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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焦虑：台湾入联公投原因的深度解析
文/沉思者
围绕台湾政要力推的台湾入联公投引发局外人种种测评。官场台面上的学者轻蔑地称之为台湾党团领导人为了选举而玩弄的民粹伎量。美国"对此感到担忧"，但同样也认为这样的公投所诉求的目标无法实现，而只有"影响岛内的政治生态"（美助理国务卿克里斯坦森在《一个强大和稳健的台湾》中的演辞）之效。但是，这样的评论都只说出了部分事实而有根本性欠缺：要么因偏见而短视；要么有意回避了某些实质性问题。而只有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尊重基本事实，才能看清事物和事件的本来面目。笔者认为抛开意识形态的成见和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狭窄偏见，试图设身处地站在爱台湾、珍视台湾生活方式、并对未来怀有希望的台湾人角度，再看台湾的公投，当会明白，推动公投虽然有选举政治的因素，但更大程度上来自一种深远的忧虑，那是台湾对自身前途及安全的焦虑。
一个基本现实是两岸虽然处在同一历史时空，各自的意识形态却走在两条方向相反的道路上。从最近对于对缅甸社会动荡局势所作的反应可以掂量出它们双方之间的分歧是多么大。那是正与反，此与彼的关系。在一个广义的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之下，台湾走出了中国历史的著名怪圈"黑格尔循环"，进入了一个新世代，而它的对手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希望走出"黑格尔循环"，仍然困在那个宿命似的历史僵局中。要说今天两岸的交往比过去多得多，但双方的裂痕和隔膜却有增无减。涉及国家是什么、国家的目的又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人与国家的关系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两者已经完全是南辕北辙。除非一方自身发生根本的变化，否则要把两者捏合在一起就只能乞灵于血腥的暴力。在"黑格尔循环"中就最近的历史来看，清朝一个模式、一个家族的统治就维持了近二百多年。明朝维持了近三百年。甚至象元朝这样的外来蛮族也在中国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思想僵滞和民族惰性既是推动这个循环的动力，又是这个系统坚固的外壳。当然今天可以乐观地认为这是最后一个循环，但另外略为悲观的见解是，任何预言这个最后的循环确切会在什么时候终结都是草率的。
这样一个现实是台湾无法回避的，台湾也无处可逃。因此，台湾最直接的焦虑来自对岸日益增加的经济实力和逐渐强大的军事能力。这个现状有目共睹，对手力量逐步增大的发展趋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难以逆转。当然，只有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并不必然令外界感到恐怖，但若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之后站着冥顽的砖制意识形态，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了。在所谓最后解决问题的天平上，你会看到有进攻能力的一方在逐年增加砝码（导弹）的数量，除此之外，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能力并没有激发它产生更大的想象力和更多的灵活性，它还用几个"绝不"固化了自己的头脑，使得解决问题的希望归于强权一途。
另一个隐隐约约、无可名状的焦虑来自盟友不可靠的安全同盟关系。迄今为止，台湾与美国最可靠的关系仅仅是美国的《对台关系法》，但《对台关系法》是美国国内的法律，不是对双方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采取联合的安全行动就缺乏有力的法理基础。即使有国际条约，那么这种国际条约能否救急也是问题的。上世纪九十年的科威特是一个例子：即使通过武力似乎恢复了原状，但巨大的战争创伤已经造成，可能某一代人的生活就此毁掉了，而历史的阴影也将永远挥之不去。做为一个领导人他当然不愿见到自已的家园先被毁坏一遍然后再付出牺牲去争取回来。
