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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王年一 何蜀 陈昭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在制造个人迷信上花了大气力；“文化大革命”中，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又说了许多阿谀奉承的话。这些都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事实（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若干讲稿，就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并经毛泽东审定的）。
综观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表现，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三十多年来，由于“政治需要”，一直把林彪当作盛放“文化大革命”一切罪恶的头号垃圾桶，把林彪描绘成“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源，灾祸之首。“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个结论被重复了三十多年，被重复了不止亿万遍，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只知道这一个结论，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也不明真相，大量接受了这样的宣传。所以，一般人根本没想过林彪还会是另外的样子。
林彪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一样，也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对“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搞法，也一样是完全不清楚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正确地指出了当时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四人的策略是“联林、拉周、整邓、倒刘”，林彪不过是被毛泽东“联”过去当了被借助的“钟馗”而已。
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背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背着中央委员会，抛开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合法机构和程序，通过他那既非中央领导成员、甚至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夫人江青，秘密策划推出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可是，这一炮没有打响。除华东局管辖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报纸均迟迟不予转载。在北京，《解放军报》是最先转载并在编者按中称《海瑞罢官》为“大毒草”的（《北京日报》得知《解放军报》要转载后也在同日转载但编者按没有提“大毒草”）。以往的宣传中强调《解放军报》积极响应批《海瑞罢官》，似乎这是林彪起的作用，实际上，林彪对此并不知情。据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刘志坚回忆，真相是：“1965年11月下旬，罗瑞卿路过上海，江青问他，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罗瑞卿即给我打电话说：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很重要，《解放军报》应当尽快转载。《解放军报》这才于11月29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文章。”
接着，毛泽东又让江青到苏州请林彪支持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对此十分冷淡，直到江青说出“主席让我请尊神”，林彪仍然推托不就。据当时在苏州陪伴林彪的林豆豆回忆，林彪与江青那次谈话极不愉快，两个人“差点打起来”，江青一见林彪就问：“我在上海，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林答：“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江说：“你该多关心一下文艺工作。”林答：“我不懂。”江说：“主席最近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你知道吗？”林答：“我知道。”江又问：“你对建国十七年来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的问题。”江青搬出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不吭气。江青说：“在上海召开文艺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要我请尊神。”林彪还是说他身体不好。江青看到林彪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坏东西？”林答：“我只是用它来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对身体有些好处。”谈话不欢而散。
那个从始至终只有江青一人发言的所谓“座谈会”结束后，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等人写出了一个约3000字的“汇报提纲”向林彪汇报，林彪认为：“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可是，江青见到这个“汇报提纲”后，却蛮横地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随后，她找了陈伯达和张春桥来参加修改，报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又亲自作了不少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文字，其中，毛泽东“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还“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等等。“这样一来，不仅在政治上名正言顺，而且也趁势把林彪拉下了水。”所以，“座谈会”——名不副实，谈“部队文艺工作”——名不副实，“林彪同志委托”——同样是名不副实。
毛泽东这一手，可谓十分老辣。刘志坚回忆：林彪“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通过叶群电话告知我说，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并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段话，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纪要’定稿后，林彪虽不反对‘委托’的说法。但在3月22日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不说‘林彪委托’。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显然，这是林彪为了向历史作出交代，也为了证明自己是被动的，而特地“立此存照”，确实是“煞费苦心”。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是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然后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按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方针起草，再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其中的重要内容全是毛泽东亲笔写成。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可知，毛泽东在反复修改这一文件中，曾先后将文件稿批给江青、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却从未批给林彪。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时，是全体到会者都毫无异议地表示同意的。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毛泽东强加的
