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标准像的印数曾创下了世界之最。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报刊著作中使用和各地张贴、悬挂的数量,已高达上百亿幅。从五十年代初至今,我国共公布过四次毛泽东标准像。殊不知,这四次毛泽东标准像版本的选片、修整、技术加工和制片,均出自一人之手。他就是被我国摄影界称为“一代暗房宗师”的陈石林先生。 “文革”前,中央规定毛主席像均由新华社统一制作。陈石林当时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和翻修组组长,负责审定主席像制作质量符不符合标准。“文革”开始后,新华社老领导石少华下台,就有人贴大字报说陈石林有“海外关系”,单位也审查他。但尽管在这种不利形势下,大家还是推选他当领袖照片工作小组组长,负责领袖照片在全国的生产印刷工作,因为人们了解他——当时全国人民非常熟悉的毛泽东最早的一张青少年时代的照片,是他从已受潮褪色的家庭合影中挖下来精心复原的;那张著名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照片,在无法得到底片或照片的情况下,是他从一本早期出版的英文书籍上拍摄制作出来的;还有毛主席头戴草帽视察人民公社、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等照片,也是他制作的。从技术角度来讲,大家也认为非他莫属。 在那个把领袖推向“神坛”的非常年代,这个职务非同小可。既要生产出质量最高的主席像,又不容许出现丝毫的质量纰漏,稍有差池就是“罪大恶极”的“政治问题”。那时人人都谨小慎微,记者送来的主席照片即使拍得不好也不能说“不好”,政治上最忌讳这一点。陈石林还记得有多次某领导交给照片时,经常是一句话也不说,他也默默地双手接过。修版时,他必须独自关起门来,在完成之前是不容许被别人看到的。 “文革”中,全国山河一片红,毛主席像需求量极大,而首都生产能力有限,供应不上。造反派扬言:“你们是封锁主席照片!”为此,有关部门决定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生产印制,仍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和管理。在生产过程中,制版最重要,故由新华社把底片和标准样品发向各地宣传部门,同时发布生产技术程序及质量标准。各地在正式大量印制前,都要将样片返回到新华社经陈石林逐一审签“同意”后才能生产。当年除台港澳地区,全国生产制作毛主席像的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重点照像馆和印制单位数百个。几年下来,印制数十亿幅竟未出现任何问题,可见陈石林把关之严。 1966年12月27日,宣武公安局的人来新华社找到陈石林,手拿一沓毛主席像片,说出现了反革命事件,抓到一个人,是广安门新影照像馆的经理,姓秦。他在12月26号主席生日这天胆敢烧毁毛主席像片,被红卫兵当场抓获,打了个半死送到公安局。你们认定一下照片,我们定的性质是现行反革命,准备判处死刑。陈石林看后,不紧不慢地说:“应该烧毁。”那人一听脸色陡变,大叫:“不得了啦,你敢再说一遍?”陈石林把照片拿给那人看:“这样质量的照片能让革命群众看见吗?为了维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像,你说你有什么办法?新华社就是这样,后院有锅炉,我可以领你去瞧瞧。”那人一下子懵了,竟脱口而出道:“要不烧,埋掉行不行?”“不行,你怎敢说埋掉伟大领袖?”陈石林立即抓住了把柄,那人已经吓得面色如土。听说第二天放了人。去年,陈石林还听说,那次被救下性命的人如今已是区劳服公司的副经理了。 狂热的年代必然会产生狂热的人,歇斯底里式的斗争不足为奇,神经质的“彻底革命者”更比比皆是。1966年,在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有三四百名大中院校红卫兵从四面八方聚向宣武门,包围了新华社。原来有人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挥手的照片上,发现主席上衣口袋上,隐含着刘少奇的像。这本是发现者在不正常心态的驱使下,鸡蛋里挑骨头的无稽之谈,却挑动了造反派队伍。面对蜂拥而来又满怀阶级义愤的人群,陈石林走到已经被人摆好的桌子前。他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颗忠心,发现照片有问题,革命精神很好。我的家庭出身是工人阶级,我本人也是工人阶级,所以我也无限忠于毛主席。但我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说着他在桌上摆开照片和纸,“你们谁讲的,请来写一下!”顿时,场面冷了。陈石林的嗓门一下子大了起来:“不行,谁讲的谁上来,讲话要负责!”场上雅雀无声。见此状,他斩钉截铁地吼道:“我们新华社的照片质量是最高的,是主席信任的。我们经过努力,刚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照片同广大红卫兵见面,就有人跳出来破坏,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阶级敌人一定要查到!”话音未落,下面已是树倒猢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