而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个世界警察的表现也并不总是称职的。它曾经在《雅尔塔协定》的立场上放弃了东欧，尽管它这么做决非心甘情愿。一九五Ｏ年，在东北亚因战场上的失利而准备向敌人妥协。在南部越南干脆完全退却了。做得较好的是处理古巴导弹危机和在中东对以色列始终如一的鼎力相助。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和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中，美国表现出了太多的无奈和被肘制，而不是自信和得心应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些黯淡无光的时期，它甚至与意识形态的敌人建立了关系十分暧昧的合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雷根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似乎开始恢复自信，又开始采取进攻策略——但是，无论海湾战争还是南盟战争、阿富汗战争，不能说它遇到了什么有份量的对手。它的对手实在与它相差太远。决定性的对决还没有到来。既然不在一个力量级别上，那么它已经到手的胜利就不能作为可靠的例子，向后去类推将要发生的未知冲突。
今天的现实问题是在台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谁能确切说出美国领导人的决心到底是什么？这是一种超越党争的战略共识还是仅由某个具体执政者的决断？美国的所谓底线又是什么？台湾又如何确定美国人是可靠的？已知的事实是，美国长期奉行一种称之为"模糊战略"的行动策略。这种模糊的确让台海两岸强势的一方在准备有所为时因疑而止，从而取得了部分成功。然而正是这种部分成功恰恰给必将到来的最终结局投下了阴影：它不可靠。它只会带来疑云重重的暂时安全。弱势的一方心中的阴影只会与日俱增。而且，这种模糊本身也许是双刃剑：美国人本身是不是也被模糊了，以至于在真正出现危机时将首鼠两端，无足置措？
可以想见，一个可预见的时间内，若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和日本会在道义原则下站在台湾一边，这个勿庸置疑。但这种道义上的支持与经济援助虽然为台湾所需要，毕竟不是台湾所需要的全部，有些东西象自尊和自主之类是盟友永远也无法提供的。
在最近围绕公投问题展开的多边外交中，美国的做法可能已经加剧了台湾的疑惑。美国不会不知道谁是自己真正的敌人，但是政治中的实用主义因素显然又压倒了美国政治中的理想主义：害怕损失眼下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非常自私。然而笔者看到台湾在美国的反对面前竟没有退缩——显然台湾并不是美国的第五十Ｎ个州。这问题很有趣。那么美国人是否也应该想想，除了台湾因为政治上自信之外，是否还应该到安全思维逻辑方面去找原因？毕竟，在安全问题上，理想的安全其主体是自己思考和自主行动。
给外界的印象是美国政府在处理台海问题时，试图在约束双方上达到一个均衡——然而，这种约束对弱势的一方根本就是不太公平的。弱势一方决无在力量上与强方抗衡的可能。结果也正是这样。这种约束力实际上对较强的一方曾经发生过什么效力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而随着时间推移，争执双方强弱对比还在向一方倾斜。它试图约束双方不采取行动，但是这种平衡对弱势一方明显不利。
在这个脆弱的平衡中，弱势的一方不唯对现实的安全没有信心，与之伴生的是对未来前途充满担忧。当然，对于对岸的政治善意就更没有信心了。在所谓的互信问题上，如果说由于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得双方存在天然隔膜的话，那么，政府在港、澳政治事务上的所做所为就是一个太坏的实例，严重加深了两岸已有的隔膜。经济上给好处，政治权利上勒紧——这种做法隐含着专制主义对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设想，惜乎是雕虫小技——对此澳港人沮丧，已经走出蒙昧的中国智者厌恶，遑论以之诱惑彼岸那些正在体验政治权利所带来自信和优越感的台湾人。
因此，台湾开始采取行动。对于台湾今天走到这一步，除了有其民主制度的必然发展逻辑外，我认为在安全思维上乃是如此：为了安全，为了台湾有一个自主的未来而不得不如此。既然最终要与特色龙摊牌的主体是台湾，那么，抓住现时大龙手脚受缚的时机采取行动，既能够积累智慧，增强台湾的应对能力，同时也磨练人民的心理承受力。而另一方面，在安全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它利用已有的隔膜，要刻意制造一种更大的距离感，使得自身和危险物拉开距离，这点很微妙，但是也很实用。
而对龙来说，笔者深信它已经抓在手上几张好牌——但是，有好牌是一回事，摊牌是另一回事。它的苦衷在于不能摊牌，因为没有把握；而从以前的历史上看，机会也没有垂青庚子倡乱的宫廷权贵。1900年那种义和拳式的匹夫之怒只会蹈入灾难的深渊。只好诉诸时间和力量变化。
陈总统无疑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非常善于抓住时机进行搏奕。行动是如此重要——任何周密严谨的思想都不能取代行动。这是有限的行动，但是象人初的学步，意义重大。当然，这是冒险，但是什么也不做那就更糟，因为那是满足于在一个危险的怪物卧榻旁苟安，将步入一个不可测的境地。与那些将陈总统的行动视作一党之私的看法不同，笔者没有任何偏见地认为他现在所作的一切超越了党争，而具有长远的见识，有为未来拼打的战略考量。这是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反观台湾的国民党，以维持所谓的"现状"为目标，不但鼠目寸光，也缺乏前瞻开拓精神，纯粹是在玩弄选举伎俩。
