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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伟哉
我是山西省洪洞县人，一个著名作家和画家。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国家新闻出版署专员。
读过《九评共产党》，有些话要说。
1980年初，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编辑室副主任，读到《四·五论坛》上面的文章，介绍遇罗克事迹，并附有其妹遇罗锦文章。文章中留有电话。我拨通号码，接电话的人正是遇罗锦。我约她写作，遇罗锦答应。这就是《一个冬天的童话》的童话的开始。《当代》刊发时，我起草了编者按，其中写道：“当今年初我们同作者商讨写作计划时，作者把有关遇罗克的内容叫做《一个冬天的童话》，而把她这一部分叫做《又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是这个题目的来历。”由于《当代》只刊登了遇罗锦部分，秦兆阳将标题中的“又”删去，编者按中的文字也相应做了修改。
那时我是同情民主运动的。可惜后来我为了做官和应酬，不惜谄媚上级，一起灯红酒绿，出入按摩院，甚至抛弃自己的妻子，也可以说是作恶多端了。结果我染上了恶疾，生命受到威胁，在百般无奈下，我偷偷练习法轮大法，果然产生了奇迹。我虽然是一个老革命，但自从参加法轮功强身健体以后，就不断遇到麻烦。
我必须在共产党和自己的生命之中做一个选择。现在我为了自己，宣布退出中共，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人！
我以七十岁的经验、五十岁的党龄号召大家：退出共产党！
欢迎和我联系：mengweizai@yahoo.com
关于《一个冬天的童话》
判决书
遇罗克，男，1942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5楼13号。父母系右派分子，其父是反革命分子。
遇犯思想反动透顶，自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遇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
以上是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宣读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0刑字第30号)》。宣读完毕后，遇罗克被“验明正身，绑赴法场，执行枪决”。
标题
大约是1980年初，人文社现代编辑室副主任孟伟哉读到一本刊物，叫《四·五论坛》。上面有文章，介绍遇罗克事迹，并附有其妹遇罗锦文章。文章中留有电话。孟伟哉拨通号码，接电话的人正是遇罗锦。孟伟哉约她写作，遇罗锦答应。这就是《一个冬天的童话》的童话的开始。
《当代》刊发时，孟伟哉起草了编者按，其中写道：“当今年初我们同作者商讨写作计划时，作者把有关遇罗克的内容叫做《一个冬天的童话》，而把她这一部分叫做《又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是这个题目的来历。”由于《当代》只刊登了遇罗锦部分，秦兆阳将标题中的“又”删去，编者按中的文字也相应做了修改。
报告文学
孟伟哉的编者按初稿中，还有一段文字：“作者把她的作品叫做‘实话文学’，又叫做‘回忆录’，我们经过考虑之后，权且把它叫做‘纪实文学’。”后来刊登时，并没有以“纪实文学”名义，而是采用当时通用的“报告文学”，所以，编者按的相关文字也被删去。但是，从编者按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作者和编者都已经感觉到流行的“报告文学”的“报告性”已经不足以说明《一个冬天的童话》的“私人”特征。以后流行一时的“隐私文学”和“私人小说”的“隐私性”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中，都能找到渊源。
删改
