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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敌对思维——“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而作
作者：张博树
“敌对思维”是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发生于2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当局对1989公民维宪爱国运动的镇压，从镇压者一方来说，即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敌对思维”逻辑。它把对当政者的善意批评，解读为居心叵测的“阴谋”；把对现存体制的质疑、分析，解释为对现存政权的恶意否定。这是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铸成历史大错的开始。
可怕的是，这种“敌对思维”逻辑至今还阴魂不散，阻碍着我们这个民族走向民主、走向光明，阻碍中华民族真正迈入现代政治文明。
在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之际，本文拟就中国共产党的“敌对思维”传统，它的逻辑和历史起源，它的现实意识形态功能，它在导致六四悲剧性事件中的作用，以及它与衰变中的党专制体制间的关系等，做一提纲性梳理。
“敌对思维”界定
“敌对思维”首先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把社会人群简单地区分为“敌”、“我”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敌人”，一部分是“自己人”，二者呈完全排斥性关系。
“敌对思维”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它诉诸敌对逻辑、冲突逻辑而不是和解逻辑、宽容逻辑。
“敌对思维”与现代宪政民主体制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只有公民（包括犯了罪的公民），没有“敌人”；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没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敌对势力”。
“敌对思维”又是与全球民主化与全球治理的大趋势相冲突的，因为它总是假设“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把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人权原则的正常批评，解释为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渗透”甚或“颠覆”。
显然，在政治结构意义上，“敌对思维”只可能与一个东西有关，那就是现代专制主义政体。极权主义钟情于“敌对思维”，因为它有助于社会动员，实施高度思想控制和乌托邦化的社会改造工程；极权主义又有赖于“敌对思维”，因为当专制体制发生危机或衰变时，只有制造“敌人”并嫁祸于“敌人”，才是当权者掩盖自身污垢的最便利的手段。
中国共产党“敌对思维”形成的逻辑与历史语境
从发生学上讲，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马克思政治哲学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套学说和“消灭私有制”的经济主张结合在一起，对20世纪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者产生了巨大、深刻而又不幸的影响。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理解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在两大阶级的冲突中赋予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形而上使命，是马克思理论中最成问题的抽象之一；在实践意义上，这个抽象则在20世纪的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演进中招致可怕的社会-政治后果，那就是成百上千万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成了红色政权下的政治贱民。他们都是被敌视者，被认为是现实的或潜在的“敌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在这些场合，“敌对思维”不过是“阶级斗争”逻辑的自然结果。
还要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发展、演变的具体历史语境。在夺取政权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国共对峙、外寇入侵等敌对环境中奋斗了20多年。实施武装革命、暴力夺取政权被认为是中国革命最宝贵的经验之一。既然是“暴力”，当然不可能是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泽东语），而必定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冲突。“敌对思维”逻辑在这里同样获得了最自然的表现形态和施展舞台，乃至体现了历史演进中的某种必然。
甚至中共党内斗争，都与这种思维逻辑有染。人们常常惊诧于中共党内自我整肃的严酷。比如李锐曾言，共产党“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这固然与党内各种势力之间拉山头、占“地盘”、互相排挤、追逐权力相关，残酷的敌对斗争大环境又的确为这种内斗提供了客观场景和最现成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历史是复杂的。中共“敌对思维”传统的形成，确有其深刻的历史方面、意识形态方面、乃至文化方面的原因。
1949年中共建政后，“敌对思维”与敌-我两分法迅速与一党制的政治结构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共实施政治动员、实现社会监控、保持一党统治的得力工具。40年的国际冷战格局固然是这种东西继续延续的一个重要背景，但从根本上说，“敌对思维”逻辑植根于有西方激进学理背景、汲取了俄式革命经验、又富含中国专制文化基因的中共党专制的肌体深处，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都记得在那个年代的艺术作品中，除了“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一定要有阴险狠毒、专事破坏的“阶级敌人”，这不过是中共“敌对思维”逻辑最脸谱化的表达而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曾是文革中传播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毛式“语录”。党的最高领导人甚至可以利用敌对逻辑整垮自己的政治对手。在这样的场合，“敌对思维”逻辑又成了维护中共党魁一人独裁的最方便的武器。
六四定性中的“敌对思维”逻辑
从实证意义看，简单的历史研究者一定会对邓小平关于八九学运的“动乱”定性深感不解，因为事实告诉人们，当时的学生示威者根本没有提出过激的要求，也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4月18日北大等校学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七条”请愿书，内容包括︰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7、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显然，这些要求是理性的、温和的。后来虽然发生学生罢课、“冲击新华门”等事件，也远没有到什么“动乱”的程度。然而，邓小平却在4月25日断言：“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极少数人利用了学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正是根据邓的这个讲话，产生了《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以后整个事态发展都是围绕坚持这个定性（当权者一方）和推翻这个定性（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一方）进行的，直至绝食、戒严、对峙、开枪，整个事件以骇人听闻的流血方式结束。
