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读过高华先生的《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就可以知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权力正是借助于“大跃进”这一符号所代表的发展观念而入侵农村，而在此之前二千多年，农村一直不受国家权力直接控制。

私有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农民经过土改分得的土地，如果没有一种邪教性的说法，是不会交出来进行合作。发展观念是可怕的盅惑和催眠剂，竟然能够使农民们把刚分到几年，还没有捂热的土地凭证主动上交。

当土地公有被证明为失败的时候，已经不可能恢复到合作之前的私人所有状况。《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创设类似地上权的权利，把所有权和权能分离出来，保留一个抽象的、终极的土地公有。

迈克尔.D.贝勒斯在《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中谈到了所有权的复归性。如果将财产权的一项权能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转让他人，那么当此项权能在结束时，便必须复归于原所有人。这是所有权作为绝对权的一个特征。因此，所有权人可以根据复归性，收回曾经脱离出去的权能。这种在抽象的、终极的土地公有制的阴影笼罩下，私有的界限是模糊，随时随地都可能被复归于这种终极所有权。所以土地的转让权，取决于国家权力，私有者不可能具有平等谈判的资格。

这种复归权的行使并非是无条件的。《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把条件限定为公共利益。除了公共利益之外，还规定给予一定的补偿，但是没有把充分、及时和有效的补偿作为前提。

公共利益的定义边界是非常模糊的，私人利益很容易打扮成公共利益。例如房地产商业开发，本来属于商业目的，在城市建设观念打扮下，却成了公共利益。

这种打扮如果是房地产商来操作，是不可能既遂的。房地产商必须和政府勾结起来的，进行立法寻租。他们利用发展观念中的道义首先把商业目的打扮成公共利益，从而把私人财产抛掷到公共领域。然后在颁布土地征用和拆迁法律以及规定，在细节处上下其手，用法律手段严重压低拆迁和征用必须支付给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成本，强制他们接受。对于政府来说，如果直接夺取，就会导致大规模的抵抗，很难成功。所以他们必须把自己的目的隐藏起来，编织一个高尚、完美的目标，这样占据道德上的优势，比较容易农民，获得配合和支持。

这种发展的道义表达为：为了人类的发展和公共福祉，可以忽视对他人侵害的结果，而要求他人毫无怨言的承受。

如果政府和房地产商与农民协商，会加大成本，一是可能被拒绝，而丧失开发机会，二是需要给充分、及时和公平的补偿，这两方面都是成本。所以如果从“成本--效益”上来考量，可以说这种发展的道义真正动机在于减少所需的代价。这样减少所需的成本，就是把私人利益大规模转移到公共领域，从而可以大规模侵吞。

发展似乎会最终导致均衡，从而实现平等。发展已经成为世俗宗教，实际上这是幻象，或者说是鸦片。发展是一个有毒的政策，对大多数人来说，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目标都无法实现；少数可能实现目标的人来说，可以改变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但是他们获取的利益是以损害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发展和公共福祉与农民们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从中受益的是非常遥远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进行理性衡量，可以认定为根本不存在。所以当没有充分、及时和有效的补偿，而强制要求他人做出牺牲，或用欺诈的方式（这也是不自愿的）攫取，都是不正义的。除了确实属于公共利益外，还需要充分、及时和有效的补偿作为征用的前提。

其实权利与发展之间，没有必要为了发展就一定要牺牲权利，可以有较好的方式来维护二者之间的平衡。这就是等价有偿原则。在实现公正补偿以后，个人权利获得相应等价物，而公共获得需要的资源，实现更大程度的发展，这才是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市场经济的方式。

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发展观念固然是无所不在，但是权利观念是其天敌。支持权利观念的法律要比坚持发展观念的意识形态坚固的多，前者是比后者更高的价值。当二者冲突起来，最终的裁决者还是法律。坚持权利和正义的观念，才可以打倒有毒的发展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