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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树林，一名普通郑州市民。经常到外地出差的他最近再也不敢出差了。他说，自己被公安局盯上了，不知啥时候就会被抓走，“只要我使用身份证登记，就会有民警来找我。”为向记者证明，老袁在一家宾馆当场 “试验”，结果，登记身份证号码不到10分钟民警果然出现了。派出所民警说：“身份证信息显示，他被列为高危上访人员。”但民警查实后发现，老袁从未上访过，也无前科。
读了这则新闻，我对人民警察工作中的高效率深表钦佩，老袁的一个小小试验，民警能在短短不到十分钟内赶到“现场”，其出警速度即便与对出警时间有严格规定的110相比也不遑多让。但问题是，110出警是因为有人对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不法行为报了案，而这次民警快速出击，却仅仅是为了身份证信息上显示的一个“高危上访人员”标示。
何谓“高危上访人员”？网络时代，新词倍出，但谷歌、百度之后仍是不得其解，只能从字面上加以理解: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上访者。但这些上访人员“高危”在什么地方呢？伤害过他人？策划过恐怖袭击？散布过非法言论？倘若如此，警方早就该将其控制，为何还让他们背着一个“高危”的符号自由行走？
由于从未上访过，老袁的被抓证明纯属误会，但假如老袁恰恰有过上访经历呢，他又自证清白？而且，公民的信访权是得到《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之一种，这本来就是清清白白的事情，他又何必要因为上访向警方自证清白？
很显然，所谓“高危上访人员”标示的发明，属于在地方上正流行的“拦访行为”的高科技化、网络化变形。每年，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要，都要为阻拦部分老上访户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但如此把“高危人员”一上网，借助遍布全国的警方力量，即便警方不亲自参与阻拦，而只是采取留置措施，继而通知地方政府领人，也仍大有事半功倍之效。
关于“拦访”的是非，暂不去议它，我更关注的是，“高危上访人员”这类标示是怎么进入身份证信息查询系统而与普通公民身份信息捆绑在一起的？这种标示是非法还是合法？有无严格程序？如果属于非法，漏洞出在何处？是否其他公民也会遭遇类似侵害？如果属于合法，那么一串身份证号码到底应该承载多少公民信息？如果连上访记录这类信息都被纳入身份证信息系统进行管理，那么被涉及的公民在日后的求学、求职中是否因此而受到歧视呢？
受袁树林遭遇的启发，我现在非常好奇，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后面被负载了多少信息，是不是会像以前的人事档案那样，从中学到大学到上班工作，一切考评奖惩无所不包。
前几天，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一个名为《走向社会重建之路》的报告，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新思路。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正在出现“一种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在社会生活领域，以权代法、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象“清晰可见”。“在某些地区，权力的任性、霸道和恣意妄为显露得越来越明显。”报告认为，一些强化权力的过程甚至是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推进和展开的。课题组认为，所有这些国情“背后的思路和逻辑” 是，“权力要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
“高危上访人员”标示在身份证信息管理中的亮相，正是权力要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但正如报告所指出，我国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重建包办一切的“总体性权力”不是出路。“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面对层出不穷、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总体性权力不仅应接不暇，而且因其粗线条、简单化等缺陷，反而可能成为社会失序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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