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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
自从3月上旬吴邦国在全国人大主席台发出“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吼声以来，媒体上跟进呼应者颇不乏人。3月29日《北京日报》发表的《金融危机昭示美国神话破灭》（以下简称《破灭》），就是其中之一。
刚看到标题，还以为这是一篇主要谈金融危机的文章，仔细琢磨，才发现它的奥妙，它是以金融危机为幌子，批判美国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显然是闻风而动地呼应“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遵命之作。
所有高唱“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文章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讲不出多少道理，却又气壮如牛，仿佛真理就装在他们的口袋里，只要拍拍口袋就可以把人唬住。这是阶级斗争思维和“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文革遗风的表现。读着这篇《破灭》，经过文革磨难的人，都会隐隐约约地感受到渗透于其中的“打倒帝修反”的“毛主席革命路线”。
文章开篇就直奔主题：“金融危机其实是资本危机，而资本危机的实质，就是‘主义’危机、‘制度’危机。美国两党制和三权分立在监督金融资本上完全失败，归根到底就在于这种‘精妙绝伦’的制度设计完全是为资本服务的”。通过这样一个甲=乙=丙=丁的障眼法，一轱辘就把问题从金融危机引到三权分立，确实有点“神乎其技”。于是，得出“金融危机是美国制度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问题”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撇开作者那种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心态不谈，这个结论，对于长期经受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根深蒂固地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即将灭亡”的人来说，恐怕不会感到意外。
但是，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却并不这么看。他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由于存在着占有私人性和生产社会性的矛盾，资本主义市场蕴涵着经常出现经济危机的内在因素。经济危机造成灾难，同时也带来转机。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资产阶级被迫变革生产工具，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被迫变革生产关系，制定新的制度，改善对经济的管理。资本主义社会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危机和克服危机的循环中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不断接近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无过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1929年10月美国证券市场的崩溃，引发了长时间的经济衰退，并且蔓延到欧洲。到1932年，世界贸易总值减少了一半，美国有1/4工人失业。1933年罗斯福上台，推行“新政”，干预市场经济，在大力解决失业问题的同时，制定管理贸易、工资、工时、童工、集体谈判等方面的法规；实行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恢复农业的繁荣；采取社会保障措施，保证弱势群体的生活需要，等等，终于使美国走出困境。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虽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而大大超过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但深度和烈度远没有那时严重。能够克服“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的国家，面临当前的金融危机却成了“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问题”，甚至“足以昭示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这是依据什么逻辑得出的结论？
金融危机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三权分立则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产生于信用制度基础上的金融活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心所在，它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应当承认，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个规律，所以也不可能对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的控制，这就是近现代经常出现经济危机的外在原因。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社会动荡不安等现象，以至需要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来进行干涉，采取必要措施，克服危机。不论政府的结构和制度如何，都有义务承担这个责任。在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当各国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还需要有关国家的政府，协商一致，共同努力寻求克服危机的出路。将于后天在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会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举行的，它与政府是否实行三权分立无关。
三权分立是一个政治原则，而不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它指的是不同职能的国家权力机构之间实行一定的制衡监督，以避免掌握权力者滥用政治权力，损害公民权利。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体现这个原则，当然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在欧美各国，有的是总统制，有的是内阁制，有的甚至还有君主在位，但都不妨碍他们推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所以，作为政治原则的三权分立和政治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那些反对三权分立的人却有意地把它们混淆起来，蒙骗民众。至于《破灭》的作者把金融危机和三权分立扯在一起，用出现金融危机来说明“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说好听一些，是别出心裁地呼应“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说不好听一些，就是别有用心了。
“美国制度神话的破灭”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所在。但是，是谁制造了“美国制度神话”呢？作者说：“一直以来，美国都标榜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最完美的，全世界也有不少人这样鼓吹。”请问，美国的哪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哪一家报纸杂志，哪一本书、哪一篇文章，曾经鼓吹美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完美”的制度？全世界有哪些人“这样鼓吹”？事实上，世界上没有、甚至不可能有什么“最完善、最完美”的制度，这是不需要多少智商的人都能够了解的事情。我活了好几十年，从没有听说有人鼓吹美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完美”的制度。今天从《北京日报》的这篇《破灭》里，才第一次知道居然还有这样的“美国制度神话”。原来，所谓“世界上最完善、最完美”的“美国制度神话”，是这位作者为了大批判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
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然后加以痛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革命大批判的故伎。它虽然拙劣、低下，却也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另一种手法，是抹杀事实。为了说明美国的制度只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为资本服务，《破灭》作者无视近几个月来媒体大量报道的世界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内）为克服金融危机所做的种种努力，随心所欲地说什么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没看见美国朝野政党和三权机构有什么制约和监督”，“华尔街奢华依旧，却没发现有人负责”，“不见有什么实际有效的办法”。而我们从《参考消息》上，却多次读到美国政府拨出巨款克服危机、促使经济复苏的报道；对于接受政府救援却又滥发奖金的保险业巨头AIG（文章再三申说此事，作为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的例证），则作了认真的调查与处理。这里不妨照录3月30日的《参考消息*北京参考》上的一则消息：“美政府26日公布金融体系全面改革方案，重点是强化集中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和内容，旨在对金融市场主要参与者实行更严格的监管。”“据美财政部长盖特纳透露，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4月2日召开的伦敦金融峰会上推动制定更高的、全球性金融监管标准。”可见，美国政府对于这次金融危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对全球性的问题，都不是无动于衷不作为的。《破灭》的作者之所以要掩盖这些事实，只不过是为了论证“美国制度神话破灭”这个既定目标罢了。对于以文革式的思维去思考问题的论者来说，事实并不重要，站稳阶级斗争的立场，坚持反帝反修的革命路线，这才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最重要的政治原则。
文章的点睛之笔在最后几句话：“当美国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反而是经常被美国一些人以“民主”、“人权”、“自由”等种种堂皇名目妄加指责的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更为有力、有效，没给世界添麻烦，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这些话冠冕堂皇，似乎无可指责。但把它同全文的主旨——“美国制度神话破灭”和“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里实际上包藏着不易察觉的祸心。不错，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有着十分优越的条件，可以对克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这是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甚至还有民众的习惯、传统、心理等等许多非常错综复杂的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而文章却简单地把它归因于政治制度的差异，言外之意，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虽然被指责为缺乏民主、人权、自由，但比你这个自认为是有民主、人权、自由的体制优越得多。这个判断的逻辑结论就是：没有必要进行以扩大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改善人权状况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我们现有的政治体制比美国好得多！图穷而匕首见，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这才是《破灭》一文呼应“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意图所在。
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的迅猛发展，使中美两国之间有了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无论是在这次金融危机里，还是今后的世界事务中，都需要两国密切合作，这已经是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而为了使合作卓有成效，就必须增进两国政府之间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逐步消除历史上形成的隔阂和误会，而不应该有意识地去扩大它，加深它。在这个意义重大而又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媒体应该承担重要的责任。《北京日报》发表《破灭》这样有损于中美关系的文章，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从《北京日报》近几个月来所发表的某些文章来看，这个首善之区的中共市委机关报还没有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它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阴影，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舆论力量？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200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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