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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每个人都有地域、国家诸种身份，都在某种环境下谋求自身的利益，所以归属感和社群感是不可避免的。往大了说，就会形成自己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圈，这个利益圈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用国家的概念来指称，就难免形成族别利益——民族主义因之而形成。民族主义的形成当然是伴随着近现代国家观念和权利意识的勃兴，而同步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正面价值有许多人阐扬，也就不劳我多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国家板荡的时候，当然有一定正面的意义——如抗日战争等非常时期——但由于制度不良等诸种原因，民族主义在中国一直为意识形态所左右，被传统过度包装而欺世盗名，成为当局牧民的一种愚弄手段，这一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民族主义者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一：用传统来包装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道德的隳败，庸俗实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尘上，官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业已破产。因之一时半会找不到整合的方法，于是频向传统求援。中国的传统偏有些东西是挺符合官方需求，又能拿来愚弄民众的，这些方子他们通称叫“国学”，大中华圈內谓之“新儒家”。八十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为否定韦伯命题，张场新儒家理念及其相关价值观，提供了田野性的观念实验场。但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让李光耀之类沉湎或者鼓吹亚洲价值观的官员及学者，遭受当头一棒。进入二十世纪，亚洲可算是民族主义的大本营之一，因为被殖民的历史，算是先天地播下民族主义的种子。但亚洲的民族主义在很多国家，却被官方拿来成全自己利益、盘剥民众利益的利器，因之专制独裁在亚洲有很大的市场。单靠这样的价值观，要输出到以民主自由价值观为主潮的世界，其难度可想而知。
国学在九十年代被官方视为整合人心和凝聚官民文化利益的救命稻草，于是花巨资把孔子学院办到世界去，層出不穷的国学班出笼——高价骗各公司老总学风水、易经等自是国学班的热门课——本硕连读的国学基地班也紧跟而来，接着便是国学大师泛滥成灾，于丹这种宣传部官员加心灵鸡汤式的《论语》、《庄子》解读大行其道，便不难理解了。老实说，能为官方所欣赏的传统，糟粕的东西之多是无疑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最高当轴的以德治国，听上去非常好听，但在法治和民主盛行的时代，这其实就是以孝治天下的翻版而已。
历代的统治者为什么喜欢以孝治天下，而今天官方也大力宣传，至今仍认为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乃至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奉为圭臬的东西呢？那是因为这种想法和历来统治者利益最大化非常合拍。张公百忍成精是官方宣传的楷模，有许多地方旌表几代同堂的家庭——成都现在还有条街道叫五世同堂，和老舍的同名作品一样，见证了中国的大家庭历史——为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所赞赏。为何统治者赞赏大家庭，人们的确也如统治者所望而真正组成大家庭呢？中国很多研究家庭生活和社会史的人，由于多用传统文史功夫，少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当然无法解决这样的疑难。
任何人都是纳税人，但统治者收完税后却不保证你的养老，养老依旧各自家庭自救的事。这种事仍是当今中国的主流，在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报刊杂志报道的农村养老，多数是表面文章，海南有老太太交了不少钱，每个月能领到三元养老金，这真是千古奇观。三元钱能养老，天下哪有这样的地方？恐怕只有李汝珍《镜花缘》里竞相比谁更会贱卖的稀奇国度才有，可惜那只是乌托邦小说。以孝治天下，是一石多鸟的一项驭民策略，至今仍在中国盛行。在中国这个安土重迁的农业国家、宗法社会，抵御风险能力很低，老百姓只有自保，于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成为写进各种书籍中的醒世箴言。官方觉得如此尚不足以让百姓相信养老只是自己的事，于是圣谕广训和民间的劝善书便大行其道。
