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与中共未来：十年之内不搞政治改革 金钟

在东京《月刊日本》座谈会上的讲稿 开放杂誌编者按﹕本刊总编辑八月三日，应邀在东京半藏门酒店出席月刊日本主办的座谈会，就与会者感到兴趣的几个问题发言，并回答若干问题。 南丘喜八郎主编先生，各位朋友： 　　我第一次来日本，有机会和各位研究中国的同行与朋友们交换心得，甚感荣幸。开放杂誌在香港出版已经二十年，我们关注的重心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今天我準备的题目，是中共十七大和中国的民主前景。仅提供一些香港方面的资讯与我们的探索作为参考。日本传媒在报导中国新闻方面，居重要地位，我们也很想了解诸位的看法。 　　中共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向来是新闻界的热门话题，尤其是人事变动，几天一个版本，议论纷纷，今年十七大自不例外。因为共產党的权力斗争往往带有相当的预测性，理性的分析很重要，为读者所重视。中共传统的政治报告揭示路线与执政方针，十七大之前也出现一个胡锦涛「六二五」党校讲话，香港的中共媒体作过大量的报导宣传，称为十七大定调的讲话。强调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并无新意。即使学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写入党章，我看也是中共的官样文章，表示权力稳定的一个正统做法而已。 中共透露十年之内不搞政治改革 但是，透过他们的文宣，可以看出两个动向，一个是承认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已不是公式化的说法：生產力落后与人民群眾需要的矛盾，而是弱势群体日益贫穷与特权阶层日益富裕的矛盾。这个新认定，当然不可能在政治报告中说出来，最多只会提维护社会正义。 　　第二个动向是，他们透过权威的评论员（镜报月刊）透露，政治体制改革要等到五至十年之后，才能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在此之前，要「构建新的思想价值体系」，否则，贸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风险将是很大的，也是无法预料的。」这个透露很罕见，也很重要。可以解读为至少未来十年是没有政改希望的。他们开出的条件是要先建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即新的思想体系，这是五至十年可以完成的吗？而这样体系又指甚麼？都很模糊。实质上是对政治改革毫无诚意。 　　因此，研究十七大，我们不能跟著他们的「舆论导向」转。十六大时，他们就开出过九条政制改革的部署，包括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可是，谁不知道官场腐败愈演愈烈？所以，人们把兴趣集中在人事变更上，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的体制，是人治，权力高於一切。 　　在评估十七大的人事结构之前，我要说明一点。香港传媒提供的内幕消息，一般来说，是有来源的。许多媒体都有自己经营多年的消息管道，无论左派右派都有，因此，消息都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消息又有时效性，因为中共往往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人事变动可能在最后一分鐘发生。开放杂誌在中共十六大前一周独家报导李瑞环退出政治局常委的消息，可谓一鸣惊人，因为很多媒体都相信他不到七十岁可以留任，但是，常委班子由七人扩大到九人，谁也没有想到，据说是人事摆不平，「最后一分鐘」决定的。 权力高度集中竟无人挑战 　　我们今年报导过几次十七大人事安排。当然最重要的是「政治局常委」这个极权体制金字塔顶层的变动。我们来自北京的消息有如下要点：一是胡温体制不变，二是七人制，三是以年龄划线，考虑政绩，四是和江泽民协商。这样，罗干、吴官正、贾庆林、李长春、黄菊五人下，留下胡温及吴邦国、曾庆红四人。按七人班子计，要补上三人。我们的消息是补上李克强、周永康、刘延东││这三人基本上是胡派与江派妥协的结果，李克强、刘延东（女）属胡的团派，周掌政法系统，是江系人物。 　　但是，《每日新闻》报导曾庆红提出引退的消息是可信的。曾这个令人瞩目的第三号实权人物（负责书记处）出现变数，那麼，现常委九人如果回到七人制，就只有胡温、吴邦国三人留任。我认为，无论曾庆红是否退，维持九人还是改为七人？中共最高权力的性质不会改变。胡锦涛、温家宝为首的这个领导集团，在未来五年，可以展现的特点是甚麼？我以为有以下点值得留意： 　　一、权力高度集中。中共在整个八十年代实行最高权力的分权制，党政军的五大职务由不同的人出任，这是非毛化的自然结果。但六四事件后，元老派又旧病復发，认为大权独揽比较保险。因此，从江泽民起，实行党政军大权集於一人的独裁制。这是荒谬的倒退，来自於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深刻恐惧。民主改革，权力制衡，必然要求权力分享。遗憾的是八九年迄今十八年，中国体制内外的改革派，竟无一人向这种畸形的权力独佔提出挑战。年初路透社有消息说，党内有人要求胡将国家主席让给曾庆红，不久就有曾请辞的消息。可见，这种独裁制，还将继续下去。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胡欲将常委减至五人，即回到十三大的体制。以一九四二年出生划线（胡温皆是四二年生），到十八大刚好七十岁换班。则现常委全下（李长春四四年亦下）。胡如果有魄力，进一步集权不是不可能。 技术官僚的弱点。不会踫歷史问题 　　二、歷史问题一概封存。