经过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反复宣传，一般人都相信林彪当上“接班人”是他苦心钻营、篡党夺权的结果。其实，这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强加给全党、全国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而林彪却一开始就不想参加，一再推托，请了“病假”，躲在大连“疗养”，是毛泽东强令他参加的。“这次大会实际组织者是周恩来，名义上是陶铸”。“在全会临时增加的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过程中，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候选人名单，他把林彪排列在紧靠自己的第二位。”直到这个从8月1日到12日召开的全会已经开过了一半时间（8月6日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经由毛泽东安排好了，全会公报也已经由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公报中特地写进了歌颂林彪的话：“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直到这时，林彪才像提线木偶一样被毛泽东下令召来。据林彪的生活秘书李文普回忆：是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打电话叫林彪回京，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林住进有空调设施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一到人民大会堂，毛就赶来看望，和他单独谈话。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另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披露，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是周恩来的提议，以突出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
然而，林彪却并不想干“取代刘少奇作毛泽东的接班人”这种角色。“林彪一度表现得诚惶诚恐，推辞再三，乃至正式写了（辞职的）书面报告”。在“接班人”已成为全会一致拥护的决定之后，林彪仍在几个重要场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在全会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复作了类似表示。比如，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表示：“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接班”是他按组织原则被迫接受的，而“随时准备交班”则是他主动公开提出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
为了“大树特树”林彪这个“接班人”的权威，由毛泽东发起对林彪进行了一系列空前的吹捧炒作。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第一次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上公开赞扬毛泽东以外的另一个人——林彪。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又一个“史无前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林彪的吹捧便掀起了空前的高潮。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许多批判文章都认定是林彪当上“接班人”后便篡改历史，自我吹捧。实际上，林彪对这些吹捧他的做法并不都知道，知道了也并不欣赏，他曾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举动（详见《晚年周恩来》第262—263页和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235—236页）。至于篡改历史，林彪更没有责任，为了吹捧林彪而篡改历史的许多事，林彪本人并未授意和参与，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其他人和下面吹喇叭、抬桥子的人干的。
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由康生、姚文元负责起草，20日晚文革小组扩大碰头会上讨论修改通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删去了其中“大树特树……”和“‘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中的“和好学生”四字，批示：“删掉了几句。请林彪同志阅后，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而林彪则于11月25日向秘书交待：“他主张把第二页第三段全文删去，或者改写得轻淡一些为好。他认为，原文对他的评价太高。”林彪要求删去或改写得轻淡一些的内容是：“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毛泽东当天对这个电话记录稿批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按照毛泽东这一指示，对林彪不再作“好学生”这方面的宣传，而只作“亲密战友”方面的宣传——显然，“好学生”的级别、档次嫌低了。于是，在中共“九大”前后对“亲密战友”的宣传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周恩来主持讨论、修改的新党章草案，其中明确写进了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对此草案作了多次修改、批示。康生在会上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最遭人诟病的“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一说，使林彪长期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们的耻笑和责骂，其实，林彪实在冤枉，因为这并不是林彪自己胡吹或指使他人吹出来的。对这一篡改历史的说法风行一时，周恩来是有责任的。众所周知，在1969年4月14日“九大”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有一个以“歌颂”林彪为中心内容的发言，而其中最违背历史真实的就是有关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这一内容。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周恩来，应该比一般人更了解那段历史，但是，为了政治需要，为了“紧跟毛主席”，他却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领导人的重要身份向庄严的党代表大会讲了这样的话：“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随后，周恩来又于5月14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传达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时，谈到南昌起义的时候，再次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难道这些账都该算到林彪身上吗？
