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


二十年前，邓小平派军队和坦克冲入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对平民和学生大开杀戒，突破了现代文明的一切道德底线。二十年过去了，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正义还得不到伸张，平反六四还要等多少年？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很难完全冷静和客观地看待这场悲剧，因为六四不仅给所有中国人带来太大的心灵创伤，而且，中国社会至今仍在为当年少数人的决定付出极大的代价。

不过，毕竟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开始把真相告白于天下。他们对历史负责之举，让我们有机会更深刻地理解这场悲剧，理解我们这个多难民族的命运。

除了赵紫阳的秘密录音，最近还有两个有关六四的重大文献，一个是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之一封从德出版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另外一个就是前新华社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的《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这些文献的作者尽最大努力，不用自己的道德立场来涂抹历史，从而给我们更多机会看到历史的真相，理解中国的历史逻辑。

今天，尚有许多真相未被披露，我们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得知，当年不同政治势力是如何策划于密室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六四的最大悲剧，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极少数人的权力欲，就能够绑架整个中国社会，把无数人的生命和财富置于万劫不复的危险之中。赵紫阳的录音告诉我们，连邓小平的家人都认识到，他对学生上街的反应过了头，但是，邓小平不能认错，因为认错就等于放弃权力。而封从德的“六四日记”则告诉我们，李禄，这个权力游戏的天才，是影响学生与邓小平进行“千年对决”的关键人物。

一万年以后和一万年以前一样，还会有邓小平和李禄这样的人物，因此，仅从道义上谴责人的权力欲，对改变中国的命运无大帮助。赵紫阳认为自己如果起而抗命，只能流更多的血，因而选择独善其身。真正该问的，是为什么中国社会更容易被少数人的权力欲所挟持？

正如我的一位新朋友让我认识到的，早熟的中华帝国，从未给社会成熟的机会。而只有不成熟的社会，才会给权力欲如此荒唐的表现机会，才会让如此多的生命成爲如此少的人权力博弈的筹码。

“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据说是中共太子党当时的口号，当然也完全可能是政敌的谣言。不管事实如何，这个口号不仅体现了当时邓小平的思维，更可悲的是，直到今天海内外仍有许多中国人相信这个逻辑。他们认为没有当年邓小平的屠城，就没有今日中国的崛起。

历史的逻辑果真如此吗？在我看来，真正救了中共，救了邓小平的，是海峡对面中共的难兄难弟和老对手国民党。作为“2.28”事件的过来人，国民党最理解邓小平的难处，国民党治下的台湾人也最善于利用六四后中共的处境。六四后，正当西方资本全面从中国撤出时，王永庆不失时机地赢得了中共的信任。

事实上，没有台湾和海外华人资本对沿海开放经济战略的支持，中国大陆经济不得不回到计划经济的死路，没有沿海对外经济带动中国经济复苏，邓小平的南巡无从谈起。

不过，六四后的中共并没有像失去大陆的国民党那样，认真汲取教训。他们依然不给中国社会成熟的机会，江泽民迫害法论功，胡锦涛打压NGO，青年人的精神和思想自由在校园遭到全面阉割。因此，“六四”是比台湾“2.28”更具颠覆力的不定时炸弹。正因如此，中共绝不敢给六四平反。但问题是，拖之越久，爆炸的破坏力就越大。

有意思的是，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揭示了二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可能性。中国大陆社会危机和政治僵局的加剧，吸引了青年人对台湾政治民主的向往，中共越是硬顶不平反六四，国民党就越有可能成为为号召大陆新政治秩序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