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不寐：“六四”十五周年祭
《约伯记》三十。十七： 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
《诗篇》九十七。十：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
十五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大约占去了他一生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时间。“六四”悲剧已经快过去十五年了，良心和热情开始长出皱纹，但我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或准备好为它写一点纪实的文字。十周年所唤起的理论热情表达在《为一九八九年辩护》一文中，十年来那些感伤也陆续交给了《商人流亡者日记》。事实上我的其他文字几乎都深受这场悲剧的影响——局限性和超越性，无不来自那个沸腾的春夏和流血的黎明。但我仍然还无法用“回忆”的方式找到十五年以前的自己。一方面，对于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从广场上出来的人来说，追问细节是痛苦的，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像讲故事一样谈论它。我甚至回避这类场合，它不是我的谈资。如果为了谴责，这样的工作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另一方面，我羞于自己十五年的苟活和狡猾——作为一个“内疚的幸存者”和“有罪的旁观者”，倘若用这些回忆来说明自己是“六四的孩子”、来说明我和广场悲剧联系起来的“政治正确性”，我又有什么资格呢？
谴责和分析伴随着争吵构成了“六四文化”的主流。十五年的空白使问题已经开始表现为：努力记忆广场悲剧的人们能否反省一下自己呢？十五年中国的道德悲剧和生命悲剧的凶手当然是北京当局，这个问题可以放到一边。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面——理论自由主义的犬儒和流亡自由主义的内讧是否也该到了谴责一下自己的时候了呢？耻辱之罪，谁能逃焉！十周年我试图以“忏悔宣言”的方式推动这样一种活动，今天我仍试图这样做。这是我“六四”十五周年前夕写这篇文字的主要原因。在悲伤和批判不断仪式化（我当然支持各种纪念活动）的今天，２００４年怎样才能为“六四”增加新的尊重和安慰呢？“圣灵”做工的起点是让人知罪，并因此愁苦不止，然后是做跟从者，和基督联合。先求忏悔，然后跟从。我以此文为这一进程——也为自己参与这一进程——在夜里祈祷。
一、最惨痛的记忆：从广场到故乡
我想先从自己的经历谈起。
我手头上一直保存着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的《北京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纪实》一书。该书按时间顺序记载了“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发生的重要事件。
在谈到４月２６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的“高联会议”的时候（这次会议决定了著名的“４２７”反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游行），我看到把我本人列为与会的“高联”七位常委之一（其他人是王丹、刘刚等学生）。事实上我参与运动是在４月２２日，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参与发起组建了人大“学生自治会”，并作为这个学生自治会的九人常委之一。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热情奔放的时间，它在北京市民的支持下几乎燃尽了我对人性的全部热爱。由于劳累过度我在绝食开始后住院了，从医院出来就离开了“高自联”（人大派其他学生轮流参加“高自联”的会议），一直在人大参与一些游行及广播站的组织工作。
对我来说，１９８９年最刻骨铭心的悲惨记忆至少包括两次遭遇。一次是６月４日我在天安门广场的经历，一次是６月９日我返回故乡的经历。
２００２年秋天我接受一家香港研究机构的邀请去那里介绍“新语文运动”。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天安门》这部电视片。朋友们说：流泪是看人们这部电视片普遍的反应，你作为身临其境的人，恐怕更会如此。那位好心的大姐把我一个人留在展播厅，悄悄地退出去了。事实上“国际歌”一响起，我的眼泪就静静地下来了。尤其令我伤感的是，我在“六部口惨案”现场看见了我自己——而那一幕，一直是我心灵中最惨痛的记忆，这片伤口从来没有愈合过，那天又开始汩汩流血了……。