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中诸多重大事件的关系
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领导人、“副统帅”，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到底是什么态度？应负怎样的责任？有必要重新审视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中诸多重大事件的关系。
“打倒罗瑞卿”。现在一般都只强调林彪致信毛泽东要汇报情况，并派叶群送去告罗瑞卿状的材料，同毛泽东谈了近五个小时，之后，才有了打倒罗瑞卿一事。但是，在林彪致毛泽东信中就有“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之语，而且，据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曾说过，是“伟大领袖在上海把她召了去，想就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问题问个究竟”。叶群当时还只是个“紧跟毛主席”的小角色。从发生在1967年1月的“批判萧华”事件可知，叶群对秘书们说：“首长（指林彪）本来是不同意打倒萧华的。”但是一听到江青说“一组”（即毛泽东）已同意批斗萧华时，叶群即认为“首长必须有个明确态度”，并急匆匆代表林彪去京西宾馆参加批萧华的会议，会议中途毛泽东把周恩来、叶剑英召去，会议停开。周恩来等回来后宣布毛泽东指示对萧华还要保。此后叶群便又在保萧华的群众大会上代表林彪讲话，说萧华是得到林彪“一贯信任”的，林彪认为“萧华是总政历任几位主任中最好的一个主任”。可见，若不是看到毛泽东有倒罗之意，叶群岂敢主动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何况，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的批判罗瑞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持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而这时，毛泽东已经（于12月2日）发表了关于“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等为罗瑞卿定性的评价。会议已经开了三天才被通知到会的罗瑞卿，到会后是由周恩来、邓小平出面代表组织谈的话。罗瑞卿要求见毛泽东、林彪，当面把问题说清楚，但周恩来没有同意。1966年3月4日，邓小平主持在怀仁堂召开批判罗瑞卿工作小组会议。邓小平对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作了明确指示……另据杨成武回忆：上海会议“揭发了所谓罗瑞卿的问题，会后成立了罗瑞卿专案组，组长也由周恩来总理担任。”总之，“打倒罗瑞卿”一案，尽管许多档案材料还未解密，但仅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也可以作出判断：这个账不应算到林彪一人身上。
“防止政变”。林彪在通过“五一六通知”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五一八讲话”，一个重要主题是“防止政变”，后来被认定是他“大讲政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谎言”，“在党内造成了极度恐怖的气氛”。其实，“防止政变”是毛泽东筹划已久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最早担心有人搞政变的是毛泽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62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庆祝游行现场实况转播的播音员时，突然说：“我们说话别人听不见，他们说话全世界都能听见，广播就是重要。哪个国家搞政变，都要先拿广播电台，伊拉克一个坦克团和一个广播电台就把卡塞姆推翻了。要重视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中近东许多国家发生政变，搞政变的人开始就要夺广播电台……”并当即吩咐周恩来要管广播电台，不要出问题，要从部队调一个强的干部去领导广播事业局。10月13日，中央即根据毛、周的意见调丁莱夫（某军政委）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任一把手。可见，“政变经”是由毛泽东率先念起来的。1966年5月15日（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5月18日（即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当天），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司令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照办。这些都是当时防止政变的重大措施。而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正是根据毛泽东“防止政变”的部署精神讲的。据参加了那次会议的戚本禹回忆：“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周比刘更能领会毛的意图。”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另据王力回忆：对林彪这个讲话，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说要印发。中共中央于9月22日批转这一讲话时，批语中称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辟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可见，“政变经”并非林彪一人在念，而是由毛泽东带头、整个中央领导集体一齐念起来的。
——后来批判林彪时，把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抛出来，说“这封信‘是针对林彪《‘五一八’讲话》写的’。林彪《‘五一八’讲话》刚一出笼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已经看出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文革史专家金春明认为，这样的批判是荒谬的，“不错，信中谈到了林彪《‘五一八’讲话》。如何说的呢？第一，‘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这里毛泽东是讲敌友关系，非常明确地把林彪称为‘我的朋友’。毛泽东向来是敌友分明的，这封信中尤其如此。”“林彪是自己方面的头号朋友”；“第二，‘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这是信中最集中地讲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看法的一段话，其中确实表达了不满意和不安的心情，但用词的分量是很轻的。‘这样讲法过去没有过’，大概是革命导师没有讲过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的意思吧。没有讲过，当然可以包含背离了、违背了的意思，但也可以是创造性发展了的意思。”金春明认为“从信的内容中无论如何得不出江青等人宣扬的那种论断”，“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林彪是信赖和依靠的，是作为帮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的目的，也绝不可能是为了揭露林彪。”