给敢于向党提意见的人扣大帽子，这当然并非邓的发明。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上演过这出戏，把出言不逊的党内外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右派”，让他们下冷宫。邓如今不过是重蹈毛泽东的覆辙而已。“批评共产党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是这顶大帽子的基本逻辑链条。这当然是典型的“敌对思维”的产物。
然而，邓又不同于毛。作为一代“开国领袖”，毛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威和制度上的自信，在这个意义上，毛并不惧怕别人的批评。与毛相比，邓是不自信的，这不但在于邓在个人权威方面不能与毛相比，更在于经过文革“浩劫”，这个制度和这个党的形象已经受到相当损害，它的丑恶一面已经暴露出来。作为顽固的党专制体制的守护者，邓自然要为这个体制遮丑，从而不可能容别人批评。邓为什么总说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直至要倒胡？归根结底是因为胡耀邦要以一种更加大胆、更加开明的方式为这个党寻求出路，而这在邓小平、陈云之类传统的共产党人看来无异于玩火。客观地讲，八九民运中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并无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企图，他们不过是希望推进中国政治改革。而邓却已经意识到这样的改革最终将动摇一党专制的统治根基，这是邓一代传统共产党人所绝不允许的。在学运问题上，邓也许真的认为有什么“极少数人”在学生背后暗中指挥、兴风作浪；也许他并不全信，但必须这么讲，才能为镇压找到理由，自圆其说。在前一种情况下，邓本人就是共产党传统“敌对思维”逻辑的俘虏，仍然在不自觉地重演几十年的旧梦；在后一种情况下，邓则是在利用“敌对思维”的逻辑来故意混淆视听，制造“敌人”，以摆脱专制政体的自身尴尬和窘境。
既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以邓不可能纠正自己在4.25做出的学运定性。赵紫阳曾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邓说一句“现在看来，学生问题并没有原来说的那么严重”，事情就可能出现转机，殊不知邓做出这个判断并非全是北京市委陈希同等人“误导”的结果，而是有其政治逻辑和更深层的政治考虑。邓仍然是顽固的一党专制制度的坚守者。这一条就决定了他必然坚持4.25定性，哪怕为此闹个血流成河。
“敌对思维”与衰变中的党专制
2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党专制及其基本的“敌对思维”传统并没有变。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领导人不是在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吗？这不是正在远离过去的“敌对思维”吗？说这话的朋友显然把不同领域的问题混为一谈了。“和谐社会”不过是当今中共领导层为掩饰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而搬出的意识形态新道具，“和谐”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社会还很不“和谐”；“和谐世界”则是“和谐社会”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外推，是一种苍白而无聊的文字游戏。试想，连当代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尚且不敢承认，还谈什么建设“和谐世界”？
更何况，这种有关建设“和谐世界”的漂亮言辞是和对当今世界文明主流的恐惧与敌意深深联系、并互为表里的，在很大程度上，前者不过是对后者的掩饰。党专制体制的自身衰变则是这种恐惧的根本原因：我们看到，如果说与毛等“第一代”领导人相比，邓作为“第二代”中共掌门人已经显得不十分自信，那么从“第三代”领导人开始，中共最高当权者已经基本丧失、甚或完全丧失了对这个体制的自信。他们其实知道，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不是这个体制“优越”的证明，因为正是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挽救了已经气息奄奄的“社会主义”；而30年来产生的全部问题则恰恰是这个体制无能的证明，因为正是这个体制衍生出的贪腐力量正在从根本意义上威胁着体制自身的生存与延续。然而，党的领导者们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作为“守摊者”，他们缺乏直面自身的变革勇气。在自由知识分子的批评和呐喊面前，在互联网的舆论风暴面前，在如干柴烈火般一点就着的、风涌的群体维权浪潮面前，党的领导人显得极其被动。而他们越是被动，越是不自信，就越要把体制自身生出的问题归咎于外部，归罪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的“捣乱”和“破坏”，归罪于“外部势力”的“渗透”或“颠覆”。一句话，他们越是不自信，就越要乞灵于那个陈旧的、僵化的、然而又似乎特别好用、套在哪里哪里灵的“敌对思维”逻辑。这既是策略的需要，也是当政者自我心理安抚的需要。
不信，有文为证：
200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徐天亮”的文章，“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该文上来就强调“清醒认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
这些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全面推进理论武装工作、新闻宣传工作、思想道德建设、文学艺术创作，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巩固的政治思想基础、强大的精神智力支持。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十分尖锐而复杂，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一是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二是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三是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做到敏锐而不过敏、冷静而不迟钝，努力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
这是21世纪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敌对思维”逻辑的一个极好标本。根据这个“逻辑”，凡在中国大陆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之类话题、特别是在这些问题上批评中共执政当局者，均有被“敌对势力”利用、或干脆就是国外“敌对势力”代理人之嫌；凡从具体案例入手、又上升到制度层面分析现存体制弊端者，均有居心叵测，妄图“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之嫌；而凡在互联网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者，则均有秉承国外“敌对势力”旨意，肆意“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之嫌。
呜呼！这是多么可怕的“逻辑”！
谁说冷战已经成为过去？这难道不是最典型、最露骨的冷战语言？
根据这个“逻辑”，封杀《零八宪章》、抓捕刘晓波、屏蔽互联网、打击异议人士、拒绝为六四平反等等就都是“合理之举”，因为它们都是为了阻止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颠覆”！
爱国者成了“颠覆者”，忠贞之士成了“叛国”小丑。中国没有被“颠覆”，历史却早已被颠覆得面目全非了!