６月３日晚上８点左右，我从人民大学骑单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的气氛很紧张，但学生们围聚在纪念碑下面仍然热情高涨。长安街响起枪声的时候，我们在一位海南籍的小女孩（也是人大的学生）带领下唱歌，有《血染的风采》、《再见吧，妈妈！》，主要是《国际歌》。凌晨３ 、４ 点钟（或更晚些），戒严部队围住了广场并开始向纪念碑零星开枪。我当时就坐在纪念碑下面，子弹崩裂的碎屑溅到了我的脸上。奇怪的是，一点恐惧感都没有，有的只是悲愤和耻辱感。大约是在广场学生代表和戒严指挥部谈判之后，学生开始从广场东南角撤离。很多学生拥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在从东南角出来的时候，全副武装、提着大棒的士兵和学生发生了一些冲突，互相投掷石块，人群中也开始咒骂士兵是“法西斯”。总的来说学生还是撤离了广场，经人民大会堂西厕转向长安街，这个地方就是六部口，中南海办公所在地。
我接近六部口的时候，突然觉得前面的学生队伍一片混乱，并往后纷纷退却。
再往前走几步，看见街道（长安街）旁有一堆人倒在血泊之中。我记不清总共有多少人，大约十几个人吧。有学生说是坦克看见学生队伍就冲过来，于是一些学生被压倒了。我和一些学生马上投入救援工作，有市民骑来人力三轮车，我和一些学生将伤者抬上去，呼叫着尽快送往医院。我大约抬了７、８个伤者。事实上有的伤者当时就死了，内脏和脑子流在身体外边。那年我才２１岁，这是我第一次这样面对死亡。《天安门》这部片子记录的是我抬完伤者用手拦阻学生以免和长安街的军人发生冲突的场景。当时我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上面有斑斑的血迹。这件衣服我留了很久，可惜我现在无论如何找不到了。
当地上只剩下一片血迹的时候，我永远记得我当时站在长安街上向远处的天安门举起拳头的景象。我仿佛在发誓：从那一刻起，我要过一种配得起这一遭遇的全新的生活。我当时凝视了很久刚刚升起的太阳，奇怪，它是绿色的，和地面上黑压压的军装一个颜色……从长安街到学校，这一路上北京市民在道路两旁一直用泪水陪伴着我们，我们也一直流泪。整个世界装进了毛玻璃里，那是在为中国哭……回到宿舍我连续几天无法入睡，似睡似醒之间总看见铺天盖地的白花纷纷扬扬……。
有好心的市民来劝我去家中躲避，但我还是觉得留在学校好。悼念活动于是在红色恐怖中继续进行。可悲的是，６月６日，我再一次和死亡面面相觑。这天早上，我骑单车想到外面看看街道上的情况。来到木樨地的时候，看见戒严部队正在街道上示威般地来回奔跑，步兵前面是坦克。路边有一些市民仍在抗议。当时好象是人群中有人喊口号，于是一梭子子弹打了过来。大家惊慌地向楼房后面逃避。但突然有人喊，有人中枪了。我和一些人围上去，发现中枪的是一位８、９岁的孩子，子弹打在了腹部。很快有市民把孩子送到了附近的复兴门医院。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否活下来了，但后来我在丁子霖女士的调查报告中似乎发现，这个孩子死在了医院……。
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像受伤的麻雀一样离开了北京。我急着赶回家乡——父母已经多次来电报追问我的生死，我必须赶尽快回去。我是６月９日回到的黑龙江老家，到县里我才知道：我的母亲已经奄奄一息。原因是：当时我们县城传言我已经在广场上被打死了，消息是同在北京上学但比我低几年的一位“学弟”传播的。我从县城亲戚家不敢歇脚，开始坐公共汽车向３００里外的家里赶，到那里，妈妈已经快不行了——她搂住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是哭，开始连声音都没有……几乎全村的人都围拢过来，我看见了数不清的女人的眼泪和男人的烟头……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象傻了一样，定定地坐在炕上，眼睛发直——这五、六天的超常经历彻底毁灭了我的心智……我在家中没有看见父亲。原来我们擦肩而过：他当日坐车到县城，想赶到北京寻找我的尸体……。
“任不寐活着回来”的消息首先把我的母亲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了，同时也导致了家乡的警察部门在村前村后“站岗放哨”——随时准备根据我的活动将我绳之于专政。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切没有发生。我父亲被追回来后开始张罗着“庆贺我的重生”。从悲剧气氛中清醒过来的村民马上投入了新的喜庆仪式。我自己一直陪着母亲，象一只想下跪却痛恨自己不配的野兽……我不指望找一个舔噬伤口的地方，因为我浑身除了伤口已经没有别的地方了。