“打倒贺龙”。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1966年9月6日，林彪受毛主席委托，就贺龙问题在军委会议上正式‘打招呼’……林彪说，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某些大军区都有人伸手，想在那里制造混乱，企图在乱中夺权。……林彪说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因此主席说要在军内高级干部中‘打招呼’，对贺龙的野心有所警惕。到会的几位老帅（军委常委委员）纷纷表态，都拥护毛主席的决策和林彪的讲话。”这是林彪假传圣旨吗？在座的元帅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都是可以通天的，何以没有谁提出异议并挺身而出为贺龙辩护呢？何以周恩来最后也保护不了贺龙呢？1967年1月11日，林彪主持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这不正说明“打倒贺龙”的整个部署是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吗？另据杨成武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专案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专案组长是贺龙兼任的。‘文革’中，贺龙被列为专案后，组长仍由周总理接任。”除了毛泽东，还有谁能让周恩来担任这个组长？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来宾卡博和巴卢库的讲话中就明确说了：“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9月13日（正是贺龙在囚禁地盼着周恩来兑现秋天去接他回京的诺言时），中央正式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审查报告经过周恩来之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语。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毛泽东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导致大动乱的一个重要步骤。有的专著提到此事时，称“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首先抛出这个新罪名。”然而，这个“新罪名”虽然表面上是林彪宣布的，实际上却是毛泽东借林彪之口“抛出”的。据王力回忆，毛泽东在9月份就已经形成这一概念了。同时，“毛主席决定，要在林彪的国庆讲话和《红旗》社论中提出这个问题。讲话由陈伯达、王任重、张春桥起草。社论由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按照毛泽东关于要在林彪讲话中提出批判刘少奇“错误路线”的精神，原来定稿时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在上天安门讲话之前，陶铸、王任重、王力向毛提出，“反革命”太重了。于是将“反革命”改为“反对革命”，成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10月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张春桥向毛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不通。毛说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此而已。应对“抛出这个新罪名”承担罪责的，依然是毛泽东。
“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在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这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上，毛泽东居然未让“副统帅”林彪参与决策。《王力反思录》中说：“（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吃饭后又说了几句。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实际上这是个比较重要的会。”在这次“比较重要的会”上，毛泽东大段地、比较系统地讲了他关于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大民主”、“斗批改”的想法。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导致“文化大革命”进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新阶段”。
“打倒陶铸”。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公开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从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提拔到位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第四号领导人陶铸被打倒。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陶铸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是林彪的老部下，被点名‘打倒’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来京后辜负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任，工作没有做好，本想过年后离京去各地搞点‘调查研究’，但万万没想到顷刻之间变成了‘罪人’。林彪见到此信后默默不语，叶群怕被钓鱼台发觉会招来大祸，赶紧叫内勤偷偷将此信烧掉。”林彪的“默默无语”，正表明了他对此事的无可奈何，因为这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王力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毛主席同陶铸的分歧是（1966年）九月就已开始了。九月毛主席就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同志不满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刘邓，而‘批判不彻底’，主要是指总理同陶铸，在毛主席看来总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铸。‘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此外，陶铸想恢复中央书记处班子，主持起草工业十二条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等，都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11月14日以后，毛泽东开始收到一些告陶铸的信，“毛主席定了（十二月）六日会上要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随后毛泽东又定了开“生活会”批评陶铸，“这生活会是政治局扩大会，是十二月下旬开的……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致批评陶铸……”1967年1月4日，在江青主持的会上主要由陈伯达讲话公开提出了打倒陶铸。虽然后来毛泽东表示过不同意这次公开宣布并指责了陈伯达和江青，但他并未重申对陶铸要“保”，而是在1月8日的会上就陶铸问题作了总结性的表态：“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王力出席了这次会，对毛泽东指责陶铸“极不老实”一语，他回忆说：“我记得是说很不老实，有的历史学家把很字去掉，只说不老实。”陶铸夫人曾志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认为可能是说的“不老成”，还写信去问毛泽东，但毛泽东却不明确表态。王力说：“我记得毛主席还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几个月后的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被陶铸认为是“置我于死地”的文章，也是毛泽东从8月中旬到9月上旬多次审阅修改并在批示中称之为“很好”、“极好”的，连文章标题也是毛泽东改拟的。