以孝治天下当然不只是官方利益最大化的策略，既可以在经济上不知不觉盘剥民众，亦是一项永远的道德紧箍咒，更是一项长久的维稳方案——因为家庭稳定了，整个社会就稳定了，不管这稳定是谁付出的代价更大。以前的民众当然不知道自己纳了税，官方应该帮助自己养老，以便安享晚年，所以压根儿就不知道找官方要说法，实际上是遭遇二度盘剥而不知。今天纳税人的概念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常识，但在中国却依旧有很多人不知道，你是纳税人，政府在你养老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哪怕你是农民。可是官方不仅大倡孝行，而且把子女养老当成一项法律义务写成法律之中，这是政府在收取了纳税人的钱后，以法律的方式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种双重的经济剥夺，有几人能洞悉个中奥妙？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花精力写一篇“孝的经济学分析”的文章的原因。对父母的关爱和亲情，是人情之常，我认为只要不伤情悖理的人便可做到，但犯不着政府来教导民众该怎么做，政府不是我们的道德教师，更不能以此推卸应负之责。
我并不认为中国传统中没有好东西，但是我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和官方并不倡导那些真正的文化精髓，而是将糟粕拿来愚弄民众，因为这符合那些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利益最大化。以为自己穿了身所谓的唐装就代表了中国的传统，以为这正是传统的精华，殊不知现在做出来的所谓唐装，都是假古董、冒牌货，熟读沈从文《中国服饰史》和谢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的人会笑掉大牙。可以不客气地说，鼓吹文化民族主义的一拨人，其传统功夫大都值得怀疑。季羡林是个有成就的人，但说季羡林是国学大师，那是因为许多人已经不懂得大师为何物，只不过是对大师的冒渎。季羡林有一定成就，年岁高，在晚年又很听话，传媒的鼓噪和当轴的封赠都是必然的。
二：意识形态绑架
我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绑架，其实不是指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官方能输出什么有效的价值观，因为无论共产主义，还是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都只不过只对内愚民而已，不堪输出的，因为没有谁会相信这一套。高压下许多明白的中国人也不相信这一套，但他们没有办法，因此我认为不论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官方都无法用观念来影响世界。那么什么是当下中国能让世界看得一惊一乍的意识形态呢？在我看来无非是经济民族主义。恕我孤陋，此前我还没看到过经济民族主义的说法，我只好承认这是个杜撰。但这个杜撰可以说是个马上说得明白的概念：那就是用虚幻的GDP和满目疮痍的经济奇迹，来助长民族主义者的气焰，增加极权统治的合法性。
在当今中国，所谓的大国崛起，其实更多是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一种意淫。能举办奥运会，看上去是一种崛起，但这是所谓的“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的模式的具体化而已，并非什么创举，更不是什么国家崛起的结果。因为你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花巨资办一次乃至N次让世界瞠目的所谓盛会，那是因为人们无法监督你税款的正当用途。而国外许多人和一些中国人不明就里，认为这是真正的经济奇迹，这个时代是多么繁荣昌盛的时代，其实你只要睁着眼睛看中国的现实，你就会知道这花钱如流水造出来的虚假奇迹是怎么来的。许多人没有低保、医保、社保，老无所养，贫无所依，适龄而无所读，官方就是不肯花钱，或者花一点杯水车薪的钱搪塞民众而已。
花钱办各种没有新闻伦理和缺乏新闻底线的报纸和电视台，好包装自己的形象，完全用国内愚民那一套，欲与世界传媒竞争，好像能输入中国价值观，其实这也是拿纳税人的钱胡花的必然结果。可以不客气地说，如果中国的对外新闻，不在新闻上下功夫，不以事实为报道基准，那只不过肥了一些机构和个人，把纳税人的钱拿来打水漂的蠢举而已。我并不认中国有值得输出的价值观，因为凡是真正符合人性的现代意义上的价值观，其发源地均不在中国。而中国在这些符合人性、人道、人权的价值观上的吸纳，又做得如此之差。即使有再多的钱，在目前这种制度下，中国都不可能产生输出真实声音的传媒。如果像《环球时报》中文版对内愚弄民众、煽动民族主义——制造敌人且恶意排外——而《环球时报》英文版却报道一些中国的真实新闻如负面消息，实行里外不一的双重标准，以为如此便可以堵住外国的批评，让国内民众不知情，那真是太小看这个信息流通比任何时代都要快捷的时代了。那种里外通吃的愚民宣传，在一个互联网越来越主导信息和声音的时代，完全是一种自以为得计的谵妄。
在全球经危济之下，有很多外汇储币和高额财政收入的中国政府似乎成了一个香饽饽，但大家似乎都忘记他们这么多钱是怎么来的。那就是低工资、高税赋、大垄断所带来的，这许多利益不仅是税收无度，而且是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的结果。全球经济危机的恶果，在中国表面看上去不像世界上那些透明国家一般糟，其因有二：一是中国糟糕的一面永远不会或者少暴露出来，因为不可能透明；其次由于中国金融不开放，处于婴儿状态，尚没有生出那些西方金融壮汉所得的病，并不表明中国金融的强大，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事实上，中国的金融漏洞相当大，刺激经济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受益者全在国企，会诞生许多贪污腐败分子和低效率、低产出的项目，最后的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却让所有国民共同买单。中国的经济幻像，既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论者制造出来的海市蜃楼，但却有效地欺骗了不少的中国人。
