忠于伟大教主。这就剥夺了他最起码的独立思考权利，除了奉命唯谨，逆来顺受，我实在想不出他还有别的什么选择。

的确，这种黑社会对思想禁锢之严密，实在是让他无路可逃。传统儒家从来相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民生状态作为天意的反映，必须始终是天子的注意力焦点，以免民不聊生，引起上天震怒，收回天命，把它转赠给另外一个真命天子。这就为忠臣们提供了一个挟制君王的尚方宝剑。但他在毛共那种黑朝廷中根本就没有这道德政治资源。毛本人不但是君王，而且更是天命（改名为“历史潮流”或“客观规律”）代表者，也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要周反抗毛的倒行逆施，等于要这个一生献给那个邪教的虔诚信徒叛教，这可能么？

这就是周干出那些违心造孽事来的基本原因。他何尝不知道贺龙不是叛徒，又何尝不知道刘少奇并非内奸？但那邪教理论规定，为了革命的长久利益，不管什么人都可以牺牲。即使是元帅和国家主席，为了“反修防修”的千年大计，蒙冤受屈也是应该的。同样地，他当然知道文革破坏国计民生，但为了铁打江山永不变色，人民生活暂时困难些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更何况作为一个老革命，他从来信奉“为了崇高目的，不惜一切下流手段”的教义，终生活在无穷无尽的阴谋诡计里。当年伟大领袖在洛川会议上夥同张闻天，提出借助抗战趁机搞垮国民党的伟大战略，引起了他和红军将领们的极大不满。然而正是伟大领袖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指导下的“联日攻国”，决定了中共革命的最终胜利。如今毛只不过是把阴谋诡计搞到了战友们头上，那又有什么奇怪的？谁知道这一次会不会再度证明，从革命的长远利益上来说，毛就是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在过去已经证明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障，为什么今天就不该坚持下去了呢？

我想，这才是周恩来的悲剧所在，它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这个民族的悲剧。重要的不是去争论周到底是不是好人，更不是他是否有过私生女那种只有三姑六婆才会关心的烂事，重要的是从这个“本世纪具有罕见才干的政治家”的个人悲剧中，透视出那有史以来第一邪教的荒谬与危害，这才是真正的理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