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调查要点

（至庐山会议以前，大跃进“第一回合”）

髙王凌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大跃进的国际学术会议。会上一位知名学者很严肃的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大跃进研究？我想，这确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实，大跃进在中国也不是没有人研究。但多集中于中央的决策，又是从文件到文件，因此很难离开“老套”；很少从下层从民众角度的观察，也很少有人（不是没有而是很少）到下面到乡间去走一走，揭开迷雾，以接近那一段历史的真象。

本文提供的是一个调查提纲，是在搜集了许多文献资料，也参考了这几年下乡调查的经验而写就的，希望能对有志于大跃进研究的朋友有所帮助。

冬春

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揭开发动大跃进的序幕，通过《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作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毛泽东说∶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

冬季，各地以“四大”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投入劳力从几千万，到1958年1月发展到一亿多人。

由于粮食连续两年减产，1957年底到58年初，若干省份如内蒙古、辽宁、河南、山东、河北等都发出了粮食紧张的信息。出现断粮、要饭、盗窃、破产外流、弃婴，脸肿、病倒、卖血、自杀，冻、饿死人，集体请愿、闹社，口粮下降，国家库存空前降低，城乡供应紧张等现象。为此有些地方开展了严厉的反瞒产斗争。河北、浙江等地将各社队、各家暗存的粮食变成明存的“光荣粮”。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提出提前实现四十条和“苦战三年”的口号。毛泽东：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提出来的。先是，甘肃曾提出“少活十年”，江苏“刺血宣誓”表示决心。从此，中央和地方不断制订和修改农业生产计划，竟相提出高指标。

2月政治局扩大会，毛泽东∶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利害。

3月份成都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关于发展地方工业、并大社的文件。4月以后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工作，并兴起全民办工业，出现几十个“大办”。全国投入各类“小、土、群”工业生产的农村劳力，最多时达到6000万人以上。

任务，一个个向下加；办法，一套套往下提；纪律，一条条向下压。春耕开始后进行紧张的突击工作，几乎天天开夜班，常常开到通宵。干部认为苦战三年，就必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些强迫命令，依靠处分来维持纪律。群众则多少存在着执行命令应付差事的思想。

各种任务往往同时提出，都要紧急动员，日夜突击，限期完成。“苦战几昼夜”变成一般性口号，“突击”成为经常性形式，每天只睡三、四小时。出勤率虽高而效率不高。

春夏

从年初特别是到4月以后，各地多次发动集资运动。捐献、变卖个人生活用品（房屋家具、牲畜农具、衣服被褥、寿衣棺材、自行车、砖瓦木料），收“金银铜铁锡”，以及“挖底财”等。

普遍推广深翻改土（毛泽东：用人海战术，把土地全部深翻一遍）、水稻密植、工具改革（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机化）、养猪积肥等群众性增产措施。

浮夸风出现。6月8日，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单产2105斤，放出了第一颗“卫星”。几天后报道湖北谷城县星光社水稻单产4353斤（陕西省农民和农业科学家对其表示怀疑）。从此展开卫星竞赛。

7月底农业部发表公报，夏粮总产量达1101亿斤，比上年增长69％；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徐水问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部门提出：留粮标准不动，增产可以多分点；储备三年，共储备3000亿斤粮食，国家、社、社员各1000亿斤。并认为：乡村总留量500亿斤（超过去年小麦总产量30亿斤），因此需要国家供应的地方就不多了。

夏收分配中，受灾省份湖北、山东、安徽、吉林等地粮食出现问题，有断粮、要饭、外流、自杀、瞒产私分、停止生产等现象。也有估产偏高，交售后分配不足的。

小麦丰收的地方，如河南出现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几年的普遍的瞒产，要求“丰收就应多吃”；在人均多留50斤的同时，河南表示夏季即可完成全年的征购任务。在毛泽东视察过的河北安国县，按毛指示增加了吃粮指标，达到500—600斤。余粮除社储备一年粮食，其余10亿斤全部收购。随之发生收割粗放，大手大脚，食堂吃不了就拿去喂猪等现象。

