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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发展就是硬道理”，曾是邓小平传承给中共领导人借经济增长维护制度合法性的武林秘籍，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将其视为最高圣旨心领神会，似乎中国一天没有牺牲环境、资源与正义的经济发展，就一天无法证明其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今日的“经济成就”，无不是由这个道理支撑的。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所谓中国特色的“北京模式”，从其政治特性来看，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推行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独立工会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间社会对治的；只接纳资本扩张全球化，不接纳普世价值全球化的发展道路。正是这样的“北京发展模式”，如今导致了公权与资本合谋的贪婪性掠夺而没有任何社会力量的制约与对治，成就了今天这样一种权力压制权利的畸形时代。
从本质上来看，所谓“北京模式”的经济高增长，主要借助两个途径：一是无节制地开发、消耗资源；二是廉价盘剥、使用劳动力。然而，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同步发展的中国经济增长，导致环境与资源的破坏与枯竭已亮出红灯；当下，又伴随着罢工运动的迭起，廉价盘剥、使用低价劳动力时代业已即将结束。
环境资源已亮出红灯
目前，中国“发展就是硬道理”推动的经济高增长所造成的环境能源危机，日呈复合型、压缩型、结构型且又恶性循环的特征。今天，官方虽提出“科学发展观”，但仍未改变杀鸡取蛋的经济高增长势头。发达国家在上百年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环境问题，在我国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进行掠夺式开发，就导致危机连连爆发。近20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谓突飞猛进。此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耗尽了国内的资源。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80％。
如此“发展就是硬道理”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已达触目惊心的地步。生态破坏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场退化、森林资源危机、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根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透露的数字，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04年则达到了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0年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了20亿吨，年均增长率约为4%，今年来则更为严重。而另有资料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根据世界银行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所做的预计，2020年中国仅燃煤污染一项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高达3900亿美元，占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3％。
哲学家萨特“匮乏理论”认为，供给人类生存的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在任何情况下，斗争都是根源于匮乏，无论这种匮乏是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其实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来自自然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与人类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的天然本性之间的矛盾。当一部分人过度使用环境的时候，其他人使用同类环境资源的利益就受到了挤压或损害，环境、资源问题也就激化了，因而这也是个价值观意义上的是否公平问题和制度上的是否民主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资源与环境问题同样也是个政治问题。
然而，后文革时代官方要摆脱对其执政合法性的法理追问，特别是在“6、4”之后，不惜用经济压倒政治，用“发展就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将“满足需要而不满足贪婪”的规则，改写成：“满足少数人的贪婪，而不满足多数人的需求”。政府主导型经济，则完全背离了市场优化整合资源的自然方向，已经演变成典型的权贵利益集团双向掠夺经济：一方面是掠夺自然资源，大量圈地、采矿、捕捞；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百姓利益，特别是劳工利益的挤压、盘剥、掠夺。
资源、环境涉及人口、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人类活动过量使用资源，破坏环境，必遭生态报复。因此，发展必须有节制，这才是一条恒古不变的“硬道理”。经济活动只有既遵循经济规律，又遵循生态规律，才能可持续发展。环境资源和所有公共物品一样，通常有三种治理方案：其一，通过产权明晰让所有资源都有明确的主人，这就是个制度问题；其二，通过权力责任与制衡，来杜绝对公有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消耗，这也是个制度问题；其三，通过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来实现对公共物品的自主治理，这还是个制度问题。因而，中国目前所爆发的资源、环境危机，说到底就是个制度问题。
然而，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基础性的产权制度至今未能明晰，不论是环境资源，还是国有资产，都因产权所有者的实际缺位，而陷入贪婪使用与难以遏制的流失。在许多地方，正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为了无法监督，难以根除的污染大户。与此同时，由于公权力不民主，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常常为市场力量所收买，或是畸形的政绩激励着GDP主义兴盛。更有甚者，政府自己渎职失守，还打压、限制民间环保力量的自治空间，使民间的环保努力，难以发挥作用。
