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先蓉医生是我的一位忘年交，说来还真有点话长。 一 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暴政使我的家庭完全破产，一家陷于家徒四壁的穷困之中。1953年我初中毕业后，由于经济困难，只好去投考一个属一机部的两年制中专，学习工业统计，因为该校不但不交学费，还每月发给12万元旧人民币（合今人民币12元）的助学金。当时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消5元，还每周吃三次肉，我一个月只用两元钱买点洗涤类的卫生用品，其余的钱拿去接济我的父亲和姑姑。 我父亲37岁才得我这个“独子”，先前育有一女名韵华，我这位姐姐不满8岁便患了肺结核，那时还没有抗结核药，不治夭亡。母亲悲伤过度，在我两岁时便离开人世。父亲未再续弦。我的姑姑严植芬小时因罹患小儿麻痹症成为残疾人，终生未嫁，父亲将我“过继”在她名下，她像母亲一样将我带大。姑姑知书识礼，尤爱文学，由于她对我的熏陶，使我终于走上了文学之途。1950年我祖母去世，一家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 1953年1月29日我还未满16岁，便第一次离家外出去读那个中专（在金堂县），当时被称为“参加革命”。我还未成年，又一直在亲人温馨呵护下生活，对投奔这个所谓的革命阵营，非但没有好感，而且是充满了疑惧和惶惑。1948年国共内战时期，我从父亲那里就见过一本白皮封面大黑字的小册子，题为《铁幕下的悲哀》，揭露红区毛泽东暴政统治，其中各种血腥恐怖的事件，叫人不寒而栗。那时看了还只是恐惧，现在成了现实，谁知道在那个等待我的“革命阵营”是什么呢？不去吗，无法生存；那时也没有个人谋生之途，只有去吃“革命饭”。大概是出于惶恐和无奈，去前，父亲到成都青羊宫庙给我求了一签，卜问前程吉凶。谁知得到的是下下签：“虎入围场，弓矢齐张，纵能逃脱，难免惊惶”。 当时，父亲简直惊呆了，我看见他眼里闪动着泪花。为了减轻父亲心里的负担，我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说“信他这些鬼话干什么？全是无稽之谈”。我姑姑也附和着我说“读书人别信这些，孔子不语怪、乱、力、神，不必去当真”。话虽这么说，可是大家心里都笼罩上了阴影。当我离家那天，他们把我送到成都市北门梁家巷，分手时，父亲和姑姑都忍不住哭了。我一下子也无法自持，于是我们三人哭成了一团。这时，我想起了《铁幕下的悲哀》中折散家庭的惨剧，没想到“今朝都到眼前来”了。我边走边回头，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不禁想起了中学课本上朱自清的散文《背影》，生离死别的悲痛更是油然而生…… 二 当时，流行用语“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被宣传得震天响，和今天的“X个代表”、“N荣N耻”差不多。可是我自从入了这个“革命大家庭”，就从未体验到半点的“温暖”，只有冷酷、尔虞我诈，乃至你死我活的争斗。今天有人写回忆，说什么反右前，社会风气如何好，人与人如何“真诚”，我忍不住真想问问他们：你当时是被人“监督”，还是在“监督”别人？在所谓的“革命大家庭”里，冠冕堂皇的口号是“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实则是少数人监督大多数人，少数人追求进步，多数人落后挨整。这些少数人首先是党员，那是大哥大，绝对拥有监督别人的特权；其次是团员和家庭成分好的人，他们是监督者的笫二梯队。此外还有些人，出身又不好，但又想追求进步，只好充当外围成员。鄙人既不可能跻身一、二梯队，又不想去当外围成员，所以处境可想而知了。 那时只有星期天休息，每到周日晚，学生们便按班级或分小组召开生活检讨会。生活如何检讨？实在耐人寻味。所谓检讨生活就是找每个人这一周里的缺点、毛病，而每次需要检讨的都是我们这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落后分子。积极分子们为了显示自己追求进步，靠拢组织，专门在我们这些落后分子身上鸡蛋里挑骨头似的找毛病。有一次吃饭，因为胡豆（蚕豆）很老，壳很硬，我便将壳吐出来丢了，于是积极分子们便在生活检讨会上骂我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吃胡豆还吐壳，没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他们批判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反动官吏，说这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我实在受不了，便说“不就是吐丢了几个胡豆壳吗？什么就资产阶级、劳动人民了。莫非劳动人民吃谷子不去壳吗？”这一下不得了，他们说我“仇视劳动人民”，几个周开生活检讨会，都请我当“主席”。诸如此类的麻烦，接连不断。如果说话稍不注意，就是“原则性政治错误”（那时还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词）。而且我发现那些专门监督人的积极分子，考试常不及格，却专门注意别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他们凭这一手靠拢组织，不但照样毕业，还分配到好单位。