“夺权”。夺权也是毛泽东独自发出的号召。1967年1月15日，在北京及外地造反派组织于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即欢呼中央给上海造反派贺电的大会）上，陈伯达和周恩来先后讲话，讲话中都强调了反对“接管风”。此时所说的“接管”，实际上就是夺权的另一种说法（后来才统称为夺权）。陈伯达明确指责说，接管风是走资派的“新花样”，让造反派接管，他们跑到台后，让我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得不好，他们看笑话。他提出，除个别地点、机关外，应该大量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强调了不要形成接管风。据王力回忆：在那次大会上“陈伯达说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群众组织只能监督，不能夺权。……当天下午刚散会，毛主席马上知道了，马上开了个会批评陈伯达……毛主席说，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毛主席然后讲了一大篇的话，后来写成《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就是号召夺权口号的背景，这是毛主席的系统的思想，是第一篇公开号召夺权的文章。”“毛主席的想法，是全面夺权，评论员文章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明确提出夺党权、政权、财权，而且分别讲为什么要夺这些权。”可是后来却把林彪在此之后（1月23日）的一个讲话作为他“策划夺权”的罪证：“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其实，在此之前，“夺权”已经作为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开始贯彻，据王力回忆：“毛主席号召夺权，我没有反对，其他也没有一个人反对，中央领导核心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反对”。周恩来在1月21日（比前引林彪讲话还早两天）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就传达了：“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王力还说明：“这也有档案可查。”并强调“周总理传达的毛主席这段话后果很严重”（王力以这句话作为这段文字的小标题）。就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指出：“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反击二月逆流”。现在通常都把1967年1月中旬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碰头会（即“大闹京西宾馆”）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即“大闹怀仁堂”）统称为“二月抗争”（即当年批判的“二月逆流”），在“大闹京西宾馆”中，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后来被称作林彪的“心腹大将”）的黄永胜，就公开发言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叶剑英把会议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也表示对中央文革的不满，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他还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大发了一顿脾气，盛怒之下把跟前的茶几都掀翻了，还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毛泽东在听取江青等人关于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情况汇报后，大发雷霆，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决定对他们三人进行批判。这个“反击二月逆流”的决定又是毛泽东独自作出的。在所谓“二月逆流”高峰的2月17日，谭震林怀着满腔忿恨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丑化党”、“真比武则天还凶”。谁都能看得出来，谭震林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林彪的信任。林彪无奈将此信转报毛泽东，说：“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林彪用“糊涂”、“堕落”这样的字眼，显然是在搪塞。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谭震林分别写了给林彪和毛泽东内容大致相同的信，“林彪和叶群在看到这封信之后，大受震动。林彪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叶群则感到这封信将给自己带来一场灾难：林彪对之表态不是，不表态也不是。因此她赶紧把这封信从秘书手里收回去，一再叮嘱我们‘对谁也不要讲。’”“然而没过两天，林彪又把谭震林的信批给了主席。……主席阅后将原件退回毛家湾，林彪见到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彪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这是林彪发泄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一幕……”当毛泽东在2月19日凌晨召集严厉指责谭震林、陈毅等人的紧急会议时，本来通知了林彪参加，但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了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因“大闹京西宾馆”事非要压黄永胜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可见，“林彪一伙”实际上直接（如黄永胜）或间接（如林彪）地参与了“二月抗争”。滑稽的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居然说出“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这样明显歪曲事实的话来。
“武斗”。1967年夏，全国到处爆发大规模武斗，许多地方出现了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枪支用于武斗的情况。毛泽东正在这时“巡视”了南方一些地区，对抢枪武斗等情况居然持乐观、欣赏态度。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中说：“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另据王力回忆：“主席在7月18日晚上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主席还夸奖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另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当他把各地武斗情况向林彪汇报时，“林彪似也牢骚满腹。他自言自语：‘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7月下旬，林彪听到关于各地发生抢枪事件的汇报后，口述了给毛泽东的信，大意是：武汉事件后，亟待处理的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对于陈再道等人的问题，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针办。……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少数群众组织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情况比较严重，因此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否则……两天后从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说，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8月4日，在上海的毛泽东以“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江青，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因此要武装左派，决定发枪，“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如此涉及军队的重大决策，毛泽东不与林彪商量，却写信告诉江青。