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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PeaceofHeavenlyGate--AFilmbyCarmaHinton&RichardGordon
(10/16/2003)美国妇女卡玛.辛顿（CarmaHinton）生长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家庭。她父母都是美国人。但是，她1949年出生在中国北京，直到1971年她22岁时才回到美国，她曾经生活在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两种不同的文化之中。她的家庭和她个人的经历折射了历史、政治，以及中美两国关系的风风雨雨。
卡玛和她先生有一个自己的小电影公司，叫LongBow，中文名字是长弓。我们约好了采访时间，可卡玛打电话来说有件急事要处理一下晚来一会儿，好在他们公司今天有个小小的聚会。
一位埃塞俄比亚裔、在卫斯里女子大学教电影的教授为感谢卡玛在她电影编辑工作中的大力协助，特地做了一些家乡菜来请大家品尝。公司的秘书呀、剪辑呀、音乐编辑呀、助理呀、会计呀,各路人马都到齐了。
卡玛的丈夫Richard.Gordon(理查.戈登)是公司的老板兼摄影师。此外还有好几个在这儿实习的哈佛大学的学生。
哈佛学生做助理
在哈佛东亚系文学研究专业毕业的上海姑娘小兰在这里实习有两年了，她帮助做翻译、剪辑助理和查找资料什么的，她说：“我看了卡玛做的片子觉得非常了不起。她在MIT(麻省理工学院)教一门课，叫Chinaonfilm,我去上过她的课，之后陆陆续续有时就星期五来。”
正在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小秦也说：“卡玛的<<天安门>>也是我为什么想到这儿来的原因。那时很多中国学生都在看，有的人都看了好几遍。做电影能做到这样，很了不起，非常难得的。”
从卫斯里女子大学毕业的台湾姑娘徐家穗在公司里做摄影助理和编辑助理，她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在这儿三年多了，在这之前就对电影感兴趣，后来我有个教授说，你要有兴趣的话应该跟他们联络一下，所以就来了。”
卡玛热心帮助朋友
卡玛终于到了，她是去帮一位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去银行办一件棘手的事情。这位梁女士去年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把自己的钱存成了几乎是一种终生的定期存款，直到她59岁时才可以提取这笔钱，现在要更改可麻烦大了。梁女士说：“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她是一个很热心，很愿意帮助朋友的人，不仅仅是一般的爱助人，而且有那么一种周到的考虑，真是很难得，很难得，所以我也为有卡玛那么一位朋友感到幸运。”
记得前一阵访问过卡玛在纽约的一位姓林的朋友，她也说过：“我记得75年的时候，有一批从国内来的朋友，她特地从波士顿开车来接朋友。我非常爱她，她对朋友真诚，她对朋友好。”
卡玛和她特殊的经历吸引了不少的人，这也是很多人都想了解的。卡玛说：“我父母都是美国人，他们是四十年代末比较有理想的美国年青人，对中国革命有一定的认识，他们觉得这场革命对中国是必要的，所以他们是认同中国革命的美国人。他们到了中国，那时候，我父亲是给联合国救济总署作事，我是49年10月出生在北京的。像我这样的西方人没有几个。过去当然也有其它的西方人，比方三、四十年代到了中国，也有在那儿出生的，但是他们一般都是上教会学校，而且一到上高中的时候就送回本国去，欧洲呀，美国呀，再继续上学。所以很少有人像我们这样在四十年代末，就是48年、49年、50年，在中国出生，长到十几二十岁，完全用中文受的中小学教育，母语是中文的西方人很少。”
在中国读小学中学
卡玛的母亲史克从四十年代到中国以后就一直工作生活在那里，开始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英文，所以卡玛是在外院附小上的小学，以后她参加北京市的统考，上了101中。但是1966年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卡玛说：“基本上我们这一代人在高一的时候就没学上了。一开始，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要把我赶回家去。那些所谓出身好的干部子弟，当时有几个，不是所有的，他们自命不凡，认为他们是理所当然的领袖，所以就把全班的人都分成左、中、右。划到我这儿，美国人，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划好了，就给我划了个大零蛋，我就入另册了。”
