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乱世英雄毛泽东

2003年12月18日下午，燕遁符老师打来电话，用极其焦虑的语气向我倾诉，说是她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现在的政府当局，为什么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歌颂毛泽东。我当时正忙于用GOOGLE搜索引擎在网上一遍又一遍地搜集有关《中国学潮史》的文献资料，明明看到了自己所需要的网页，却总是打不开。持续一段时间后，政府当局花费巨大财力豢养起来的网管部门，干脆把我电脑中的GOOGLE搜索引擎也屏蔽起来，同时发来病毒向我示警。我实在搞不明白，整天对台湾人高喊“三通”的本国政府，为什么不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地球村中，帮助本国公民获取现代化的信息资源，偏偏要在“网络无国界”的互联网上，强行设置防范本国公民的“信息国界”。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我自然不能耐心领会燕老师的一片苦心，反而没好气地回答说：今天的政府当局，比起毛泽东时代也好不到那里去！！一代不如一代才是当下中国的大势所趋！！

两天过去，我在网上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文献资料，愤怒之余干脆到中央电视台网站寻找关于《延安颂》的广告宣传，在血红色的网页上看到的竟然是血淋淋的文字：“他们掀起了革命的风暴，他们书写了中国的历史。”“他们掀起了革命的风暴，他们挽狂澜于即倒，他们书写了中国的历史，他们立下改天换地的雄图大志……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央视推出长篇史诗巨著《延安颂》，以全新的视角审视那段炮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为您披露无数从未面世的历史瞬间。”

关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他们”所书写的中国历史，燕遯符老师是老辈人中最有发言权的一位。她的父亲燕大明是湖北黄冈人，与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连同有“黄冈三林”之称的林毓英（即张浩）、林育南以及后来进入黄埔军校的林毓容（即林彪）等人，同为中国共产党在湖北省的发起人。由于燕大明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表文章，公开指责毛泽东的“抗日政策”不积极，后来不得不脱离与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她的外公李绍修曾任湖南农民运动时期郴州坳上乡的农会主席。大舅李穆生，是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的支持者。小姨李伦，是江青在陕北公学时的同学，还曾被毛泽东认作侄女。姨父胡仁奎曾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副主任委员，1949年以后长期担任北京林业大学校长。燕遯符自己于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因为一张大字报被打成右派。在近年写出的一篇打印稿中，她是这样介绍“我的学长毛泽东”的：

“还有一种人也叫共产党，也高举着同样的旗帜，粗粗一看与那些真诚的马克思信徒没有区别，仔细瞧瞧才发现有些不同，他们更像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乱世英雄。我就有这样一位老乡，细论起来还是老学长。1912年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招收第一届初中班的入学考试题目是‘民国成立百废待兴教育与实业何者为重要策’。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可是半年之后又被除名了，原因是我们学校主张实业救国，重视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学好各门基础知识，这位学长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十分厌烦，根本不去听课。他只爱读历史书，研究帝王之术，最热衷的事情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后来打土豪分田地，搞农民运动十分擅长。长征中取得了共产党党内的领导权，抗日时期抓住机遇壮大了实力，忍不住露出了掏心窝子的话：‘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宜，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斯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使人联想起一位三国英雄的豪言壮语：‘丈夫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生平，慰生平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这两篇绝妙好辞时间上相距千年，却承前启后，严丝合缝，堪称姊妹篇。他精通谋略，是罕见的军事天才，终于入主北京，接受山呼万岁。对中国历史烂熟于心的老学长自然明白，‘万岁’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中有确定不移的特殊含义，那是指九五之尊，是子民对皇上的专用称呼。若是早几百年，他多半能够成为比秦始皇更加了不起的千古一帝。可惜时光不能倒流，中国早已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也早已与世界频繁接触，科学文化和经济发展已经大大超出自然经济框架所能容纳的水平。按理说应该与时俱进，顺应潮流，可是在我的老学长身上帝王思想已经‘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接下来就等着‘落实到行动上’了。毕竟没法直接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能在‘大救星’之类的封号上找点儿感觉，曲线称帝，也就顾不得是不是与国际歌的精神相冲突了。更有些迂腐不堪的党内外知识分子，真以为是什么人民天下，要求什么民主法制。这里准备下各种帽子，一顶顶给他们戴上，杀个鸡给猴儿看，以儆效尤。最难容的是‘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之类大逆不道的话居然写进了党的纲领性文件，必须让娃娃们打头阵，闹它个全国上下一片撕杀，趁机把靠不住的人一个个收拾干净，几十年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也别放过，这种人更危险。至于经济建设，那是需要科学头脑的，老学长自幼甘当科盲，对此一窍不通，本也没法指望他在这方面有多大建树。要命的是，作为农民的儿子，他竟然相信亩产多少千斤多少万斤之类的神话，可见他把民生问题也当成了棋局上的一粒子儿，让经济完全为他的政治需要服务，‘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能要资本主义的苗’，管他城市物资供应是不是紧张，农村是不是饿死了人哩，有道是‘一将成名万骨枯’。按比例放大，来它个‘一帝成名亿骨枯’也不为过，不是早说过吗，‘中国有六亿人，死了三亿，还有三亿’。凡此种种，真的是中国人世间的不幸，其实呢，也未尝不是老学长的悲哀。”