此信“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就在同一天，张春桥、王洪文指挥上海“工总司”向上海柴油机厂群众组织“联司”发起武力进攻，对“联司”一派实行了血腥镇压。而这一公开的大规模武斗就在毛泽东的眼皮下进行。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或默许，张春桥之流能这么胆大妄为吗？这可真是“左派声威大振……”啊！8月25日由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就按照毛泽东这一思想公开提出：“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毛泽东有关发枪武装造反派（即所谓“左派”）的想法，造成了给武斗火上加油的严重后果。“全国被群众组织抢去的部队枪支和民兵枪支共有多少？后来总参有关部门上报了一个大概统计数字：500多万！这就是说，被抢去的枪支恰巧与当时全军兵力的总数相等！”然而，毛泽东对这一期间（1967年7、8、9月）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武斗的“全面内战”情况居然给予高度评价：“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杨、余、傅”问题上，“林办”秘书张云生明确写道：1968年3月24日（即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宣布对杨、余、傅的处理那天，书中错排为“2月”和“23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汪东兴4人来见林彪，据说，他们是奉毛泽东的指示，来向林彪通报中央碰头会的情况，就处理杨成武等人的问题征询林彪的意见。中央的决定已经作出，现在来征求林彪的意见只是一个程序。”此外，林彪在大会上讲：“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此时毛泽东正在幕后，林彪、周恩来等讲完话后，毛泽东才走出来与全体与会者见面。据参加了那次大会、后曾在林办帮助工作的官伟勋回忆：事后林豆豆从外地回到北京，去问林彪：“杨成武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打倒他？”林彪竟回答：“是啊，杨成武有什么问题？”林豆豆说：“是你发表的讲话，下边都传达了，你怎么会不知道杨成武是什么问题？”林彪说：“是啊，我讲了些什么来？把叶群叫来，杨成武到底有什么问题，让她讲讲！”林豆豆出来就对秘书们讲：“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副统帅，他自己讲的话，拿掉了杨余傅，他还说他不知道杨成武是什么问题。”目前虽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刚打倒了“王、关、戚”三个文人后接着又下决心打倒“杨、余、傅”三个军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笔账也不能算到林彪一人身上。
“打倒刘少奇”。众所周知，“打倒刘少奇”的决策是毛泽东独自一人作出的。当他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林彪还躲在大连“养病”没有到会，对此一无所知。据杨成武回忆：“党中央于1967年春成立了对干部的专案审查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辖的“王光美组，实际上是负责审查王光美和刘少奇二人的所谓‘问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指定康生、江青等人分管该案。”1967年1月13日夜，毛泽东突然派秘书徐业夫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但毛泽东却并没有明确表示什么，刘少奇向他提出辞职，愿意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以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却不置可否，而莫测高深地建议刘少奇读法国海格尔的《机械唯物论》、狄德罗的《机械人》和中国古代的《淮南子》等书。王光美当时对刘少奇的秘书说：“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这句“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真是意味深长。因为此前在中南海刘少奇住地已经连续发生了造反派以“平平受伤”为名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去接受批斗、中南海造反派高呼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进入刘少奇住地贴批刘大字报等事情。此后不久，3月16日，毛泽东就批准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的批示》，其中特别写明：“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岗位上”。接着，3月3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和4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同时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进一步掀起了对刘少奇展开“革命大批判”的浪潮，这篇文章向刘少奇提出咄咄逼人的八个“为什么”（即八条罪状），并自问自答地公开宣布“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此文就是由毛泽东亲自于3月下旬修改定稿并称为“写得很好”的。刘少奇读到这篇在毛泽东看来“写得很好”的文章时，气愤地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并把刊登文章的《红旗》杂志摔到地板上。紧接着，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在5月8日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等同时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公开批判刘少奇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并亲笔加写了一些文字后批准发表的。但毛泽东并不以此为满足。8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审阅修改姚文元及其写作班子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在批示中要求：“还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真是一心“痛打落水狗”。9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九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因周恩来对抓这一专案不卖劲，一直无法取得重大突破，毛泽东决定由江青接管此案，并由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从旁协助，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而林彪呢？除去在几次公开会议上按照中央的安排和毛泽东的意图作过“批刘”的讲话外，看不到有什么作为。对于将刘少奇定为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林彪的批示是“完全同意”和“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林彪在这里又一次向历史表明，此审查报告是江青一手包办的，与我无关。林彪私下里还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在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揪刘火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掀起“打倒刘少奇”高潮中），一天秘书张云生给林彪讲一份中央文革关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的材料时，“林彪随口说了这么几句令我当时颇为惊奇的话：‘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