但是，也有些同学对她非常好。可是卡玛即不可以跟他们去串连，更不能跟他们上山下乡。因为当时中国只有个别几个城市对外国人开放，乡下可不是外国人能去的地方。卡玛说：“后来我就要求，能不能就随便到个工厂干活去，我不愿意一个人在家里没事干，我还是愿意参与，愿意作为那个社会的一个成员，虽然大家都说我是美国人，但是我是在中国出生的，我那时候英文几乎不会，实际上我自己认为我唯一的环境，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的环境。”
在工厂当过学徒
由于受到这种强烈的不愿意被隔绝，想过正常人生活愿望的驱使，经她一再要求，终于批准她到人民机器厂去当学徒工，之后又到过光华木材厂。
那些年，中国越来越左，越来越排外。在学校跟卡玛很要好的同学也受到了家里的压力，倒不是说他们的家长对卡玛个人怎么样，就是觉得沾一个外国人的边儿对家里，对个人都不利，入团入党这些事都受影响。和卡玛要好的几个同学对她说，家里要他们不要跟她来往，当然卡玛这些同学也不听家里的话。卡玛说：“大家那时候都挺不在乎的，我的朋友们，我特别感激他们，他们冒一种当时所谓政治生命的危险，来和我作朋友，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友情，在中国。”
1971年以前卡玛和她母亲一直生活在中国，而她父亲William.Hinton(威廉.韩丁)则在1953年回了国。卡玛说：“1953年的时候我父亲回美国了，回到美国以后，他受到麦卡锡的迫害。当时美国的任何一种左倾的或者自由派的，与当时最主流的冷战态度不太一样的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各方面都受到影响。所以我爸爸当时在美国上了麦卡锡这个非美活动委员会的黑名单，而且他被传讯听证，他当时从中国带回美国的所有的笔记材料全都被政府给没收了。”
卡玛父亲的护照也被吊销了，自1953年开始，15年之内他不能离开美国。卡玛说：“所以这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在中国呢，我的同学们被他们的父母告之说我们家有问题，不要理我，甚至还有人说我是特嫌，而那时我才16岁。那时候只要你沾点西方的边儿、外国的边儿、台湾的边儿，那你都是特务嫌疑。但是在美国这边呢，我爸爸又因为是左倾，而受到迫害，所以我们是两头不是人，在共产党的国家你是美国特务，在美国你又是共产党的特务，所以这两边也挺有意思，两边不是人。”
就在卡玛和她的家庭日益感到压力的时候，卡玛说：“忽然有一天，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家，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办公室，说中美关系要解冻，说要把我爸爸从美国请到中国，要开始有新的和美国的接近。一下子全变了，我忽然从特嫌变成了外交部的座上客。忽然变成对我们特友好了。”
卡玛说：“这样，我父亲在1971年春天被请到中国，我爸爸从1953年离开中国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我是18年以后第一次见到父亲，那是1971年春天的时候。”
卡玛父亲韩丁写<<翻身>>出名
卡玛告诉本台特意记者说，1947年，她父亲是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去的中国，当时国共双方打内战都占着地盘，而联合国救济的是双方，他父亲被分到北方，在共产党所谓解放区的地盘上。卡玛说：“等联合国救济的事儿完了以后，他对那地方的政策、社会情况都特别有兴趣，就留下来，自己找了一个教英文的职业，后来他所在的北方大学学生都被编入土改工作队。那时，实际上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但是有很多偏差，这等于是克服土改中过激过火行为的那么一个工作队。他的学生都走了，因为他是外国人又是不可以参与的。当时他要求，可不可以作为观察员去观察这个过程，后来得到允许，他就以观察员的身份在山西晋东南长治市附近一个叫张庄的地方，在那儿呆了六个月，做了很多笔记，他对那个村庄一直很有兴趣，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翻身>>。叙述当时中国北方一个农村的农民土地改革翻身的故事。他当时是赞同土地改革的，但也没有回避土地改革中各种恶劣的、干部滥用权力的问题和极端暴力的问题。”
至今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在那一时期，外国人写中国，有两本书很有名，一本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另一本就是韩丁的<<翻身>>。