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我远离家庭、亲人，在恐惧不安中找不到人可以倾诉，也得不到宽慰，真像在沙漠里，看见狼影憧憧。我好想离开这个“革命大家庭”，我好想家、好想亲人，甚至想得在夜里一个人偷偷地哭。但路都被堵死了，身不由已，只有任人摆布。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我少年的心已朦胧地意识到，这个制度是非人性的、反人性的。 三 好不容易盼到了毕业，虽然我其它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但唯有不考试的政治不及格，于是我被分配去川南小县隆昌碳黑厂（后更名隆昌气矿）工作，而那些成绩不好的积极分子们，却分配到成、渝、昆明等大城市大厂矿。 我的班主任老师刘祖贵，是个老教师。临行前，他把我叫去单独对我说：“严家伟，你聪明，成绩也好，就是政治上要多争取啊……”说到这里，他欲言又止，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中国的许多事，人人都心知肚明，就是不能说穿。 我们有十来个同学，分配到隆昌碳黑厂，有半数家庭出身不好，或政治表现落后，其中我算是政治上最落后的，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这些记进了我的档案，如影随形，陪我进了工厂。为此，厂里人事科没让我搞统计管理，而是分配我到机修车间“锻炼”。我在车间边作生产记录，边学习钳工，每天累得筋疲力尽，但人家还说我劳动态度消极。 1955年春，有一次搞安装抢修突击，连续加班，我累得实在无法支持了，就去医务所，试一试能否歇歇病假。先看到的是张主任，他一脸不耐烦，对几个要求请病假的人说“你们体温正常，我不能给你们开病假条，要不领导追究下来，我都要倒霉”。见此状，我便去另一间屋，接诊的是一个中年女医生，不但仪态端庄，面容慈祥，且说话和气。我当时一副孩子模样，怯生生地说“头痛、头昏、周身乏力……”，女医生问“你说话口音像是成都人吧？”我连忙说是。女医生说：“我也是成都人，老家就在西门长顺街，你呢？”我说“我家在西门抚琴台街”。女医生笑着说“哎哟，隔得好近，街坊邻居啊！”她感叹：“离开成都20多年了，好想回去看看，就是没时间。”那时，过春节也只放3天假，交通又不便。我说“我也成天想家呀！”于是她又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甚至笑着问我结婚没有，我说：“我才17岁呢，哪有资格？”她笑着说：“明年就够资格了。” 我们越说越投机，她小声问我：“是不是累倒了，想请一天假？”我红着脸点头默认。她抿嘴一笑说：“我看你也没什么大病，就是身体显得单弱点，斯斯文文像个女孩样”，边说就给我开了一张诊断证明书，上面写着：上呼吸道感染。查T.38度。下面署上医生的名字“熊先蓉”。就这么一天病假，让我这个快被压垮的人缓过一口气来。从此，熊先蓉便永远占据了我心田中的一个位置。 以后我们上下班相遇，总要互相点头打个招呼，我开始很有礼貌地叫她“熊阿姨”，她连忙悄悄对我说“别这样喊，人家听见又是什么资产阶级了”。那年代就这么可笑又可怕，于是我只好叫“熊医生”。之后，我们接触不断增多。她的丈夫姓刘，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军官，1949年共产党占领隆昌后，第一个被杀害的就是她的丈夫。那时熊医生才32岁，但已育有4个女儿，一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她身上。幸好熊医生早年毕业于成都医士学校，而那时医务人员奇缺，因此她才有了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机会。否则，一个“反革命家属”只能去讨饭。她含辛茹苦地带着4个女儿，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我几乎没看见她穿过新衣服。听她讲她与丈夫也是包办婚姻。凭她的才貌，她完全可以另成新家，但为了女儿们，她没有。中国的女性就这样富于奉献和牺牲精神，矢志不回头。 四 1955年秋，老毛借整肃胡风在全国掀起了“肃反”恶浪，隆昌碳黑厂也不例外。它当时是一个有近千名职工的中型国营企业，属化工部，对外称304厂。肃反中，厂里将一些所谓有重大嫌疑的人关起来隔离审查，如同囚犯；还将另外六七十个“可能有问题”或表现不好的人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美其名为“职工学习队”，进行学习，集中住宿，星期天才准回家。这一次，熊医生和我都被“圈”进队里来了，熊医生看见我，有点吃惊，悄悄问我：“你还是个娃娃，关肃反运动啥事啊，怎么也弄到这来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领导确实“慧眼识人”，肯定认为我虽还未满18岁，但思想反动，已属“反革命分子”的接班人了。党真是英明伟大，伟大英明！ 在这长达三四个月的“集中学习”中，我有机会和熊医生朝夕相处，进一步成为“忘年之交”的好友。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这也算是不可多得的好时光了。 我和熊医生分在一个小组，一组约八九个人。说实话，当时的运动还没有像反右、文革那么野蛮，何况我们这批人只是被怀疑，让他们不放心而已，并没有什么“反动”凭据，所以只是学习报纸、文件，动员你向组织“交心”。