在一次访谈中，燕遁符老师还当面对我说：“毛泽东是191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初中班的，我是1951年考入最后一届高中班的。1952年学校改名为长沙第一中学。毛泽东上初一时19岁，就是我在北大四年级被打成右派的年龄。1952年建校40周年时有校史展览，我在角落的旧书筐里翻出一本《政治经济学》，下面非常工整地写着‘毛泽东赠’。那个时候学校里一点都不宣传毛泽东，现在可不是这样，现在北京还有一个长沙第一中学校友分会，老是说什么我们伟大的校友毛泽东。我对这件事就表示过抗议，你这个学校把人家给开除了，还拍那门子马屁呢。”“我父亲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过毛泽东的‘抗日政策’不积极，幸亏他因为失去组织关系才没有去成延安，要不然就给整死了。从前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后来看李锐在《庐山会议纪实》中记录毛泽东的话，他说不让日本多占领地方不是真爱国，而是爱国民党的国。难怪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田中角荣为日本侵华向毛泽东道歉，毛泽东说如果不是日本侵华，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毛泽东才是中国最大的汉奸！”


二、《感言〈延安颂〉》


在《感言〈延安颂〉》中，编剧王朝柱有这样一段“感言”：“长期以来，由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的被尘封着，有的被人为地篡改了，在一般的读者、观众心目中，延安的十年只有大生产和抢救运动。因此，《延安颂》第一任务就是让今天的观众知道上述历史事件的真相。事实上未来观众的所谓可视点也大都集中在这些方面。作为编剧，我敢说《延安颂》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都作了艺术地再现。”

王朝柱接下来一连举出六项例证，却偏偏没有胆量揭穿“被人为地篡改了”的“大生产”运动的事实真相。笔者几年前曾经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查过，据当地的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一片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据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说，这些事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文献中也有记载，长期以来，“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的被尘封着，有的被人为地篡改了”，并不是别人的罪过，而是掀起“革命的风暴”，书写“中国的历史”的那些人，根本就没有胆量把他们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大白于天下。

在华夏知青网www.hxzq.net/wangyouwenji/中，笔者看到一篇标题为《拜读毛泽东诗词四首加一首》的文章，在解读毛泽东写于1925年10月的四首诗词（《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的同时，部分还原了“被人为地篡改”了中共历史，摘录如下：

