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标准像的印数曾创下了世界之最。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报刊著作中使用和各地张贴、悬挂的数量，已高达上百亿幅。从五十年代初至今，我国共公布过四次毛泽东标准像。殊不知，这四次毛泽东标准像版本的选片、修整、技术加工和制片，均出自一人之手。他就是被我国摄影界称为“一代暗房宗师”的陈石林先生。

“文革”前，中央规定毛主席像均由新华社统一制作。陈石林当时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和翻修组组长，负责审定主席像制作质量符不符合标准。“文革”开始后，新华社老领导石少华下台，就有人贴大字报说陈石林有“海外关系”，单位也审查他。但尽管在这种不利形势下，大家还是推选他当领袖照片工作小组组长，负责领袖照片在全国的生产印刷工作，因为人们了解他——当时全国人民非常熟悉的毛泽东最早的一张青少年时代的照片，是他从已受潮褪色的家庭合影中挖下来精心复原的；那张著名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照片，在无法得到底片或照片的情况下，是他从一本早期出版的英文书籍上拍摄制作出来的；还有毛主席头戴草帽视察人民公社、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等照片，也是他制作的。从技术角度来讲，大家也认为非他莫属。

在那个把领袖推向“神坛”的非常年代，这个职务非同小可。既要生产出质量最高的主席像，又不容许出现丝毫的质量纰漏，稍有差池就是“罪大恶极”的“政治问题”。那时人人都谨小慎微，记者送来的主席照片即使拍得不好也不能说“不好”，政治上最忌讳这一点。陈石林还记得有多次某领导交给照片时，经常是一句话也不说，他也默默地双手接过。修版时，他必须独自关起门来，在完成之前是不容许被别人看到的。

“文革”中，全国山河一片红，毛主席像需求量极大，而首都生产能力有限，供应不上。造反派扬言：“你们是封锁主席照片！”为此，有关部门决定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生产印制，仍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和管理。在生产过程中，制版最重要，故由新华社把底片和标准样品发向各地宣传部门，同时发布生产技术程序及质量标准。各地在正式大量印制前，都要将样片返回到新华社经陈石林逐一审签“同意”后才能生产。当年除台港澳地区，全国生产制作毛主席像的有２８个省、市、自治区的重点照像馆和印制单位数百个。几年下来，印制数十亿幅竟未出现任何问题，可见陈石林把关之严。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７日，宣武公安局的人来新华社找到陈石林，手拿一沓毛主席像片，说出现了反革命事件，抓到一个人，是广安门新影照像馆的经理，姓秦。他在１２月２６号主席生日这天胆敢烧毁毛主席像片，被红卫兵当场抓获，打了个半死送到公安局。你们认定一下照片，我们定的性质是现行反革命，准备判处死刑。陈石林看后，不紧不慢地说：“应该烧毁。”那人一听脸色陡变，大叫：“不得了啦，你敢再说一遍？”陈石林把照片拿给那人看：“这样质量的照片能让革命群众看见吗？为了维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像，你说你有什么办法？新华社就是这样，后院有锅炉，我可以领你去瞧瞧。”那人一下子懵了，竟脱口而出道：“要不烧，埋掉行不行？”“不行，你怎敢说埋掉伟大领袖？”陈石林立即抓住了把柄，那人已经吓得面色如土。听说第二天放了人。去年，陈石林还听说，那次被救下性命的人如今已是区劳服公司的副经理了。

狂热的年代必然会产生狂热的人，歇斯底里式的斗争不足为奇，神经质的“彻底革命者”更比比皆是。１９６６年，在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有三四百名大中院校红卫兵从四面八方聚向宣武门，包围了新华社。原来有人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挥手的照片上，发现主席上衣口袋上，隐含着刘少奇的像。这本是发现者在不正常心态的驱使下，鸡蛋里挑骨头的无稽之谈，却挑动了造反派队伍。面对蜂拥而来又满怀阶级义愤的人群，陈石林走到已经被人摆好的桌子前。他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颗忠心，发现照片有问题，革命精神很好。我的家庭出身是工人阶级，我本人也是工人阶级，所以我也无限忠于毛主席。但我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说着他在桌上摆开照片和纸，“你们谁讲的，请来写一下！”顿时，场面冷了。陈石林的嗓门一下子大了起来：“不行，谁讲的谁上来，讲话要负责！”场上雅雀无声。见此状，他斩钉截铁地吼道：“我们新华社的照片质量是最高的，是主席信任的。我们经过努力，刚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照片同广大红卫兵见面，就有人跳出来破坏，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阶级敌人一定要查到！”话音未落，下面已是树倒猢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