……
从那以后到今天，这十五年的经历、我因“六四”而在国内受到的逼迫，我打算另文再写，我想这应该是我的一篇演讲的内容。我在１９９０年“清查”后被“勒令退学”，学校当局列出的的理由是：第一，无故旷课（这里的故事以后再谈）。第二、在动乱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第三、抗拒清查，拒不悔改。按惯例，处分决定要本人签署意见。我在这份红头文件上写了三条“个人意见”。第一，旷课并非无故。第二、在动乱中没有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没有犯错误。第三、我强烈抗议这一违反社会正义也违反法律的决定。我记得当时“系领导”的脸色很生动，他张嘴在那里停了好一会儿。我这一逆风之举马上获得了回报：勒令退学再加上一条：遣送回原籍，户口发回原地。事实上这一追加的处罚对我有一项好处：在他们的押送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贵族待遇”，我睡上了卧铺。由于责任所系，两位压送人员在火车上不敢睡觉，而我却在“故乡的云”这首歌的陪伴下一觉睡到了“原籍”……。
二、最可悲的现实：十五年无反省
显然，我个人的遭遇不是最悲惨的：我没有抛尸长街，也没有屡陷于黑狱。我的痛苦不可能有死难者家属那样的切入心腹。但我相信，“六四”是很多当代人的人生转折点，我也不能例外。那么人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实现了这一“新生”呢？我想在上面我个人现实经历的基础上再谈谈我的心灵历程，谈谈“六四”对我个人、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在理论上再次探讨反思“六四”必须增加“内在反省”的必要性。
事实上人们谈到“六四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一话题的时候，主要是指对中共体制的彻底绝望以及向自由民主理想的彻底转向。我想这一思想转变具有某种普遍的代表性。对于当局来说，“六四”使中国进入了“后政治时代”或“后意识形态时代”，政治恐惧支配下的小市民精神垄断了中国政坛。而在民间，政治恐惧同样发挥了作用，除了“天安门母亲运动”和“民主党运动”继续在底线上坚守或被残酷整肃之外，犬儒使学院自由主义先成为不内疚的幸存者（面对“文革”和“六四”悲剧），后成为无罪恶感的旁观者（面对“天安门母亲运动”、“民主党事件”和“法轮功事件”）。此外，市场则逐渐吸收了民间行动自由主义者零星的政治抗议。而流亡海外的“民运”在十五年中几乎耗尽了全部政治资源和道德资源。因此，整体上说，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完全乏善可陈，面对上述几次重大的政治迫害事件的集体失语，这意味着对中国政治转机的任何乐观估计都是没有根据的。这也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政治反省时代已经是当务之急。
遗憾的是，耻辱感还没有被意识到，沾沾自喜的精神已经开始笼罩了中国的“自由主义阵营”。“六四”以后一个划时代的技术进步是网络的出现，本来这应该为记忆“六四”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却由于中国的成熟和北京的成熟而没有发生。而在２００３年的“网络维权浪潮”中，特别是在其后津津乐道的“年终总结”中，评论家们似乎忘记了“六四”之罪和“六四”以后几大人权事件所奖励给自己的羞耻。２００３年末开始，连篇累牍的自我表扬开始了，到２００４年初这一自我表扬的学术项目和关于胡温体制的乐观估计混在一起，奏响了新一轮“君民开明曲”。在这一场“民主勾引”运动中，仿佛中国只抓了几个网络作家、打死了一个孙志刚，捆绑了一个孙大午一样。稍有理性的人不会误解我反对声援他们，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自吹自擂者好象忘记了杜导斌仍在里面了，而好象他已经通过伟大的网络维权运动胜利解放了一样。更奇怪的是，仿佛有人在网络上喊几嗓子“维权时代”就到来了似的。事实上“宝马案”和“郑恩宠案”以及丑角政治的公然以行，都明目张胆地嘲笑这种乐观估计或“策略的乐观”。在受害者还在黑暗中的时候，声援者自我表扬应该持一种特别谨慎的态度。或者说，这种自我表扬是不人道的，也是不诚实的。同样重要的是，这类总结完全置１５年的巨大耻辱于不顾，而在任何文明国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肩负如此骇人听闻的道德败坏是完全应该无地自容的。在这里，在这些夸夸其谈和利害算计中，仿佛“六四”根本不存在，而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国家规模的宗教迫害事件根本不存在一样。在这一合唱中，几乎没有人被忘记，该表扬的都表扬了，人民都兴高采烈（不过象“民主与人权”这样的网站是可以省略的，尽管它的坚守是真正底线上的坚守。但表扬它不符合“生存智慧”或“学术规范”）——但唯一被遗忘的是：一个这么优秀的民族、一个拥有这么伟大的知识精英的民族，却能在现代社会，如此彻底地容忍“六四”这一大悲剧按官方的定义存在１５年之久，竟然能容忍自己的无所作为这般无动于衷、瞒天过海！