“……不过至少是历史事实的是：毛率领红一、三军团及中央机关纵队9月10日凌晨秘密出发，这是明显违背政治局芦花会议‘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统率指挥’决定的。这支部队‘走六十里到拉界，与四方面军分离。9月11日走八十里到俄界。’（韦国清、黎林著：《长征经过路线（时间、宿营地、行军里程、气候、要记）》）注意，这个行程正是跨越‘岷山千里雪’的行程，也是甩开徐向前、陈昌浩的右路军的行程。而这支‘北上先遣队’至17日才突破腊子口。于是我们应该认为，‘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指的是老毛脱离张国焘的控制那种喜悦心情。过了岷山，七千人的‘三军’也就不受远在岷山以南的八万军制约了。‘三军’更应该指的红一、三军加上中央机关纵队。而党中央在手，不怕张国焘掌握的红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连同总参谋长刘伯承了。何况红军总部率的八万红军主力，并没有过岷山。更何况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方面军还远在云南，以三军指全体红军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从现在官方的资料中也能看出来，在毛、张之争中，毛是主动进攻的。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是非，拉走七千部队显然是毛泽东的必须。如果继续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混在一起，他绝对会失去一切。所以兵分两路并使中央机关脱离张国焘，恰是他求之不得的方针。既然已经摆脱了张国焘的八万大军之巨大压力，他当然可以发动进攻了。于是又作《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这里的“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的豪言壮语，其实正是极其典型的宁予外贼不予家奴的专制话语。拥有此等胸怀的毛泽东，为了对付本党同志和本国人民，必然要采取不择手段的极端方式：“27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奔陕北与十五军团会师。此时中央总领袖人物是张闻天，于是我们又看见一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精彩演出，于是我们想起8月4日沙窝会议上，毛自己说的：‘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切齿道：毛采取金蝉脱壳之法，让他承受敌主力大军围剿，自己则溜之乎也。”

在《拜读毛泽东诗词四首加一首》中，最为精彩的文字是如下一番结束语：“已经有史家评论，无论弄倒张国焘的林毓英（张浩），还是弄倒王明的王稼祥，所谓共产国际的承认都是编造。特别是王稼祥，知情人道：所谓季米特洛夫说王明就不要争了的话，根本就没有。管它有没有，生米煮成熟饭了，能填饱肚子就行。……2月初，毛泽东在清涧县袁家沟的黄河边，诗兴来了！于是吟唱出《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驱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此词堪称豪放派的千古名篇。如果我们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看成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再把成吉思汗比作张国焘，这篇词的豪气何来就不难理解。至于老毛自己作注曰：‘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也是不错的。那些都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头子，现在才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反封建主义’，那正是地道谎话，言不由衷的。由此开始，真正实施了高水平的封建主义了。”“只可惜，应了骄兵必败的古训，75天的东征失败，还损了大将刘志丹。5月2日毛又渡河西返，13日召开第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除了自己没错之外，严厉批评了所有干部，包括林彪：‘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你林彪个人的队伍么！’没错！党又是谁的呢？”

中国共产党原本是由苏联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的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打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连同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后来又被毛泽东整风改造成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一家党。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首先是苏联帝国主义的，后来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再后来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再后来不用我说地球人都知道，只是从来都不是中国人的。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看出王朝柱在《感言〈延安颂〉》一文中贼喊捉贼的“人为地篡改”：“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立即转入了准备全面抗日的阶段。为此，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延安颂》不仅客观地写出了瓦窑堡会议的争论，而且还真实地写出了未来红军在发展方针上的严重分歧：中央多数领导同志主张在巩固中求发展，而毛泽东等少数同志力主在发展中求巩固。毛泽东力排众议，亲自率部东渡黄河，取得了东征的胜利。为未来把山西当作抗日的战略中心打下了基础。”


三、《毛泽东与延安老百姓》


在《感言〈延安颂〉》一文中，王朝柱另有“《延安颂》有意安排了如下以情动人的戏剧情节”的表白，说是“为了展现毛泽东深爱基层百姓的本质，有意组织了伍家婆姨因不堪忍受上级征粮，骂出了雷公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的话。他听后内心深受触动，立即下令不准处分伍家婆姨，送到延安，要亲自处理此事。当他了解了起因之后，不仅帮着伍家婆姨解决困难，而且还下调了陕甘宁边区的征粮计划。”