粮食“大丰收”的同时，各地城乡出现了油菜子、生猪、蔬菜等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

各地试办公社（6、7月起）。

各地先后办公共食堂（7月人民日报发表宣传办食堂的文章，10月底建成食堂265万个，农村人口的70—90%在食堂吃饭，号召“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

收自留地（4月始有），取消集市贸易。

平坟（4、5月始）。

拆房，移居并居（4、5月始）。

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讲卫生（2月始发，8月续发）。

教育大跃进（9月），扫除文盲、农村办学等。

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

夏秋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到11月郑州会议，大跃进进入高潮。

北戴河会议决议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经过5月并大社、7月各地试办、8月普遍推广，9月高潮，到10月1日宣布全国农村基本实现公社化。在原75万社之上，建成公社23400个，每社平均4800户。

政社合一，四社合一（乡长即社长；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合作社下放给公社）。脱产人员大量增加（一个公社竟有上千的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

刮平调风（“一平二调三收款”）。决议：“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对于并社中的经济政策问题，中心是强调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共产风。毛泽东：一穷富拉平，二积累太多，三共各种产。平调社队物资的同时，收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一铺一盖，一碗一筷……”）。

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徐水首倡）。毛泽东：开展大协作（大兵团作战）；不仅工人，也把农民组织成产业大军。我们现在办大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经验。

公社的劳动组织采用军队形式；最大特点是组织严密，出勤人数普遍增加；便于领导，集中资金；社员集体生活，男女、夫妻分开住宿；集体吃饭；家庭作用消失（毛泽东：消灭家庭，即可消灭私有财产）；社员成为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文化技术修养的新型农民；——社员欢欣鼓舞，主要是看到福利事业多，兴趣最大（毛：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上实行共产主义。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同时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北戴河会议决定靠“土炉子”，大搞群众运动，全党全民办钢铁。规定要有铁的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9月，开始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轻工业等等停车让路）。投入的农村劳动力达到几千万人，年底达9000万人。

11月郑州会议提出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种植农作物，休闲和种植绿肥，种树种草各三分之一；以及大地园田化）。

秋冬

粮食征购任务完成情况不好，一些地区和大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库存告急。从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大闹粮食风潮，瞒产私分。

秋收质量不好，地里大量粮食抛弃损失。大量土地未能秋耕、未施底肥，冬播任务未能完成。深翻土地不少弄虚作假。

公社化以后，社员干活互相推委，或对生产对社里事物漠不关心。东西大家拿，大家用，无人爱护，小农具大量损坏弃置，大农具破烂不堪。更无心思搞好生产，乃至不愿出工，出勤率及工效降低，劳动时间缩短；放弃“苦战”、开夜工：“三化”涣散，项目建设迟缓、停顿；农产品多吃多留，不愿出卖，或抬价出售。

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偏，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划清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不能废除商品，实行调拨和剥夺农民；要劳逸结合，关心人；决定不在城市搞人民公社。11—12月召开武昌会议暨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承认做了“冒失鬼”，出了乱子；决定整社，个人所有的房屋、衣被、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仍归社员所有，并对某些建设指标作了压缩。

1959年1月下旬省委书记会议。以后年年都会大跃进。前两个月压缩空气，松一点。

2－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几乎各地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各地进行整社，讨论所有制即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和纠正前时工作中的一些偏向如共产风等。

4月29日，毛泽东写给各级干部的一封信。在包产、密植、粮食、播种面积等问题上“唱低调”。

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比上年增加2.2%，已较前几年为低。据公安部报告，1958年上半年人口死亡率增长，推算全年死亡率为千分之十二点九二。将比上年多死300余万人。58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死亡39000余人的严重死亡情况。毛泽东为此写了“一个教训”的批语。10月2日毛批示安徽无署名来信：灵璧县3个乡已饿死不下500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1959年初，河南豫东五县及开封地区发生饥荒，饿死数万人。但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事后毛泽东说∶农村问题，1959年即已发生。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