“六四”十五周年快到了，人们开始谈论纪念的各种可能性，开始小心翼翼地避开官方的敏感神经，“有策略地”追求“最底标准的广泛共识”。在这十五年来千篇一律的文字悼念中，人们似乎忘记了，即使按世界最普遍的政治正义准则，你这里“最高”的政治共识几乎都在普世准则之下。问题是：中国人怎么这么容易自我满足并精于退而求其次却毫无羞耻感？在这种意义上，“六四”并没有真正使中国人的灵魂获得新生。中国返祖的宿命是：历经苦难但却从不反省。—反省永远是当局和他人的事，而自己永远先做有策略的批评家，后做义愤填膺的取而代之者。
因此，我也担心，“六四”悲剧之后是一场更深刻的悲剧：中国精神并没有真正从血泊中获得罪恶感和谦卑精神，获得内在的成长，它再一次使生命代价白白付出了。那么容易给自己找退路，那么容易为一点“进步”互相吹拍，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绝望无地。正是由于缺乏罪恶感和谦卑，几乎绝大多数精英都放纵自己顺利进化为“有道理的懦弱者”（国内）和“有道理的互相否定者”（国内和国外）。问题的实质在于，懦弱是没道理的，即使有人性上的道理也没有必要理直气壮。
否定者又有什么道理呢？圣人运动可以休矣！
我算是名副其实的“六四分子”了，可是我为“六四”做过什么呢？是的，我批评别人的我也做不到。但请原谅我，我并不打算因此闭嘴。在我看来，既然我们很多事情做不到，我们能否就说说自己的做不到，而不是把“才华”都用到已经做到了的那种自我陶醉上去呢？在一个几乎９０％的事情都做不到的时代里，我们能否看见自己的罪恶而不是１０％的“成绩”？在北京当局给定我们的羞耻中难道没有相当部分的羞耻来自我们自身吗？那样的避重就轻，那样的兄弟相斫，如此不堪的道德状况之下，何以能一味地自满、或谴责和批判而毫无自省之心呢？更重要的是，承认自己做不到，因此咀嚼羞耻感，这是争取真正能做到的基本前提。而一味的“阵营式吹拍”（权力人格如此根深蒂固！）和否定式谴责，只能使我们离绝对命令更远，离“六四”给予中国的儆醒更远。事实上也完全如此：十五年的无反省、十五年的无动于衷、十五年的敢怒而不敢言或敢言而不敢怒，这一切说明“六四”并没真正成为中国人“人生的转折点”。成为“转折点”的仅仅是仇恨和恐惧，甚至连真正的流亡都没有，有的只是逃亡和谋食之道的转换。这么大的一场人间悲剧，中国没诞生一部象样的文字作品、一部有深度的影视作品，一场成规模的悼念活动，一位象样的人道主义斗士。但是却不断诞生着象样的自我辩护、象样的政治迫害，象样的内讧、象样的丑闻和象样的各种名利之徒。这就是我们的现状：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这样的警察，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我自己。
我谈论的更是我自己的心灵历程。“六四”给我的是双重耻辱和双重责备。它使我时时告诫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犬儒，他们在“主义”眉飞色舞或彼此抚慰的时候走向了自己的十字架——苟活一隅的我，有什么资格在可以“浮出水面”（那些真正在底线上挣扎的人根据“生存法则”或“学术品质”是没有资格“浮出水面”的）的情况下给自己鼓掌并彼此颁奖呢？
从六部口到互联网，十五年的任不寐是蒙恩的罪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连纪念“六四”的资格都没有。十五年的道德侮辱，还仅仅把理由归于当局的残酷，这完全诚实吗？在“六四”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一个怀抱着“六四”尸体的民族是不配自吹自擂的。因此，“六四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个命题就不仅仅包括这样的内容：在法律上当局是有罪的。也该包括这样的内容：在政治上没有人是无罪的。
——为此，我在这里呼吁：请把反省和忏悔放到十五年纪念的重要内容中去。
——为此，我在这里呼吁：让这一反省能推动一场深刻的、超越文字秀之上的承担。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