廉价盘剥、使用劳动力时代即将结束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企业在国家税收重负下获得丰厚利润，不过是向社会转嫁了大量的成本。这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在GDP中份额日趋降低，而政府及企业收入份额节节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相关研究表明，中国过去11年间的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从17.28%下降到12.16%，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减少了将近1/3。以珠三角为例，我们的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17%，但是工资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6.67%。中国家庭拥有的人均财富大约为人均GDP的1.7倍，远低于美国的4倍和澳大利亚的3.7倍，也不如印度的2.4倍。日前，国税总局的官员透露，今年财政收入可望达到 8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财政收入国，仅次于美国。其实，中国的财政收入早在 2006年已超越日本，雄霸世界第二。去年，美、中、日三国的财政收入分别为 3.77万亿美元、 6.3万亿元人民币、 32.8万亿日元。今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最快，这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税赋加重。今天，政府虽坐拥巨款，但教育、医疗、扶贫等公共开支严重不足，弱势群体生活艰难。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极不正常。
当下，中国向社会转移成本，从而获得利润的方式极大地鼓励了企业和政府的盲目投资，成为高投资、高增长循环得以维持的一种中国模式赖以维系的条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以这种极端扭曲，更根本的制度性原因还在于：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极不对等。政府为了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为谋“发展”，从“消灭资本家”的一个极端，滑向媚资傍大款的另一个极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工群体权益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高速发展。如今，我们所谓的“工人领导阶级”，正在承受着“改革”转嫁给他们的经济风险，大批工人失业、下岗，无产者沦为无饭者。这才导致了眼下中国大陆恶性公共事件频生，从校园血案到富士康员工连跳，特别是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工人群体揭竿而起的局面。今年5月份以来，广东、北京、上海、江苏、重庆、山东、山西、甘肃、河南、湖北等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罢工潮。工人们纷纷要求增加工资及建立独立工会，维护工人合法权益。这便是最近《人民日报》专此开设了“收入分配改革”专栏，连续推出4篇“社会财富怎么分”系列报道，围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紧迫性、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提高工人工资等问题进行探讨的背景因素，这反映了来自官方最高层对社会两极分化与工潮迅猛发展的高度担忧；同时也标志着“北京发展模式”的廉价盘剥、使用劳动力时代即将结束。
发展方式转变的宪政视角
当下，官方高层正在大谈“发展方式转变”，然而如何转变？目前中南海还给不出制度性的药方。其实无论是资源环境问题，还是廉价盘剥劳动力问题，乃至社会不公、贫富悬殊问题，都可以在制度原理中找到答案。“北京发展模式”的根本死结，就是权力对权利的压制。
社会管理的内在冲突，就是权力与权利的博弈。然而，在“北京发展模式”中权力与权利严重失衡，导致两者的博弈无法正常进行，政府越是要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越要追求经济增长中的低成本，权力对权利的压制就越被合理化。中国改革开放至今，政府为了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已经将权利的空间压缩到极限，以至于民间维权步履艰难，屡遭打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官方30多年“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借“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低成本经济增长，来强化其执政地位与集团利益。如今，“北京模式”的经济发展越快，官员越腐败，两极分化越大，社会越不公，群体事件、罢工浪潮越频发。这种 “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低成本经济高增长模式，已走向了它的反面——一条长期靠透资国力，断子孙饭的，以生态的大破坏、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来维持的粗放型、掠夺性经济增长模式。
人类政治斗争史证明，单个的、分散的公民根本无力直接面对资本贪婪与利益集团强势，更不可能与政府权力相抗衡。只有当社会能有介于公民与国家之间，公民自愿参加，并以自治为基础的权利共同体与活动领域，形成与政府权力对治，才能实现“有限政府、充分人权”的宪政目标。从宪政角度分析，对政治国家而言，只有公民社会的成长，才能构成了对政府权力的重要制衡力量，即我在《宪政视角中的公民社会》一文中称的“权利与权力的对治”。为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利益，工人要有自己的工会对治资本贪婪，公民必须结成自己的志愿组织，才能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由此以来，形成公民社会，才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层面上，形成对资本贪婪与公权强势的反制。公民社会的真正要义就在于，倡导社会公民的权利意识，将公民权利提升到与政府权力平等制衡的地位。由此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现代化民主转型的途径不是单向的，而是两翼的：一是通过国家权力的分立和地方自治，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从寻求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平衡的角度，确立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对治。
行文至此，“北京发展模式”何去何从就已经有了答案：中国的发展模式转变，实质上应该是制度层面的宪政意义转变；而权力压制权利时代还能维系多久？则取决于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全体民众维权意识觉醒的程度，以及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时代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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