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一个论坛的诞生

杨自立的妻子路坤还记得，她站在她的只有一个房间的屋外，一边在过道旁的炉子上做晚饭一边数落丈夫的情景。杨自立坐在那台他们结婚时购买的电脑前，修改着一篇计划发布在中文网上的探讨民主的文章。

“你没必要写那些文章，”路坤回忆着她当时教训杨自立的话，她的声音穿过敞开的房门，“凭你的学历，你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你应该想想你的父母，你的家，想想我们的经济现状。我们甚至连一个真正住处都没有。”

但杨自立并未理会路坤的抱怨，“他告诉我，总得有人站起来，为社会的进步做点什么，”路坤说，“他已决定为此而站出来。”“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我十分担心。”路坤补充说。

就这样，电脑发出的纤弱声音伴随着一张年轻的有楞角的面孔，让杨自立在其获得电脑硕士学位的北京大学显露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所阅读的捷克着名思想家哈弗尔(VaclavHavel)、奥地利着名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Friedrichhayek)、美国着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等人的着作，让他深受启发。他是出生在一个农民家中的长子，贫穷迫使他的弟弟们被人领养，但他对农村的贫穷却产生了特殊的兴趣，经常到农村去调查地方官员滥用权力的现实问题。

在1998年毕业后，杨自立找到一份当程序员的工作，并建起一个很有名气的网站，起名叫“羊子思想之家”，开始发表一些有深度的谴责共产主义和呼吁民主改革的文章。他曾写过：“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所关心的是人权、自由和民主。”

梳着一头长发、眼神忧郁的路坤，虽然在一家杂志社担任编辑，却从来不读杨自立所写的那些文章和诗歌。她想要的是平静的生活，她催促他要向其它同学那样，去追求富裕实现小康，进入新兴的中产阶层。但遭到杨自立的拒绝。

取而代之的是，杨自立终于找到一个朋友圈子，这些人和他一样关注着那些落后于经济急速发展的社会问题。他们都是些大学生和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个人经历也都象杨自立那样，由外省考入北京各大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在几个朋友提议成立一家俱乐部，来为他们的讨论提供议题后，杨自立便立即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给这个小组起名叫“新青年学会”，名字源自五四运动时期最有影响力“新青年”刊物。

说话声音很小的张彦华，在成为“新青年学会”一名成员时，刚在天津找到一份行政工作，每次参加“新青年”会议，都要有旅行两个多小时。张彦华回忆说：“我们不想成为普通一族。我们想要为社会做点什么。”

就这样，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如校园、宿舍、教室或室外碰面，同时也欢迎一些新朋友和同学参与他们的讨论。偶尔他们也一起喝茶或吃顿饭，但通常都是只是坐着交谈几个小时，所谈内容涉及到政府腐败、工人下岗或农民的负担等。

第二部分：学会遭到政府镇压

“新青年学会”成员之一范二军回忆说：“我们谈论了许多有关我们这一代人的漠不关心，我们感觉到其它青年人都太唯物主义了，从不关心正确的事物。”个子矮小的范二军，北航大学毕业后便留校担任辅导员。他说，他们经常意见不一致，针对政治改革是应该从体制内或体制外开始而展开辩论，还有中国何时才能实现民主选举等。

尽管意见有时不一致，但“新青年学会”成员都认为中国人正在忍受煎熬，政府为了提防人民讨论紧迫的现实问题而限制言论自由，由此他们确信中国的民主改革势在必行。当年28岁的杨自立，是“新青年学会”年纪最大的成员，同时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意识形态上与杨自立持相反观点的，则是他的好朋友徐伟，这位当时26岁的勤奋好学的高个子记者，还是一名中共党员。杨自立和徐伟是“新青年学会”中最成熟的成员，徐伟后来当选为会长。

除了徐伟、杨自立、张彦华和范二军外，“新青年学会”的另外四名成员是：

27岁的张洪海，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脸上总是挂着友好微笑的张洪海，也是这个小组内最情绪化的成员之一，还是最喜欢提高声调或骂人的成员。

24岁的靳海科，是范二军的高中同学，留着一头很长的乱发，衣着邋遢，是“新青年”中待人最友好的成员。靳海科最后被指控为向散发“反动”文章，因为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能经常上网。

当时22岁黄海霞是“新青年学会”年纪最小的成员，也是唯一一名女性成员，身材矮小，但却十分敏感，一看到街头乞讨的孩子，就会做恶梦。

另一名成员就是李宇宙，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大三。

(未完待续)

第三部分：被国安部征募的密探

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第一次接触李宇宙时，他正就读于人大三年级。一天下午，他的传呼响了，闪出一个不熟悉的号码。在他按照这个号码回电话时，一名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在国安部工作，并寻问李是否愿意在市中心的一家宾馆内见面……

 

信仰在奉献和背叛中经受考验(1)
http://beijingspring.com/c7/xw/wlwz/200404231521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