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定于本月出版《李鹏六四日记》，出版之前，该书内容已经全文上网，大概是出版者有意而为，期待李鹏本人表态，留给他证实书稿真伪的最后时间。

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之时，就传出李鹏欲出版有关“六四”事件的日记，取书名为《关键时刻》。据传：当时已经退休的李鹏，将书稿提供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审议；没有得到回应，李又一一打电话给当朝的那些政治局委员们；最后，得到胡锦涛当局答覆：不同意该书公开出版。

事隔6年之后，《李鹏六四日记》终于出版，却是在香港。不管李鹏本人是否授权，该书公开出版，符合李鹏心愿。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一贯打压言论自由的李鹏，最后，连他自己也丧失了言论自由。好在还有个“一国两制”的香港，得以帮助他实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更具反讽意义的是，李鹏日记的出版人，是鲍朴，鲍彤的儿子。鲍彤，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李鹏的死对头。鲍家帮助李鹏出书，让他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历史的见证，也间接体现了鲍家父子所坚信的民主价值：让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 ，哪怕那个人，是你的敌人。

凡了解“六四”历史和中共动态的人，都能体认，该书确为李鹏本人所撰。作者与书稿的真实性，几乎毋庸置疑；但书中记载的“历史”，却未必真实。比如，参与 “六四”屠城的重要帮凶之一，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其名字，竟在李鹏书中只字未提，仅在少数几处，以“北京市长”一带而过。原因无非是，陈于1995年在权争中失势，被江泽民以“贪污罪”下狱。李鹏不便在书中再提到这个名字。

不一而举。由此可见，声称要写出“事实”、“作为最重要历史见证”的李鹏，并没有完整的写出事实，选择性的记录，有所暴露，也有所隐瞒。通读该书，可以发现，李鹏着意书写的，乃是有利于他自己形象的部份，而遮掩了不利于他形象的部份。

这个“形象”的有利与不利，也只是就中共党内而言。实际上，李鹏日记，再次坐实了他留给世人的固有形象：强硬派，极左，仇视民主，誓死捍卫“党的利益”，是策 划和实施“六四”屠杀的主要元凶。

关于《李鹏六四日记》，港台媒体的评论，大多是，李鹏企图推卸责任，洗脱污名， “把屠城责任都推到邓小平一人头上”。但，通读全书，看不出李鹏有任何推卸和洗脱的意思，反倒是，描写自己如何强硬，如何不对请愿学生让步，自始至终坚持镇压，甚至，从一开始，就抱定不惜“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捍卫一党专制的决心。行文中的“理直气壮”和“义正词严”，活脱脱就是一个花岗岩脑袋的写照，毫无反省，毫无悔意。

至于邓小平部份，李鹏的书写，不过就是印证外界熟知的事实：邓小平提出戒严和拍 板镇压。这与当时邓“太上皇”的角色完全吻合。

邓小平和李鹏，一个在后台，一个在前台，配合默契，形同父子，最后，都成为遗臭万年的“六四”屠夫。日记中，李鹏毫不掩饰自己扮演的角色，固然出自他以为理所当然而顽固不化的封建专制意识，但非要公开出版不可，目的何在？李鹏要表白于世的，究竟是什么？

在这部长达近15万字的日记里，李鹏详细罗列了他发布戒严令、邓调动军队后，各省、市、部负责人的表态，多数“拥护”（少数犹豫），包括当时在地方任职的江泽民、胡锦涛和在“ 中办”工作的温家宝等，均属“拥护”之列。原来，李鹏藉此日记，警告后来的当政者：谁也别想为“六四”翻案，谁也别想提“平反”。你们当初都支持镇压，你们和我，都在同一条船上，休想把“六四”屠城的责任扣到我一人头上，谁想清算我，你们也跑不掉。

在该书“前言”和“后记”中，李鹏再三提醒：“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告诫：“党的团结”，尤其是“领导集体的团结”，至关重要。这流露，党内外“平反六四 ”呼声的经久不息，让李鹏倍感焦虑。正是出于这种焦虑感，迫使李鹏整理出长篇日记，并急于公开发表。

李鹏日记中，始终把呼唤民主的学潮称为“动乱”，并动辄把民主运动比喻为“文革 ”动乱。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发生在、也仅仅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并由中共头目毛泽东一手制造。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尤其有哪个民主国家，发生过类似中共文革般的闹剧？倒回去说，如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已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又岂能恣意妄为？浩劫又岂会持续十年？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民主运动，包括中国八九民运，何曾以破坏该国文化、文物、古迹的“文革”似疯狂登场？何曾以大规模暴力、迫害和残杀的“文革”般血腥呈现？李鹏疯人呓语，对民主运动扭曲定性，怎能不误国害民？

李鹏日记，竭尽对赵紫阳的诋毁，仇恨情绪，弥漫字里行间。但却从反面突出了赵的伟岸形象。李鹏透露：赵自始至终坚持与学生和市民对话，要求通过缓和方式化解官民分歧，进而提出“民主化”和“透明化”的前瞻性主张。有人指赵的儿子“官倒” ，赵主动要求中央调查。期间，赵还提出“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这显然触动了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尤其那些养尊处优的“老人帮”，如邓小平等。赵的表现，在恶人当道的中共高层，难能可贵。

李鹏日记，把自己塑造成挽救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但，历史必将记载，对中华民族而言，那一年，在逆流滚滚的中南海，真正的中流砥柱，乃是赵紫阳。

李鹏强调“党的团结”，但在日记中，还是泄露出，当年，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歧：不仅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人大常委会中，相当多的负责人，也都不赞成镇压学生；官方新闻界，更多的，是不同声音。以至于，共军屠城后，李鹏哀叹：“广播和电视台在这关键时刻，都没有坚决站到党和政府这一边。”又写道：“今天中央电视台两位播音员一反常态，有意身着黑色服装，不知他们为谁吊丧。”李鹏还记录：“ 在平暴之后，中国新闻媒介却鸦雀无声。作为中国政府主要通讯机构的新华通讯社，在平暴后的三天内，没有发布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李鹏六四日记》，晚年李鹏的自白书，再一次，铁板钉钉地，将其“六四”屠夫的 定位，载入史册；为其走向地狱，铺下最后一块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