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从“禾”“言”说和谐 丘岳首 中共十六大第六次全体会议作出“建设和谐社会”决定，可以预料“和谐”两字将在日后的媒体和官员口中有极高的“出勤率”。较之“三个代表”，将“建设和谐社会”定为新的大政方针当然是一可喜的进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能否和如何在实践的层面将“和谐”安顿落实到“社会”之上，使之不至于成为又一个政府口惠而实不至的新画饼？ 何谓“和谐社会”？如果按普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谐社会”大致必须包括有：政党轮替和票选政府的政体框架；分立制衡的权力构架；独立自主的司法和媒体；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和公平竞争；公民结社、言论及示威抗议的自由；良好的福利、医疗和教育等。这种自由主义价值观所理解的“和谐”，不是整齐划一沉闷死寂的“和谐”，而是各种声音有序的组合互动，各派力量有效的协作制衡，是各党各派公开地争权夺利、各种宗教信仰互竞高低、各类思想学术争奇斗艳、各路舆论媒体尽显神通、国人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样一种充满良性互动活力的稳定秩序状态。但可惜，这据说是人家不同国情下的另类文化，只适合高鼻子蓝眼睛的人种，照搬到中国是不宜且有害的。本文不辩说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制度安排正在我们的左邻右舍近似的文化圈内运行得并不坏，只就按照我们的本土文化和国情来看看“和谐社会”又该有怎样的内涵。 好在我们祖先发明的方块字也是象形文字，仅仅从字面直观，“和谐”社会大体之“形”就得以彰显：“禾”和“口”为“和”，“言”和“皆”为“谐”，即人均有粮可吃，人皆有话可说谓之“和谐”。也就是说，中华文化观照下的“和谐社会”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有足够的食品物件以保障全民能够安居乐业（民以食为天）；二，有文明的契约法规以保障人人可以畅所欲言（人是能思会想要说的高级动物）。我们当然不希望建设和谐社会只停留在“口”头上，但“和谐”二字一入（吃）一出（说）却都与嘴巴紧密相关，想想我们的方块字也的确奇妙。 就此我们祖先明示的“和谐”内涵而言，通观十六大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中的“建立保障经济平稳的体制机制以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兼顾强势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及先富起群体和后富群体的利益”等说辞，就只是表述了“和谐社会”中“禾”（利益分配）的一半，并未涉及“和谐社会”应有的题中之义“言”（言论自由）的另一半。显而易见，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朝野新形成的共识固然可喜，共识如何能够变为实在则未可乐观。因为，中共从一开始准备建设的，似乎就只是一个遗失言论自由的残缺“和谐社会”。 细看和分析“禾”（利益分配）和“言”（言论自由）的现状和前景，人们的确很难鼓起“和谐社会”能在中共主导下兑现的信心。 先说“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松绳解套的改革开放以来，放开手脚的国人经近30年的辛苦“锄禾”已创造出可观的经济物质成果，积累了近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餐盘做大了，盘中餐丰富了，但“盘中餐”谁享用？十几顶“大盖帽”和他们背后那些剥夺式的商贾吃下来，草帽下“锄禾”者满是厚茧的手又拿得盘中的几粒? 脑体力当然都是劳动，但“大盖帽”等赢家们的多吃通吃靠的是辛苦脑力或是绝对权力？ 众所周知，中国的贫富悬殊的严重不“和谐”并非市场经济的必然，而是权贵们抢劫人民财产的结果。是官商联手的强势利益集团享有“抢来本钱做生意”和“化公为私”把公有财产窃入腰包的高度“自由”，及其以改革之名圈钱却只承受极低的风险（国土资源部2003年的统计透露，一千多个土地案件只有一个人被判罪）所致。这种冰冻三尺的严重不“和谐”有着深层的制度原由，绝非“帝师”们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和“协调”一下“不同利益团体的关系”的点子所能化解得了。依照“决议”的算盘，“不同利益团体的关系”是由我党来“协调”的，而我党的大片高官恰正是“为富不仁”商贾们的靠山。如此的“协调”无异于让盗贼当守夜人的监守自盗，又如何能让“全体人民和谐相处”“共同分享改革成果”？ 以已造成严重教育危机的中国教育产业化为例，新权贵高官们以教育改革为名将私校的肥水“纳入”“挂靠”在大学之下，再将公校的空地以支持私校发展为由几十年不收费划给私校创办者，私校创办者当然得把从学生身上榨到的“油”拿来与权贵高官分红。在冠冕堂皇“理直气壮”中完成的陈仓暗渡，不仅立刻导致真正私校性质的“南洋集团”倒闭，还引发南昌赣江职业技术学院及南昌服装大学为主数万私立大学学生不满骚乱的严重不“和谐”。 