由于官方的统治合法性在八九屠城后成了问题，所以发展经济，把经济弄得看上去繁荣，成了官方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但从去年以来的国进民退却彰显出官方想通过控制经济完全控制社会自由度的想法，而他们这些倒向计划经济的做法，却用国家经济安全加以巧妙地掩盖，以实现小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比如垄断的电信，不仅用国家利益来实现电信小集团利益最大化，而且成了官方监控民众日常通讯自由的利器。经济上的自肥和对民众自由度的控制，才是他们发展经济的主要目的。当然发展经济过程中，难免有些残羹冷炙渗漏出来，让民众分到，这就是他们唱响发展就是硬道理，把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化的一个根本原因。一些拿大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以为自己是救世主，胡说中国是大国崛起，现在可以对美国对欧洲说不了，其实这是经济泡沫在尚未完全破灭之前的自欺。
三：不停制造敌人
个体的人先于国家和民族而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无论是主权优于人权，还是人权优于主权，如果你承认并且真正实行主权在民的制度，那么主权和人权的一些内在紧张必然得以缓解。换言之，国家和民族都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之不受侵犯，才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当然作为共同利益的组合，要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但这贡献不是没有回报的，即这贡献是为了让人获得更为自由、安全、安稳的生活。无论如何，国家都只是为个人而存在的，民族只是利益、文化、制度选择上的共同体而已。
孙中山以民生、民权、民族相号召——其实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还不如梁启超更为接近普适价值的民主民族主义——这说明他虽然也有“迎头赶上”这种对西方爱恨交织的民族情绪，但他认为民主和民族还是可以兼融的。但如今的当局却有意在民族和民主这二者上制造紧张关系，愚弄民众，从而奴役民众。如果说孙中山师法俄国种下了二十世纪中国灾难的苦果——师从俄国，既有实用主义，也有民族主义因素在作祟——那么如今的当局则完全抛弃了他们高喊的“国父”所主张的理念，如果一个国家不是一群自由人的组合，而是由一群奴才或者准奴才组成，那么民族主义的内核就会由愚昧、排外等毒化性因素组成，这是一幅可怕的图景。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正生活在这种景象之中。
从《中国可以说不》到《超限战》，再到《中国不高兴》，除了商业利益的炒作勾当外，民族主义者和官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利用不明就里的民粹情绪，来达到制造假想敌的目的。四九年后官方一直把美国当作敌人来妖魔化，即便如今也没有结束。制造敌人是为了对内增强凝聚力，不停生产爱国愤青，使大家生活在假想敌之中而不对官方的高压统治造成实质性的威胁。本来是和平时期，但官方从四九年后开始，从来没有停止过制造国内外众多敌人以自肥的恶行，从而使其残酷统治一旦稍有动摇，便能及时得到一些人心修补而苟延残喘。苟延残喘的目的，就是为实现统治集团利益最大化，而不思在政治上实行宪政改良。但民族主义者的中国自大情结和官方的中国特色联合起来，以此封堵民众的民主自由诉求，这都是他们不停制造国内外敌人想达到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要团结起来抵抗日本，这是因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国土、山河及文化和做人的自由与尊严等方面，受到了侵害。我认为国家板荡、外敌凌侵的非常时期，民族主义自有其正当性。但不管怎样，民族主义由于带着许多利益、情感乃至情绪，自然必须时刻要有理性的度量，必须随时要有批判的眼光来对待。我不认为中国现在受到哪一个国家的威胁，更不认为会受到外国的入侵，那种随时杀气腾腾的备战和军费上的无度增加，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对国内民众维权的高压而已。制造国外的假想敌，其目的是为了以此训练军队而控制国内，继续实行极权统治，如此才符合官方和以及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者的实际利益。
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民族主义均有问题，我认为是人都有一定的归属感。如果非得选一种民族主义来自我实现的话，那么我是个民主民族主义者，民主和民族真的要实现合一而不紧张，唯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不是民主自由制度下所诞生的民族主义，往往为官方利用而成为压制个人权益的工具。我们必须从制度上来改变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官方联合起来，对个人利益采取如上三重绑架的状况，实现民主与民族的水乳交融，到时才会迎来一个崭新的中国。
2009年岁末至2010年岁首，2月下旬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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