卡玛说，由于这段经历，所以她父亲对张庄后来的发展，对这村子里他认识的一些人很感兴趣，所以她父亲1971年一到中国就跟周恩来要求到张庄考察，去采访那些老乡。卡玛说：“当时张庄这个地方整个一片武斗，搞得是乱七八糟。当然中国官方就不愿意我父亲去那儿，他们想让他去大寨，因为大寨是一个模范，那时候给外边的人只能看好的不能看坏的。当然我爸爸就说，你们想让我看的模范是假的，后来周恩来就说，那咱们就来一个妥协，你也去大寨，我们也让你去张庄，你先去大寨，后去张庄。”
韩丁喜欢大寨
乘着韩丁去大寨，张庄赶忙经过一番整顿，又派去了工作队。但是韩丁去过大寨以后还真的很喜欢这地方。
这一年从4月到11月，韩丁在中国呆了7个月。期间，周恩来好几次接见他。卡玛说：“每一次周恩来接见我父亲时我都在场，其中有一次周恩来就问到我的计划，我说，我父亲回去的时候我要跟他走。周恩来问为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沾谁的边儿谁都倒霉，当时周恩来以一种非常外交家的辞令说，‘哎呀，你太敏感了，不要走嘛’，可当时我已经很灰心了。”
卡玛继续说：“我小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什么了，那我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决定说，我到底是要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等到我十几岁，我自己可以有主见的时候，因为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我跟我同学们的关系又特别好，也没想到我应该马上到美国去，我还是特别希望在中国能够作为一个正常人生活。但是这越来越不可能了，我觉得我变成了我好朋友们政治上的负担，政治上的风险，我年纪愈大一点，就愈觉得那种生活特别不正常，所以我就渐渐觉得我不想在中国待了。”
卡玛的决定与她父亲去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她已经在考虑这个事情，而1971年她父亲去中国，正好是个契机，7个月以后，当韩丁返回美国的时候，就把卡玛带回来了，那时，她已经快22岁了。卡玛强调说：“我不能说我是回美国，我是来美国，我回是回中国。”
卡玛刚到美国的时候几乎不会说英语，她先在一个社区大学选了两门课读英文。她父亲韩丁在美国有一个农场，韩丁既是一位独立学者又是一个农民。卡玛帮父亲种地，还学会了开拖拉机，并在附近一个小皮鞋厂压鞋底儿自己挣钱，然后就去报考费城的宾州大学，宾州大学破格录取了她还给了她奖学金。
那时候，在美国能讲一口北京话的人实在不多，所以学校就让她在中文系作助教。因为那时打开了美中关系的大门，所以有兴趣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大学纷纷建立中文系，卡玛从宾州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费城附近一个叫斯瓦斯莫尔的小大学里教中文，一年以后又到波士顿附近的卫斯里女子大学教了两年中文。后来卡玛还想继续上学，就报考了哈佛大学的美术史系，念了一个博士学位。
卡玛的先生叫理查.戈登,卡玛说：“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叫高富贵，一个地地道道中国农民的名字。”卡玛说：“我们是在宾州大学认识的，等我上哈佛的时候，因为他喜欢拍电影，他就老影响我暑假跟他出去拍电影，拍着拍着呢，哈佛念学位的事儿就被挤一边去了，后来我就跟学校请了好多年的假，等把课程念完，博士资格考试考完以后，论文只是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有个大的架子，我就放了十几年。就是说，我请了十几年的假，翻过头来他们还承认。最后我把论文写完了，还拿到了学位。”
这些年来，卡玛夫妇拍的片子大都是有关中国的。第一部<<踩高跷>>，是高富贵还在大学读电影专业时，暑假里与卡玛一起到她父亲曾去过的张庄拍的一部大约30分钟的纪录片。
在这部片子里，如同第二次获得解放的农民们，欢天喜地地踩高跷欢庆打倒四人帮的胜利。这部片子在国际电影节上得了一些奖。卡玛说：“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看了这部片子，当然农村踩高跷这种民间艺术使他们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更让他们感动的是这些人，他们感到跟这些人有一种贴近。”
卡玛说：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去拍电影，