《一个冬天的童话》中，遇罗锦在遭受遇罗克株连时，为了寻求保护，痛苦而又主动地嫁给了北大荒的北京知青志国。新婚之夜，被志国粗鲁地占有。因为时间短到了一分多钟，被编辑部简称为“一分钟占有”。其中有以下文字：“他坐下来脱裤子，一面望着我，一面脱得赤条精光。”“那冰凉的大脚，硬邦邦的腿骨碰得我身上发疼。”“他的四只手脚一齐迅速地动作，生硬粗鲁地将我的睡衣睡裤、背心裤衩全部脱掉，急切地扔到一边去了。”“没等我想过味儿来，他全身的重量已经压在了我的身上。两只粗硬的大手将我的头紧紧地把住。我闭了眼。”“而下身的意外疼痛，又使我仿佛挨了猛然的一击。”“大约只有一分多钟，他便突然地松开了双手，瘫软地趴在枕上喘气去了。”今天来看，这样的描写是否精彩，另当别论。但起码没有了风险。但在1980年8月16日，却有如定时炸弹。已经过了四校，马上就要付型印刷，秦兆阳依然决定删去。当时是雨天，房间里光线很暗。秦兆阳看不清校样，就叫姚淑芝念。念完后，秦兆阳再口述以上必须删去的文字，然后口述补充的文字，由姚记录。当时是铅字排版，为了不增加排版工人的负担，秦补充的文字同删去的文字一字不差。
秦兆阳说：要删得虚一些，美一些。但即使是被修改得虚一些美一些的文字，因为描写的是“真人真事”，依然成了当时最富争议的“性描写”文字。
性格
对原作修改最大的地方是遇罗锦的性格。
《一个冬天的童话》之前和同时，以小说形式张扬婚外恋的作家，不是没有。但以报告文学描写并歌颂自己的婚外恋和第三者，遇罗锦是当代第一人。作为离经叛道的女权先锋，以后的刘晓庆也不能出其右。爱情作为婚姻的惟一理由，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但在当时，却需要革命性和毁灭性的勇气。
遇罗锦其人，因遭受迫害，性格被压抑被扭曲，积压了强烈的反抗欲望。一旦外部压力解除，失去了反抗目标，反抗对象就蔓延成了“人”，就成了爆炸。所到之处，总要引发情感骚乱。《一个冬天的童话》刊出前，遇罗锦已经成了著名的“祸水”。孟伟哉虽然是编辑，也是作家，其敢说敢为敢做敢当的性格却极有江湖色彩。一旦接到遇罗锦的电话，也要叫来别的编辑旁听。要是遇罗锦真人到达，更是赶紧叫人作陪。实在没人，就把房门大敞，以正视听。
即便惊惶如此，编辑部在编辑《一个冬天的童话》时，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删减遇罗锦性格中的凶悍，将遇罗锦尽可能地修改得更柔弱些。修改的结果赢得了读者更广泛的同情，却也使读者在《春天的童话》出版后，感觉到“冬天”和“春天”的性格差距。
这样的修改，是为情感需要，也为文学的完美，却同真实有了冲突。是为“报告”同“文学”的冲突。
单行本
《一个冬天的童话》发表于《当代》1980年第3期，责任编辑杨匡满。
通常，发表于《当代》的长篇作品都由人文社出单行本，但《一个冬天的童话》却没有。据孟伟哉回忆，遇罗锦认为其单行本如同《毛主席语录》，全国各地都可以出版。人文社实在担心同别的出版社撞车，所以放弃。
评奖
《一个冬天的童话》曾参加作协1981年报告文学评奖，落选。在获奖者座谈会上，获奖者黄宗英要将自己的笔转送遇罗锦，以示声援。黄宗英说：三十年代，人们尚且能够支持上官云珠，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为什么还容不下一个遇罗锦呢?同年，《当代》也评奖。
本刊记者关于《将军吟》遭到舆论的道德批判，新华社的《内参》甚至以《一个堕落的女人》为题，谴责遇罗锦的私人生活。评委会依然决定将作品和作者分开，给了《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文学奖”，并通知遇罗锦，将获奖感言和照片寄给《当代》。
改变获奖决定的是一个电话，电话质问说：《花城》要发《春天的童话》，《当代》要给奖，是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电话之后，出版社党委紧急开会，决定取消获奖。怎样通知遇罗锦，却成了难题。电话通知，都开不了口。决定写信通知。当时，韦君宜、严文井和孟伟哉三个作家聚集一起，商量半天也下不了笔。最后只在信上写了一句话：原来说给你奖，经研究决定，不给你奖了。
春天的童话
《一个冬天的童话》引发了婚姻中的道德论战。《新观察》曾经组织文章争鸣，约遇罗锦参加。遇罗锦在给《当代》编辑刘茵的信中说，她准备用一部中篇来回答舆论的谴责。不久，《童话中的童话》送到了《当代》。大家传看之后，都认为不能发。孟伟哉要姚淑芝打电话通知遇罗锦取稿。遇罗锦来到出版社传达室，要姚将稿子送到传达室，她不想上楼。孟伟哉说，还是请她上楼来吧。
遇罗锦上楼前，编辑们都纷纷躲避，怕的是她发难。但遇罗锦却让大家意外，很平静地接受了退稿的事实。
后来，稿发于《花城》，改名《春天的童话》。
（此文原载于《当代》199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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