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天之内发生了四起震惊全国的屠童案，发案之密集，手段之残忍，祸及人数之多，引致社会的关注，乃至民众的恐惧，都是空前的。2004年曾爆发一次屠童案，教育部、公安部当时也像如今一样，发文强令要求加强校园周边安全建设，排查诸种隐患，但时过境迁，一切便置诸脑后，恢复旧观。这是什么原因呢？好了伤疤忘了痛是无法解释的。在我看来，原因有二：一是没有良好的制度加以维系，二是社会的大环境没有良性改善，必然导致以前的悲剧在社会上重复发生。今天教育部和公安部要求所有学校必须配备保安，也许能缓解一时之急，但长远来说，必然无效。

为什么这些看上去有效的措施，必然无效呢？官方这几年的变态维稳经费节节攀升，其实这是一种自我摧毁的过程。为何会用这些一看就不着调的变态维稳方式，来加强对这社会的管制呢？那是因为官方不想进行制度上的社会改良，而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强力弹压，以便形成一种普遍恐惧，让民众不再出声反抗。但事实上，要让民众不出声不反抗，在公民意识日益高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今天，是根本办不到的。办不到而又要办，自然要采取一系列不靠谱的、甚至非常血腥和残酷的办法来做，他们想用这样的方法将民众对高压的恐惧内化成一种下意识的日常行为。果然，这在一部分的民众那里尚属有效。既然不能反抗你有组织有资源有武力的高压，于是他们就选择未成年人下手，这便是屠童案中无差别杀人、专门欺负弱者的人的心理。这种让整个社会来买单，让无辜儿童来受难的伤害方式，能够制造反抗的放大效应，吸引眼球，导致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恐慌，可以视作懦夫和恐怖分子的混合体。

屠童案的不可预测性，远胜于那些大型的群体事件，更不用说维权人士和异见人士按部就班的抗争了。正因为如此，屠童案非常符合社会学者孙立平所说的中国社会正走向溃败的特征。一方面是贪腐公行，权力肆无忌惮，许多人切齿痛恨且不满，但另一方面许多人羡慕贪污腐化的机会和不受约束的权力，对那些一望而知的不齿行为，心生“彼可取而代之”的艳羡；一方面痛恨强权的刁难，另一方面自己有丝毫之权力必欲耀武扬威以凌人。众所周知，制度不良、公权力不受约束，高压强权令人窒息。但最令人丧失耐心的，便是普遍的社会歧视和对权力爱恨交织的复杂态度。制度如此不良、社会如此不靖、人心如此隳败、贫富如此悬殊、社会保障系统如此落后，自然会让一些底层人，铤而走险，泄愤到更弱的人身上。正是因为这种无差别杀人，使得原本就没有正义和原则可言的社会，变得更加没有章法可言。没有正义和原则可言的社会，自然是一个走向溃败的社会。

今天官方还在洋洋得意自己在维稳方面如何成效卓著，当防不胜防的校园血案层出不穷的时候，这种自命不凡随时都会被突发事件煽耳光。当前这种拿钱堆出来的、增加维稳人员甚至近乎特务统治的维稳模式，其维稳效率和作用远被参与维稳的人员和机构夸大，以便使这种维稳常态化乃至制度化，从中捞取更多的好处。维稳人员和机构的自利化倾向，使他们习惯于向上隐瞒实情，向下高压使民众消音，并把自己控制的能力向上峰夸大，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此维稳，使高层官员还沉浸在喜孜孜的维稳自欺中而不自知。毫无章法的屠童案事件，完全打破了那些以为天下不稳定因素皆入吾彀的颟顸心态，成为引致新的不安稳因素的诱因。一个社会像煮沸的高压锅，没有透气阀，那这个社会的危险性无疑是很大的，而这样的危险性使得许多弱势者的反抗，不按牌理出牌。不按牌理出牌，使得自以为天衣无缝的维稳预案变成纸上谈兵。

屠童案发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没有社会公正，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良好的理性预期，焦虑失望情绪蔓延，必然以命相搏，所谓血酬定律便是如此。中国人的生活压力本来就很大，加上制度的弊端，使得不少人丧失了对未来的期望，完全没有什么梦想和理想可言，苟活于当下。当苟活于当下而不得的时候，就会因偶发因素而迁怒比自己更弱的群体，从而完成向下的凌侵，而不是向上的反抗。屠童案在中国社会的频发，这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病态社会的病灶在此一点上着力爆发所致。我认为不进行政治改革，不改变现在这种本身就是暴力和仇恨温床的制度，要想真正预防和制止类似屠童案的发生，那完全是异想天开。不让底层人和“失败者”从制度上和现实中切实感受社会对他们的关怀，让他们体会到人活在世上的尊严与希望，那么这种“无厘头”的屠童案就不会有消歇的一天，哪怕你有再多的警察、保安把学校围得水泄不通。

 
2010年5月5日至6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