与此相印证，《炎黄春秋》2003年第12期刊登有徐非光的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延安老百姓》，其中用很大篇幅引用了据说是出自《谢觉哉日记》的如下文字：

“1941年6月3日，陕北地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开会中突然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雨来。一个炸雷爆响，雷电穿入会议室，造成数人死亡。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四邻八村。当时，延安附近的村子里，混进了一些敌特坏人，于是不久便借这件事传出了谣言，说这是老天爷对共产党、红军的惩罚。对此，中央社会部认为是一件重大事件，派出好多人到处调查，追查制造谣言的坏人。”“延安城北面有一个村子叫傻村，村里有一个女人叫伍兰花。她的男人又呆又傻，生了三个孩子却活蹦乱跳，一个也不傻。傻男人管不了家，一个六口之家（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婆婆）的担子全落在了伍兰花肩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六口之家，被革命圣地延安的边区政府摊派了难以承担的公粮。当乡、村两级干部到伍兰花家催要公粮时，伍兰花受逼不过，从地洞里提出家里仅有的一小口袋粮食，一个乡干部认为这是“私藏粮食”，当场宣布“没收充公”，还怒不可遏地训斥说：“前言的部队为咱们穷人打仗，已经快断粮了。可你们还忍心把粮食藏起来……”伍兰花忍无可忍，脱口高喊：“天那……黑啊……没了粮食我可怎么活啊……”“骂了共产党，还骂毛主席哩！前一阵子打雷，咱不把他打死哩……”

接下来，伍兰花被当场抓走，中央保卫部给她定了一个“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决定枪毙她。毛泽东后来得知这件事后，让保卫处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到自己的窑洞亲自审问，问明情况后让钱益民护送伍兰花回家，说是“她是好人，敢讲真话，是为我们提意见的好同志。把她送回去，请你告诉地方政府，在生活上要照顾她。她家的生活是很苦的。”

既然是“好人”和“好同志”，仅仅因为“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就可以把这个“好人”和“好同志”枪毙的延安边区政府，又是什么样的政府呢？把“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之类“莫须有”的罪名当成枪毙人的神圣依据的革命圣地延安，又是什么样的圣地呢？领导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和人权保障的革命圣地的毛泽东，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

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家所要剥削的只是无产阶级在剩余时间里生产的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享有选择职业和维持生存的天然人权，被神圣化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却连资本主义都要保障的生存权利都要剥削，遇到抵制和反抗后，甚至于采取连稍微贤明一些的专制皇帝都不予采用的以言入罪的极端专制。徐非光弄不明白的“毛泽东与延安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端专制关系，也只有在“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端专制的前提下，王朝柱所说的“毛泽东深爱基层百姓的本质”才能够成立。号称是“长篇史诗巨著”的《延安颂》，所歌颂的恰恰是革命歌曲《东方红》中早就唱出的“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的专制强理。正是在这种专制强理的支配和控制下，“大救星”毛泽东仅仅凭着自己一句话，在1941年放了伍兰花一条生路，到了1942年又仅仅凭着自己一句话，就枪毙了自由发言的王实味，并且逼得许多到极端专制的革命圣地追求所谓“自由”的愚蠢文化人自相残杀。到了毛泽东掌握政权之后，死在这位“大救星”手下的中国人，比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邪恶战争和恐怖专制都要多得多。我自己的爷爷张天霖和大爷爷张木霖，就是在这位“大救星”所发动的“大跃进”中先被“共产”后被饿死的老实农民。我本人也是在这位“大救星”所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剥夺了最低限度的温饱权的亿万中国人中的一个，并且迄今为止依然还在忍受《延安颂》之类的专制颂歌的精神伤害和邪恶控制。

2003/12/21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