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


笔者最近正在写一篇文章“‘共和’60年：对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其中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当政者开动全部宣传机器，为自己的历史评功摆好，歌功颂德，当然再“正常”不过；民间反对派中的极端意见则认为，中共建政60年，几乎没干过什么好事。50年代以反右为名整掉一代民族精英；60年代大饥荒饿死了人口几千万；文革折腾10年差点把这个国家整垮；改革开放条件下继续顽固坚持一党专制; 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又欠下一笔笔历史新帐。总之，这是一段应该彻底否定的历史。“盖张纸，抬走算了。”-----这就是这些朋友们得出的结论。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笔者既不赞成当权者的自我吹捧，也不赞成“盖张纸，抬走算了”式的简单的全盘否定。历史若真的这么简单那倒省事了，但对历史的反思不能如此被省略，否则我们这60年的弯路就白走了。

那么，如何进行历史的反思？个人以为，关键是要有一个新的史观。“史观”，通俗点说，就是观察历史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下一代都是在共产党“党化教育”的背景下接受的知识训练。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大中小各级学校中，党的意识形态灌输仍然具有垄断的性质。人们虽然不见得完全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宣传，但对过去的历史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又应该如何观察、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很多朋友可能就不甚了了、甚至一头雾水了。在思维方式上，人们习惯于用“不是黑，就是白”的方式思考问题，简单肯定一切或盲目否定一切其实恰恰是党化教育给我们种下的恶果。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观察历史的框架和方法。这些理论要足够系统、深入，它不但能够对人们熟知的史实给出新的理论阐释，而且能够从整体上分析历史的演进过程，分析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向极权主义执政党演变、最终变成如今的权贵党的“历史可理解性”，分析60年来为什么我们的共和国只有“共和”之名却缺乏共和之实，分析为什么只有宪政改革才是当今中国的根本出路，等等，从而在根本意义上解构当权者的现存意识形态。

对广大公众、特别是民间反对派的朋友们来说，学会用一种更客观、更理性的方式观察历史，尤其具有重要的启蒙和自我教育意义。比如，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当然是一个很糟糕的体制，而且在60年的演进中造成了许多恶果，但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理解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不要忘记，当年的共产党远比国民党弱小，但它却在20多年的奋斗中顽强生存了下来，在1945~1949短短的4年间迅速翻转了形势，打败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对此给出解释。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可以断定，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其开启的共和进程代表着现代中国的正确选择，而1949年的共产革命却代表着对共和精神、共和道路的扭曲，那么这样的扭曲如何能够发生？如何可能发生？这些都是大问题，容不得偷懒，更容不得回避。

再比如，关于毛泽东。近年来，以“乌有之乡”等网络平台为代表的“毛派”声音似乎颇为强劲，他们把毛推崇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人民领袖”，批评当权者“背叛”了毛的理想，已经蜕变为“新生的资产阶级”，认为只有回到文革，回到“继续革命”，中国才有出路。自由派中的不少朋友则习惯于把毛（至少是1949年以后的毛）彻底否定，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党内的开明派，老同志。当政者自己的态度则显得暧昧而尴尬：一方面，他们承认毛晚年“犯了错误”，不该搞那场后来被称为“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把毛的画像继续高挂于天安门城楼上，因为毛已经成为这个政权和这个制度的象征，成为这段历史的象征。否定了毛就是否定了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今天的领导人扛不起的一项恶名。那么，究竟如何看毛？如何理解毛掌权的那段历史？就成为一个争议颇多、又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我以为，毛是个独裁者，这毫无疑问；但他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敛权之徒。作为共产党人，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夺取政权做一个太平皇帝。他还要奋斗去建设一个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符合中国人“大同”理想的“人间天堂”，甚至想以此为世界人民做出榜样。“继续革命”的确是实现毛式“人间天堂”的基本纲领和具体途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的基本主张理解为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逻辑的话，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主张就曾是20世纪50~7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支配中国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特殊逻辑。我们要把二者做适当的区分，才能更好地厘清这段历史的基本脉络。

当然----回到本文的主题----无论是重新反思1949，重新反思文革，还是把反思的对象锁定于更切近的历史（比如改革开放，比如六四天安门事件，或者1989之后的“后极权社会”），这样做的前提，都是必须有一套我们自己的史观，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它能够独立地解释历史，提供合理而有效的历史分析的逻辑框架。这些年来，笔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建立这样一个逻辑框架。我很愿意借《德国之声》约稿的机会，重申这个主张。至于笔者对“60年”的具体梳理，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就不再展开。读者有兴趣，可以看不久后将会发表的有关长文。

（作于2009年9月24日，美国罗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