“清查五一六”。“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本来只是一个受极左思潮影响而自发建立起来以炮打周恩来为主要目标的青年学生组织。1967年9月7日，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次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公开提出了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的问题。毛泽东为此文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此后，“清查五一六”逐渐扩大成为全国范围的一场大运动，其罪名扩大为“三指向”（即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其打击面之宽，清查时间之长，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冤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辞条中说：“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但据“林办”工作人员所了解的情况，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林彪一直在苏州。因此林彪这个“召开大会”和“号召”是否准确？除去这一句话外，在整个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看不到林彪有什么具体作为。倒是毛泽东和其他人有不少具体指示。
“一打三反”。从1970年1月开始，“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全国展开了声势凌厉的“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运动。这一运动实际上以“一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为中心，而所谓“现行反革命”又主要是指反对或“破坏”“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人。《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记载：“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许多地方都有像遇罗克这样的思想先驱者被枪毙，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共产党人被判处重刑……而这一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呢？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
……
总之，客观地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彪在总的方面，其实只算得上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所谓“亲密战友”、“副统帅”，不过是毛泽东用于一时的摆设而已。
不过，林彪这个观潮派、逍遥派，又不同于一般干部和民众中的观潮派、逍遥派，而有其特殊性。因为林彪的地位特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副统帅”，许多事情显得像是他在直接领导、发号施令。周恩来上报的或毛泽东批示下发的文件，一般都要到林彪那里走一趟，由他批几个字或画一个圈。长期以来，特别是从江青一伙操纵舆论的“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故意把毛泽东和别的领导人的批示和表态隐去，而对林彪的“画圈”或批示、讲话则取其所需大肆渲染，从而给人造成一种只有林彪在制造动乱的假象。“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对毛泽东与江青、林彪与叶群这两对当代中国政坛上特殊的“政治夫妻”，对江青和叶群这两个特殊身份的人物，又采取了显著的双重标准：对江青所干的坏事，尽量说成是与毛泽东无关，尽量为毛泽东洗刷、开脱，尽量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一些批评、指责；而对叶群所干的坏事，则尽量说成是林彪的授意或林彪的责任，尽量笼统归罪于“林彪集团”……这样，尽管“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了几十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林彪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运动“妖魔化”的那个形象。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书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他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杨成武后来也这样回忆：“林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林办”秘书张云生在谈到林彪对开始出现武斗的态度时说：“也许他并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他多次在背地流露过对‘武斗’的不满，但他的‘接班人’角色却形同虚设，没起什么作用。”从“文化大革命”中震动一时的“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一案也可以看出林彪“接班人”地位之虚空。1967年8月，毛泽东眼见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到处碰壁，他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谎言无法掩盖全国大动乱的现实，特别是各地支左部队与“左派群众组织”关系紧张甚至冲突不断，便独自作出了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关锋（不久又加上了戚本禹）的决定，以抛出替罪羊来转嫁罪责。他叫杨成武从上海回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他的决定。杨成武回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又叫他去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杨成武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时，说是我让您向林副主席通报的。”杨成武遂飞赴北戴河向林彪通报，林彪听后“只是微微地点了个头”，杨成武问有什么指示，林彪答：“没有了。”毛泽东不但不与林彪商量、讨论，甚至根本不向林彪通报。连周恩来都认为“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
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观潮派、逍遥派表现，曾担任审查林彪专案组重要成员的纪登奎也有生动的回忆。纪坡民在《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中是这样说的：“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这位副统帅，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我想，也许林副统帅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可是，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纪登奎当面向林彪汇报军队工作，提出军队副职太多、形成冗员的问题，林彪听说后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啊，那怎么办呢？”纪登奎的回忆，活脱勾画出了一幅逍遥派的画像。
