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新闻媒体领域，有一个令人瞩目的时政评论作者群体，他们年龄大多在三四十岁，年富力强，思维活跃，用平实易懂的文字针砭时弊，把自由的精神一点一滴地带到公共生活中。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长平先生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2008年他发表的《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了激烈论战，促使人们更加反省日常政治宣传中的民族主义。在近期举行的“中欧社会论坛”上，本台记者采访了长平先生。

RFI：长平你好，在这次的中欧社会论坛上，你发言表示，中国的新闻自由必须更加明确化、精细化，必须把新闻自由分成若干个层次来看待。你能不能为听众朋友们简单谈一下这个问题？

长平：我认为，中国的管制和反对管制都有粗鄙化的倾向。所谓管制，通常只是告诉你“什么不准、什么可以”，没有更多道理可讲，这就会导致人们的反抗也更加粗鄙化，大家只是想突破禁令，看看什么可以做，而“可以”之后，更进一步，我们怎么去做？哪些可以做得多一点、哪些可以做得少一点？我们通常没有一个精细的思考。

就言论自由而言，它其实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说明一切的――要么自由、要么不自由。按照西方学者的分类，“言论自由”通常会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保证自由的意见市场，让真理显现出来；二是民主政治的需要，即用舆论来监督公权力；三是个人自我表达的自由。在西方，最重要、最自由的是民主政治的需要，这也是最难被剥夺的自由。但是在中国，这一方面是最容易被剥夺的，甚至在某些具体时候完全没有。

同时，由于没能细分出个人表达的自由，比如一些先锋艺术或者色情言论，大家会不假思索地一竿子打尽。只有通过细分，通过具体的讨论，大家才能明白言论自由包含的内容和层次，以及“这一次被禁止的是什么样的自由”，它可不可以讨论，或者可不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延展？而如果要么“是”、要么“否”，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经常我们谈到自由，就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这就推到了一个极端的状况，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极端状况中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中间地带进行一个细化的思考。

RFI：你曾经用一种很坦诚的语气说过，当你自己的文章受到攻击时，你本人受到压力时，也会觉得害怕，那么是什么原因支撑你在媒体这条路上走下去？

长平：我认为，在专制制度之下，绝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会处于恐惧之中。那么我愿意把我的恐惧、我的胆怯说出来，和很多人分享。

有时候我写了一些文章，大家好像觉得很勇敢。实际上我想告诉大家，我也是一个很害怕的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我并不希望大家都要有保证之后，我们才行动，比如明天、明年，或者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如果）我们有希望，那么我们今天就行动。但是有时候，我们暂时看不到希望，眼前一片黑暗，未来也很渺茫，这时候我们非常绝望，是不是应该放弃？而我经常鼓励自己，在绝望中也要寻找希望，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内心的理想驱动去做事情，这是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确实很害怕，但是我会告诉自己这时候更需要行动。

RFI：很多人都提到，今天中国新闻不自由的现状，一方面是由于官方的审查，另一方面是自我的审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审查比官方审查更有效。那么你认为要突破这种现状，关键在什么地方？

长平：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个人审查是官方审查的一部分。如果只有官方审查，这种审查是不可能完成的。官方通过某种体系，让你可以进行自我审查，达到管制的目的。

而要突破这种审查，我倒不主张大家都去飞蛾扑火，一下子撞死，但是我们不要放弃，要去试探。在这种时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空间界限在哪里，除非我们去试探。一点一点地扩展，这个空间就会越变越大。可能到了某个时候，它就会突然打开更大的一条缝，然后是一扇门，看到了更多的光亮。

RFI：但是，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突破限制，扩展媒体的空间；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又必须时时刻刻自我反省。由于中国社会某些领域缺乏比较有效的自律机制，大众媒体就作为评判者的形象出现，导致了关于“媒体专制”的批评。你觉得中国的大众媒体应该在专业问题上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它的界限在哪里？

长平：我认为媒体在专业问题上应该有更精细化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在一个粗鄙化的管理体制中，让自己也变成一个粗鄙化的对象，那是一种自甘堕落――即使你是反叛的姿态。

就媒体自律而言，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能说，突破了管制――比如官方说不要报道自杀事件，我们勇敢地突破了，我们要报道――就OK了，但是事实上，怎样报道自杀事件需要有更专业的态度：怎样采访才能不伤害自杀者的家属，怎样用照片才能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同时又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些需要有专业化的知识和态度。

再比如法制报道，怎样做到不干预司法，或者不形成“媒体审判”？这需要细分：在哪种情况下，记者应当毫不犹豫地去报道正在审理的案件？哪种情况下不应该掺和？我过去作为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很具体的标准。比如说，法官受贿，那就不存在干预司法的问题，因为他本身就是在犯法。或者程序性的规定法官没有遵守，比如必须经过审判才能确定一个人有罪。如果它没有经过审判就把一个人称为“犯罪分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媒体是可以介入讨论、进行监督的。

但是另外一些情况，比如纯粹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记者和法官持不同的态度，这样可能就需要谨慎了，应当尊重法官的专业工作。

RFI：围绕富士康的自杀事件，出现一种比较反常的现象：很多人这一次反而支持政府对新闻的管制，理由是新闻的报道会导致更严重的消极的社会后果。那么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新闻没有是否应该出于职业伦理，对自身进行某些限制？

长平：这个案例的报道，的确涉及到媒体伦理的问题。媒体应该持自省的态度。在某些报道上，我觉得可能有不太恰当的表述，给读者造成一种“期待事件发生”的感觉。另外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自杀的报道上，是不是会产生“维特效应”――自杀报道会鼓励更多的人效仿？媒体应该谨慎。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媒体报道的功效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它可能还有另外的效果，比如说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及对死者家属的安慰。如果发生了这么悲惨的事情，而从媒体反映出来的这个社会视而不见、歌舞升平，那么是一种不尊敬。

另外在中国情境下，有些案件得到媒体的关注，可能会促使相关事情得到政府的重视，这也是种舆论监督。甚至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报道得好，它可能会对想要自杀的人产生劝诫作用，因为这并没有解决当事人想要解决的问题，反而通过自杀给家人带来了悲痛。这样的话可能就起到劝诫作用。媒体应当综合考虑，最后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