比如熊医生就一再被追问，他已死了的丈夫还和哪些人有过来往，企图从中挖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对我则更离奇，说：“你父亲1935年前后是国民党伪24军旅部电务处长，当时正是红军万里长征经过四川，他有哪些阻挠红军长征的行为，向组织上说清楚对你有好处。”我听了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说：“请你们看看我的档案，我1937年出生，1935年我不但未到这个世上来，甚至娘的肚子里都还没有我，我怎么知道父亲干了什么？”他们就是这样异想天开，胡搅蛮缠，弄得你啼笑皆非。 后来，他们懒心无肠了，就把我们“圈”在那里学习讨论，流于形式。小组讨论，实则是三三两两自由结合去闲聊。于是我有了更多时间和熊医生在一起闲谈。我们各述自己的家庭、往事、心酸的遭遇，彼此非常信任，无话不谈。每逢星期日，我都去她家，一玩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她4个读书的女儿也在家，我们一起看书、讲故事、唱歌……简直就像一家人一样。熊医生年轻时，不但在校学医成绩优秀，还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成都一次学生演出的文艺晚会上，熊医生以一出神话歌剧《葡萄仙子》的主题歌倾倒了全场观众。台下一位姓刘的年轻军官更是对熊医生心仪不已。于是他通过一位有身份的人物作媒，一年后便把刚刚毕业的熊医生娶作了夫人。随着熊医生讲述的故事，我们一起轻轻地唱起了《葡萄仙子》的主题曲： 云儿飘，星儿摇摇， 海，早息了风潮。 声儿静，夜儿悄悄， 爱奏乐的虫 爱唱歌的鸟 爱说话的人 都一齐睡着了。 待我细细地观瞧， 趁此夜深人静时， 撒下些快乐的材料…… 一曲终了，我们都沉浸在诗情画意的享受里。小时候，我姑姑也教过我唱这支歌。现在由熊医生来领着我们唱时，恍惚中我似乎分不清她是熊医生还是我日夜思念的姑姑，她是我的同事、朋友，还是我的长辈、亲人？似乎两者都是。自从为生活所迫离家出走，进入了“革命大家庭”，受到的全是白眼、冷遇、歧视，只有在熊医生这里，才又一次体验到了人性的善良，家的温情。 五 可惜好景不常。1956年隆昌碳黑厂划归石油部，不久我被调去叙永高木顶石油勘探队。领导对我说：“这回你去搞你的专业了，不要再牢骚怪话了。”但我却真不想走，不是舍不得那个碳黑厂，而是舍不得离开像亲人一样的熊医生。临别前，她专门请我去她家吃饭。饭后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我总是舍不得走。最后熊医生送给我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穿着白大褂挂着听诊器的工作照，另一张则是她当年演《葡萄仙子》时照的，照片都有些发黄了。照片背后是她当年题写的一首小诗：绮罗阵阵怯春寒，斜凭朱栏翠袖单，愿把愁心付柳絮，随风吹去解侬欢。 那是一个天真小姑娘的梦，后来她也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可是却被一群魔鬼蛮不讲理地给毁了。但她没有倒下去，以一个母亲的勇气承担了一切苦难，撑起了4个孩子头上已经塌下来了的“天”。这就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母亲。 那两张照片，我一直像宝贝一样地珍藏着，可惜在1957年我被捕时，都落入了那些“大盖帽”的手里。 六 1975年我还是个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就业员”，来往信件都要被检查。我利用一个外出的机会，偷偷地给熊医生寄去一信，请她收到后回信寄到我妻子农村的家里，这样我就逃避开了检查。可是信寄出后如石沉海，我非常失望。直到1979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妻子家里，村邮递员把一封信送到家来，一看是从成都寄来的，从那笔迹上就认出了是熊医生。真是“先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啊！ 1980年元旦，我利用假日专程到成都见到了阔别20多年的她，她已是满头银丝，不过精神还不错。原来在文革中她被斗得死去活来，差一点被整死。后来一位好心的医生同事救了她，故意将她“误诊”为“胰腺癌”。于是她的大女儿刘朝浚（成都话剧团演员）便借故将母亲接到成都就医，才终于逃过了这一劫。我那封信寄去时，她已离开了隆昌，是一位好心人帮她收下来保管着，3年多后才辗转托人交到她手中，她立即就回了我的信。 这次重逢，大家都禁不住泫然泪下，忆及往事，真是不堪回首。问及过去在一起的许多旧友故人，都已被永远掩埋在历史的“沙尘暴”里了，给人留下了恍如隔世的感觉。 1988年熊医生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成都。她是我在所谓的“革命大家庭”里难得遇到的一个好心人，一个看似平凡，但却是十分善良而可敬的人。她就像在浩瀚的沙漠里，一块生意盎然的绿洲。 2009年9月12日完稿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1期（2010年3月11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biweekly.hrichina.org/home/article/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