他这样的行动注定会让对岸感到麻烦，因为在台湾问题上，目前缺乏行动能力。在前不久结束的Ｄ17大上，党的领导人提出"和平发展"，在言辞上比之"和平统一"少了些许咄咄逼人的气势，令人感到意外。但言辞是一回事，行动是另一回事。只要言辞仅仅是言辞，是一种曲线式的统一策略，那就无法消解台湾的疑惑和安全焦虑。
但不管怎么说，"和平发展"比之"和平统一"都是一个进步。然而也必须看到，和平与发展取代不了公平和正义，仅有"和平与发展"不足于与对手达到成共识。因为分歧才是共识的难点。公歧在于正义，因此达成共识的真正基础乃是正义——显然笔者说的是上帝的正义，因为正义是施之于人的正义，不存在脱离人形象与尊严的所谓国家组织这些抽象物之间的正义。国家也好，地区也好，乃至组织机构也好，这些人类创造的抽象物都为了人的实现而存在的，它围绕人的形象和尊严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目的应该是正义。不能弄颠倒了，弄成人活着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正如文化乃是人的创造物，是为增进人的福祉而存在，不能弄成人活着就是为了保卫并固守一种固定的文化模式一样。到底"人是国家的目标"抑或"国家是人的目的"将形成径纬分明的政治和国家形式，不幸的是中国社会正是用国家是人的目的这样的价值观这么一直走过来的。这是根本的价值颠倒，还不知道这种历史的舛误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纠正。按这种颠倒的价值观指导幻想台海问题的解决是不容乐观的。解决台海问题的根本还是价值观念问题。
谁理解台湾人民对自身安全的焦虑？谁理解他们对于自己已经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能否在未来永远地保住而心存玄疑？谁能设身处地地为台湾人民想一想？如果说我们看重自己的自主安全的话，那么台湾人民对自身安全的追求是否有其合理性？你不习惯做这种思考,但这是公正的原则,缺了这个还真不行,难以服人.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危险之中，更没有人愿意忍受一种不能自主、没有自信的安全，因为不能自主、没有自信的安全将大大贬值，并最终损害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方面：即人的生存乐趣。笔者深信，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台湾的每一个人。台湾未必一定要独立，但一定会追求自已的自信和尊严。
我无法赞同入联更名只是纯粹选举炒作伎量这种浅薄的见解。正相反，入联公投要诉求的是明确的主权，而主权是国家安全的主要目标，也是实质性的标物，除此之外诸如国家的名称以及旗帜之类的象征物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可看做是安全的标牌，一种特殊资源，对于安全有着特殊意义。关于这个特殊意义，可以浅显地理解为，在平常状态下，它能达成认同以加固安全的心理基础；在需要捍卫安全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危机时刻有特殊价值，它具有凝聚力量，强化意志，凸显要捍卫的目标等多方面的作用。它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有其内在的理性逻辑，为此进行的这种努力不能看成一般政治游戏的表演。
陈总统的政治责任注定会在不远的将来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卸下，但他肯定会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走下去。在短时间内甚或他终其一生都看不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有何结果，但重要的是，他播下的种子将注定会在可称之为未来的东西中发芽成长——如果观察岛内的民意，你就会看到它已经发芽，并正在成长。要对付这种思想，专制制度由于先天的价值迷误而只能走入愚鲁计穷之境。因为对后者要走出困境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掌握了什么，而在于他们不知道什么和不愿意理解什么，当然还在于由于传统文化精神固有的特征，缩在僵化的蜗壳内，即使知道应该改变而又顽固地不愿改变什么。
（2007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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