“他们一般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他去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的，那么他熟悉的程度只能凭着他拍电影的那段时间，能做多少是多少。我跟张庄的关系是因为我和我父亲去过，是因为我的家庭跟张庄有一个很深的关系，在没有决定拍电影之前我们就去过好几次，经常给他们拍照片，那我先生更是专业的，我就带着他也去张庄，就等于是走亲戚那样。后来等到我们拍片子的时候，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已经很习惯我们拿着摄影机拍，所以他们就很自然。”
之后卡玛他们对拍电影的兴趣越来越高，有了这部片子的成功和信誉，他们从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拿到了赞助，又去张庄拍了个三部曲。一部叫<<小喜>>，是关于这个农村几代妇女生活的进步。第二部叫<<天地玄黄>>，就是张庄几十年的变迁。第三部片子叫做<<百草>>，他们拍摄了一位既是祖传中医、又是祖传的天主教徒，村子里一个叫申发胜的人。作为国粹的中医，申发胜在农村可以作为一种中心人物，而作为天主教徒，他又是一种边缘人物。卡玛的影片成功地表现了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家庭非常矛盾的处境，来探讨中国农村的宗教传统和医疗传统。这部张庄三部曲，陆陆续续拍了好几年，当时高富贵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山西话了，喝酒时能和老乡们用山西话划拳。这几部片子在美国的电影、电视节上都获了奖。
之后他们更是一发不可收；从<<画家张大千>>到<<天安门>>再到刚刚公演的“八、九点钟的太阳”，每一部片子都历经无数的困难，倾注了他们大量的心血。在LongBow公司做了23年剪辑的大卫说：“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特别的，它介于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美国之间，它不是给你解释中国是什么样的，而是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卡玛说：“我不记得有过什么顺利的时候，我只知道每天都很难，每天都象一个手指头吊在悬崖上，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作为一个独立制片人，一个独立制片的小公司，从筹款到影片完成，可以想见那种种艰辛。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卡玛说：“我一直感到美国的主流媒体，他们对中国很不了解，所以他们拍出来的东西总有许多偏见，与我眼中的中国，离我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情，离我对我的朋友和我对中国的感情相差太远，所以我们拍东西就保持完全的独立。”
他们所拍的片子都是卡玛和她先生高富贵的共同创作，近年还有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白洁明加入进来。卡玛表示，就她个人来说：“因为我在中国美国两种社会两个国家都生活过，从文化上我是介于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之间，从各方面都是一个夹在中间的人，所以我想，我对中国和美国都有我比较独特的看法。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就深感美国的一般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认识太肤浅，偏见太多，当然我在中国的时候呢，觉得中国对美国的看法也有很多缺陷，所以我就希望能做一点什么事情沟通、促进两国人民之间更真实更深入的了解，只此而已。”
卡玛说：“我拍关于中国的这些片子是希望给中国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我既不是把中国弄得很理想化，也不是把中国弄得象有些中国的批评者那样一无是处，我是希望有一种平衡，比较真实地把中国的美好、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危机都能够有所表现，我是希望有这么一种全面的角度看中国。”
卡玛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她说：“我希望从一种人性的角度，以一种人类的角度来考查一个具体地方的人们的行为和人们的文化，我对中国的批评，是从人类和人性的角度来批评的，我并不是想从一种所谓优越的美国来批评恶劣的中国，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也不是我做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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