其实，毛泽东早就看穿了林彪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观潮派、逍遥派的意图，曾当面斥责他“想当明世宗”，并说：“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明世宗即明代嘉靖皇帝，他迷信道教，求长生，二十多年不见朝臣，不问政事。说林彪“想当明世宗”，不正是说他想当观潮派、逍遥派吗？综观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整体表现，他并非只是“想当”，而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当了观潮派、逍遥派。
当然，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副统帅”，林彪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岸上观潮不下水，完全逍遥事外一点不介入，不可能什么坏事都没干过，不可能什么人都没整过。在当时的体制和政治环境里，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有谁能完全置身事外？有谁的手能保持干净？目前史学界已广泛认同这个观点：政治运动中的不少受害者，往往同时又是加害者。正如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根据清代一首《剃头歌》改写的《整人歌》所说：“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林彪自然也难逃这个历史局限。我们说他是“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就是从他对“文化大革命”所抱的总的态度和所起到的总的作用来看的。我们希望澄清史实，分清历史责任，是谁的责任，有多大责任，不要按一时的政治需要去加以剪裁、取舍，既不要“为尊者讳”，也不要搞“妖魔化”。
林彪成为观潮派、逍遥派的原因
林彪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抱观潮派、逍遥派的态度而并非像他口头上、表面上对毛泽东表示的“紧跟”？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笔者认为有这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林彪的病。林彪并非运动来了才无病装病或小病大养，他是真有病，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病倒了，1953年就病得很重。后来始终未能痊愈。“林办”秘书张云生询问了对林彪病情最了解的两个人：林彪的生活秘书李文普和保健医生蒋大夫。两个人的说法分别是：“林彪精神系统有毛病”，“林彪的精神系统确实有病”。作为病人，林彪最关心的是怎样治好自己的病，对“接班人”、“副统帅”并无什么兴趣，更不要说什么“篡党夺权”了。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写道：林彪身体不好，“毛泽东大肆接见红卫兵的举动，实在让他吃不消，但不陪又不行，有时到了难以支持的程度，有一次甚至从金水桥下走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实在不大想干这种名为‘接班人’，实际上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曾几次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流露过这种想法。”而且，凭林彪的聪明和敏感，他不会不明白，毛泽东选他这样的病人来做“接班人”，决不会像宣传上说的那样是因为他“高举”、“紧跟”，而只不过是便于一时的利用。林彪知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一个傀儡，他不想多管事，也不能多管事。遗憾的是，评论界很少注意林彪的病，林彪过去大力宣扬“突出政治”，他自己也就深受“突出政治”之害，他的病，总是被人看作政治问题，实为一大悲剧。
林彪成为观潮派、逍遥派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接班人”地位的恐惧。“接班人”不是他想当的，不是他争来的，是毛泽东强加给他的。但是，亲历了中共党内的历次政治斗争，林彪不会没有“高处不胜寒”、“伴君如伴虎”的感觉。张云生回忆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1966年9月（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林彪刚被封为“接班人”不久），张云生在人民大会堂亲眼见到毛泽东把两本线装书《郭嘉传》、《范晔传》推荐给林彪看，林彪看后还口述了感谢主席和简谈读后感的信。张云生后来查阅史籍，才明白郭嘉与范晔都是古代重臣，权位与林彪相似，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因参与谋反被判杀头罪。“一正一反，一成一败，毛泽东以古喻今，用意不言自明。”对毛泽东这样的“借古讽今”，林彪能不“深刻领会”吗？1967年元旦前夕，陶铸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林彪特地接见了一次陶铸，向陶铸作出了言简意赅的忠告：“要被动被动再被动。”其实，这个忠告正是林彪自己奉行的明哲保身原则。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也写道：林彪“索性顺水推舟，继续称病不出，当甩手的二掌柜，对运动中的大小事情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从不主动表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事不麻烦，小事不干扰’，叶群则把它总结为‘三不主义’，即‘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这样既可免遭毛泽东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脱，在政治上不负责任。”“深知毛泽东为人猜忌的林彪还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举动，反对诸如‘副统帅’、‘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类提法”，“与此同时，林彪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形象，以掩饰他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
作家权延赤写道：“毛泽东的一位卫士长曾对笔者说：老帅里敢顶主席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彭德怀，一个就是林彪。”林彪“当上接班人之后就再不当面顶撞毛主席了。当接班人之前，他总是正襟危坐于毛泽东面前，力陈己见，有不同看法敢讲出来也敢坚持。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谈正事没见他笑过。可是毛主席不在场时，他又全力维护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意见。可以说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私下敢说不，公众场合又全力维护’。当上接班人后，林彪变了。当面再不顶撞，甚至谦卑地笑……”
林彪的这个变化，不正是出于对“接班人”地位的恐惧，为了让毛泽东“放心”吗？
然而，对于已经习惯于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毛泽东来说，对任何重臣、权臣、“亲密战友”，他都是不可能真正放心的。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先后命运，甚至周恩来的命运，不都证明了这一点吗？
作者为文革研究专家，居中国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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