很难叫人相信，在菜市捡烂菜、为亲人无钱看病子女交不了学费而揪心揪肺的“手”能诚心诚意与那些点石成金、拿公产如拿私物的“手”相握“和谐”。饭饱酒足、“留一保二争三四奶”的强势利益通吃者凭着不对等的绝对权力优势，再凭着保护这种“不对等”的强大国家暴力，对着失语和没有代言团体和媒体的弱势者说：“我们就好好地和谐吧”。这滑稽的情景使我想起唐弢写于1960年代的杂文中谈到潘金莲与武大的不和谐的一段话——我们总不能说：潘金莲同志，为了社稷的安定，你就忍一忍吧（大意）。 腐败任何国家都有，结构性腐败却是党国体制之特产。从陈希同到陈良宇的落马，除了不断的制造新的期盼效应以拖延执政合法性危机爆发外，只能让人们看清党国体制固有的周期性痉挛。不幸的是，执政高层及其“帝师”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通盘筹划和构想中仍感觉良好地将反腐的“路径依赖”寄托于“纪检”“双规”这早已证明失灵的老套设置上。 再来说“言”。 应该说，今天国家的市场经济虽未尽完善却已有长足进展，只要动真格在反贪和公正上出利剑，“禾”这分配不公不义的一“碗水”还是可望略为端平的。于是，若真心要“构建和谐社会”，重头戏就势必落在“言”这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一边。 实事求是来看，近三十年来，国人的言路也已有所拓宽。但一条红色底线横在那里——仅限于“单子化”的自话自说（时不时连这种自话自说都惨遭国安践踏）。虽屡遭讨伐，我党“久经考验”的中宣部淫威依然，牢牢控制着大小媒体和网烙不动摇。先前军医蒋彦永因道出一、二句真话而成为网络民意造就的民间英雄，近日学者丁东出版何家栋文集的自由被闯入家中的北京国安野蛮剥夺引起海内外的舆论哗然，已足见今日吾国言论限制的严酷、言论自由的稀缺和文字狱的坚固。 民之口如川，是挡不住的“抽刀断水水更流”。没有言论自由，以民为本就成为空话，“构建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压制思想及言论自由只能带来谎言欺骗和社会的堕落，故近代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先贤都把言论思想自由看成是文明时代的第一重要条件。“由于缺乏言论自由，许多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发现了不能充分表达，表达后不能充分讨论，讨论后不能传播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各种问题日积月累得不到及时解决，这是我国重大灾害事故不断的深层次原因。”（参阅司马函：《扼杀言论自由无异于向人民投放神经毒气》）善哉斯言，只有让人和媒体能言，敢言，才能有效阻遏腐败的滋长；只有让不同党派独立自主媒体，执政党的权力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不幸的是，眼前的特殊利益集团既是利益的包揽者又是信息话语的垄断者。从1980年代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今天的“网络博客实名制”，这些强势者们仍在挖空心思频出新招来限制言论自由，继续垄断独占信息话语并对民众进行精神奴役。何家栋老先生一生为党的出版事业长期奋斗，到头来连自己送亲友留念用的文集都不能出版。革命吃“言”，构建配套有言论自由“基础设施”的真正“和谐社会”之艰难由此可知。 刚读到《人民日报》发出“全面”阐述“和谐社会”的宏文，该文虽也承认“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却硬给“构建和谐社会”套上“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紧套。（参阅刘鹤：《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2006-11-5）。对于宏文和决议都在“和谐社会”之前冠以“社会主义”定语，我只想引述何家栋致李慎之信（1999.9.11）所说：“社会主义如不和自由主义结合，绝对没有前途，也不可能长治久安。” 其实，撇开宏大叙事，中共只要能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在制度源头解决“禾”（利益分配不公不义）的问题和放弃行政控制言论的传统手段取消中宣部来开“言”（言论自由）禁，就已经对子孙后代功德无量。 我个人倾向于相信此次胡温要“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与诚意，但遗憾的是，我老想到《甲申三百年祭》的一句话：“他（李自成）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中共立党80多年来，给中国国民开出太多空头支票。这一回，中共能否将刚画出的漂亮馅饼兑现成香喷的实在，从而刷新自己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录？我们拭目以待。 2006-11-8于悉尼 原载《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