胡温的下一个五年绝无可能去翻歷史旧案，包括从毛时代的反右文革等歷次政治运动，到六四镇压和法轮功事件的平反与赔偿。这一判断的理由是两方面：一方面由胡温集团的技术官僚性质所决定。现常委九人（连黄菊）是清一色的工科生，不说学法律、政治的没有，连一个理科生也没有。这帮工程师也没有如胡耀邦赵紫阳经歷过战争、革命的磨炼，文革中也是逍遥派。他们的特色是擅长管理、务实、头脑精明，而欠缺政治家的胆识与远见，战略创新能力不足，理论修养差，歷史感极弱。而处理歷史问题要求高，难度大。另一方面是现实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官方和社会的弊端，流毒自上而下，遍及各个领域，既深且广、民怨沸腾，积重难返。而干部的任期制（一项巨大进步）以年龄划线，一刀切。位子坐稳，捞点好处，又到了下台时间。处理手边问题犹有不及，哪来功夫下去算旧帐，自找麻烦？这是中国千年的官僚制度因循保守习气的復归。 武力统一台湾代价高，没可能 　　三、外事政策维持现状。胡温政府很重视外交，尤其是与西方的外交，包括美欧、日本和俄罗斯，不再搞毛周拉拢第三世界那一套，但是，无论经济实力如何膨胀，大国崛起之意如何强烈，中共也不可能纵横稗闔、得心应手去挑战西方的霸权。除了上述技术官僚执政的心态，更重要的是受十三亿人口这个内部大包袱所制约，邓小平外交遗训的自保原则胡温没有强人的本钱去违背。因此，我认为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现实威胁，至少在军事上，不必作夸张的估计。 　　台湾问题，是唯一可议之处。很多人相信，台湾一旦独立，中共一定出兵。北京对台独的武力威胁一直没有放鬆过。武力犯台问题，在开放杂誌上曾多次讨论。我们从来不轻信中共对台的武力恫吓。我个人是完全尊重台湾人的自决权的，他们要选择和共產中国统一，或者建立自己的国家，都悉听尊便。我对台湾的了解，比日本多。可以说见证了台湾民主化的过程，经常想到台湾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台湾本土化的独立意识与要求确实在增长中，连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也承认台独是台湾人的一个选项，海峡两岸民族情绪的对立并未缓和。但是，即使台湾向独立迈出了实质性的步子，我不相信中共会轻率地发动一场攻台战争。当然，某种军事手段可能使用，但如果真要登陆佔领，那是一场血战，代价太高，谁敢承担这个歷史罪责？至少胡温执政下没有可能，往后就更无可能。台湾不是香港。 中国实现民主化的几种可能性 　　主持人希望我谈一谈，中国甚麼时候可以结束中共统治，实现民主？这其实是我们经常在回答和探讨的问题，在香港的日本记者和外交官，也多次和我们讨论过这问题。以个人观察而言，我给不出具体时间表，可以分析别人提出的时间表，更重要是讨论中国有可能选择哪种方式，走哪条路？ 　　根据我们有幸目睹的歷史，中国民主转型，不外乎三种可能。一种是苏联模式。苏联演变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歷。它有一个斯大林死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渐变过程，最后苏共倒台、苏联瓦解。长达三十八年。并非某个人的力量，是一个歷史现象，有深刻的必然性。中共的革命、夺权，建国后的政策，许多都来自苏联。因此，最有可能走苏联演变的路子。中共最防范的也是这一条。从毛的反修、文革到今天胡锦涛的政治控制，无不为了防止苏东波重演。这条路是体制内由上而下的变革之路，需要有魄力的领袖来领航。中国确实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物出现，而中国的封建传统深厚，人文素养差，变起来比苏联将更艰难，需时更长。何况相比之下，毛死至今才三十一年，比苏联之变还差七年，因此，我妄言一句，至少要看十年以上吧。 　　第二种是台湾的模式。台湾的民主转型是开放杂誌讨论和跟进得比较多的。大家知道，蒋经国晚年决定开放党禁与报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八七年到二○○○年政党轮替，只有十三年功夫。台湾的经验对大陆的意义在於两岸在文化、歷史上很近似，这与俄国不同。但是，国民党不等於共產党，而社会意识形态差异也大，中共迄今没有蒋经国式的人物出现，并非偶然。政治上学台湾的机会越来越小了。如果能走台湾之路，相信很多人乐观其成。国民党下台，也没有任何可怕的事发生。但共產党害怕被老百姓清算，因此，也在竭力防止走国民党之路。台湾民主，实质上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实现的政制改革。自上而下的特色和苏联演变也有共同之处。 　　第三种是革命模式。包括暴动、起义、政变，这些体制外的方式。这类模式虽有菲律宾黄色革命那样的先例，但我们了解很多很多中国人都不赞成，他们吃革命的苦，吃够了。不现实，代价又高。在中共强力的专制制度下，也没有实际的可能性。 　　总之，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已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他们看到世界上这麼多国家都在享受民主自由，中国也一定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他们一定会在忍受了许多不公、痛苦和黑暗之后，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选择一个适合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谢谢。 （作者根据发言整理） ── 原载 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