“我们面前没有敌人”
当今的“敌对思维”逻辑是专制当权者自外于人类普世文明的表现。它诉诸粗陋、虚伪的民族主义和党国不分的“爱国主义”，混淆意识形态冲突与民族国家利益冲突间的不同，拒绝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人权立场的正义批评，把海内外炎黄子孙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华民族真正的民族脊梁）指斥为民族的“罪人”或“败类”。总之，“敌对思维”逻辑自已去制造“敌人”，而后攻击之，诋毁之，这是专制当权者无能的证明，也是这个体制确实已经走到末路的证明。
与专制当权者相反，民间反对派人士反倒表现出大海一样的胸怀和气度。成熟的民间自由人士已经挣脱专制和敌对思维同样施加于自己的枷锁（不要忘记，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在这个体制内成长并接受“教育”的经历），而开始用全新的目光、全新的角度、全新的立场审视自己和专制当权者的关系。无论是已经信仰基督的中国民间反对派知识分子，还是世俗的、站在理性多元论和宪政自由主义立场上力主改革的仁人志士，他们面对专制当权者发出的共同声音是：我们面前没有敌人。我们反对的是这个制度，但我们不把、或不再把任何具体的当政者视为敌人。
请听这样一位主张非暴力原则的民间反对派人士的表白：
非暴力原则中的核心价值是博爱。它与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观一样,是不分时空,不分人种而普遍存在的，是终极性的关怀。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人为地扩大阶级矛盾，强化阶级仇恨。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几代人，由于长期接受以阶级斗爭为纲的“共产党文化”熏陶，对自己人可以春天般地温暖,但对敌人则要爱憎分明,愈仇恨革命性愈强，对敌斗争自然可以不择手段，谈不上非暴力了。而博爱视全人类为一个共同体,视每一个人都有善的一面,认识到个人的解放与幸福只有在全人类的解放与幸福中才能永久地实现。
我们要用博爱这种大爱来分化对手，来感化对手，来改变对手，化敌为友。博爱不是懦弱，而恰是这种发自內心的爱大大增加了我们自我牺牲的勇气。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小暴对付对手大暴的弱势群体了，我们是用我们爱与善之长，来对应对方的恶与恨之短。爱的信仰可以使我们勇敢地承受对手的打压迫害。就是高墙电网内的牢房，我们也只当作休息的驿站；当作锤炼的学堂；当作“新郎进入新娘的洞房”。用非暴力原则中旳“博爱”来建立我们的道德高地，来重塑、统一我们的信仰。
我们斗争的目标是改变那不合理的制度、不平等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具体的游戏人。在我们对立面的游戏参与者也需要因我们的爱而移除疑惑、紧张、不安与恐惧之感，而我们也因此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想要打败的是邪恶，而不是那些成为邪恶牺牲品的人们”。我们“并不是要打败或者侮辱对手，而是赢得理解和友谊。其目标是救赎与重归于好”（马丁•路德•金）。暴力反抗只会给善于“引蛇出洞”的对手用更大暴力来镇压的借口，而我们将用这非暴力的意志与行动去割断那憎恨之链，去中止那恶的循环，去停住暴力的轮回。
说这话的人是谁呢？著名的民间反对派人士、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活动并为此蹲了9年大狱的査建国先生。这样一位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坐牢、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却仍然力主非暴力原则的人士阐发的观点，难道不值得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我们的当政者驻足沉思、深刻反省么？
中国的宪政转型是一个伟大的、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它正在呼唤一种新的原则作为转型自身的根基，这就是建设性对话的原则，宽容的原则，真相、正义与和解并重的原则，把一切个体生命体都视为有限存在、只有在人类整体的发展中追求无限的原则，严肃、审慎地面对过去又满怀信心地争取未来的原则。这个原则体现了人性中更加美好的东西，代表着更高水平的人类道德，是一种广布于宇宙人间的大爱。它是“敌对思维”逻辑完全不能比拟的一种政治文化和道德精神状态。
中国的民间自由人士正在接近这种状态，拥有这种状态。这让人感到欣喜。
“平反”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件早晚的事情，对此笔者并不担忧。我们要做的，毋宁是把眼光看得更远些，因为一个完全不同于“敌对思维”传统的宪政民主新文明，正在向我们招手。
（本文作于2009年5月6日~9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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