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应台从家族史出发，写出人性化的一九四九，“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她持续三百八十天的历史之旅，往南京、广州、长春、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美国等地访问亲历者、查考历史现场，还有五六十人的口述回忆，写成《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发现“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她在写书时没掉泪，却在受访时感动落泪。
与很多人不同，龙应台关于“一九四九”的写作，是在周围人的注目礼中开始、进行和完成的。
这个四九年后出生在台湾的国军后裔、眷村女儿，二零零八年开始，“入驻”在香港大学为她专设的“龙应台写作室”。她向自己的学生征集父母一辈的口述历史，向全社会寻找一九四九的民间记忆，飞往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阅蒋介石日记，往南京、广州、长春、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地访问亲历者、查考历史现场；一路都向四周的新朋旧友不厌其烦地打听他或她的祖宗家事、家族迁居史。尘封多年的私人日记、历史照片，还有五六十人珍贵的口述回忆，在这个执著的询问者面前一一打开。
最后，带著这一切的体温、感伤、痛苦以及盼望，她在台北金华街的办公室熬了三个月，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与口述录音中把自己浸透又抽离，一字一句，写下十五万字“龙应台眼中的一九四九”。
她给新书起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二零零九年九月二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台湾正式面世。九月九日，有关本书的媒体茶聚会在香港召开。香港各大书店里，《大江大海》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平均一两个小时就要增加一绣，不少中国大陆访港旅客带几本回去，当做“国庆六十周年”的别样纪念。
身为失败者下一代为荣
短短一个多星期，龙应台已经收到数不清的读者来信，许多是年轻人，几乎所有人都说，是流著泪读完这本书。
对龙应台自己，这是从未有过的写作体验。持续三百八十天的历史苦旅，她尝试找回父亲母亲所经历的真实的一九四九，也找回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记忆。在那一个年头，仓皇奔逃或者倒下的普通人，看不到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看不到江山易帜的激动人心，他们的个体命运，只是承受著太多流离，太多梦碎，太多被碾碎的青春和被夺走的生命。如作者在短介中所写：“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书的扉页上，龙应台写著：“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她写：“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套用龙式文法，这可能是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无论在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或是任何一个华人社会，书中描述的一切，都会让你感到陌生——而这种陌生，正是写作本书的过程里，作者发现的另一个惊人事实——短短六十年光阴，竟在各地，以各种理由，制造了数不清的记忆“黑匣子”，以至对于并不遥远的一九四九，我们甚至无从“回忆”，只能“寻找”。
缘起，是龙槐生和应美君的故事。
在作者介绍里，她这样写自己：“‘龙应台’不是笔名，是真名；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她是离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
应美君怀里抱著刚生的孩子“应达”，一九五零年从海南登上开往台湾的大船。台湾——在哪里？是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生长在浙江淳安的美君不知道，生长在湖南衡山的丈夫——国府驻常州的宪兵队长龙槐生也不知道。
在一九四九年一批一批撤退往台湾的国军舰船上，甚至有驾船的海军逃开炮火射程，才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听说那地方叫‘台湾’，我也没去过，你也没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
美君和槐生在台湾高雄的码头找到了彼此，他们，和一批一批，流落在这陌生港口的前后一百二十万国军士兵、家眷一样，满怀忐忑地打量这个陌生的小岛。
一九四九年离开家乡时，他们都没有回头，年轻人都以为，那不过是暂别。谁也没想到，一上船，就是一辈子。
在高雄出生的龙应台仍然记得，年少时候，父亲总是拿出一双苍黄的布鞋底，在儿女面前讲起往事，泣不成声。因为往事说得太多，战乱后长大的少年厌烦了，边听边嘲笑，听完便算，也不深究。
那双鞋底，正是一九四九年，祖母在衡山老家与父亲匆匆作别的一刻，塞进父亲怀里的。那一刻，竟是最后一面。只是这个故事，小女儿应台再没有机会听完整。
在书里，龙应台写：“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试著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是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槐生逝世五年之后，美君亦已失忆，连最爱的女儿也唤不出名字。
龙应台终于完成了关于一九四九的写作，触到了父母那一辈人曾经历的真实伤痛。可惜“最大的遗憾，父亲看不到了，母亲看不懂了。这本书是写给他们的。”
缘起，是要追问父母未尽的言语，追寻自己从何处而来；结果，筢揭开了整整一代人“隐忍不言的伤”。
回忆起一九四九，海峡两边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台湾人说“民国三十八年，两百万国军撤退到台湾。”中国大陆，讲“国庆六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两种理解，都让龙应台觉得不能接受。
“你要知道，这两百万人，不是‘砰’一下子，就来到这岛上的。”
“写书时，人家说龙应台在写一九四九，我周边在香港的人，第一反应会是‘哦，建国六十年’。这给我蛮大一个震撼：整个中国大陆的十三亿人，其实完全不知道，这些被国共战争的机器绞出来的人的命运，他们后代的命运。要讲两岸如何如何，其实连基础都没有。这个台湾，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到了那儿，然后带著什么样的伤感，什么样的创痛。”
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的龙应台写作室，背后是山，窗外面海。书桌堆满档案，后边竖著白板架，上面涂画写作过程里每一个阶段的构思与关联；前方，则是一整面墙的中国地图，圆点标记出龙应台一路计划探访和已经探访的地方。
孤军被关在越南集中营
“你看，这些人，是被绞肉机一样，从这个国家一股一股绞出来的。”龙应台指著地图上的中国大陆，手指向四面拂过，“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写的是从那个机器被绞出来的六、七股人，你知道吗？甚至有一小股国军孤军是从甘肃、青海直接逼进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是不得了的故事，也有上千人；在西南，从云南进入滇缅是一股，是第二股了；第三股到越南，第四股到澳门，第五股到香港，第六股到台湾，第七股是沿海，从舟山群岛一路下来到金门、马祖、乌丘、江浙跟福建。”
每一股，都有悲伤的故事，由广西进入越南的一支，在法属越南的集中营被关三年半，生命一半一半地消亡，幸存者一九五三年才回到台湾。到澳门也有一支，龙应台说，各种资料显示有国军孤军到了澳门，但他们未来如何，是死是活，所有的资料都没有详细记载，所有相关机构都不知道，“真的像轻烟一样”。
一九四八年，诗人鼢弦还是河南南阳的一名中学生，十六岁。他和五千个南阳中学生一起，躲著内战的硝烟大撤退。一路步行到湖南，遇上振奋人心的招兵广告“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他们很懂饥饿少年的心思，还送上一大锅热腾腾的红烧肉。少年鼢弦于是满腔热血地加入，到了台湾。再回家，已是四十二年之后。此间，父母音讯全无，何时过世，如何过世，全不知情。母亲一起做针线活的朋友辗转传了口信：“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