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圣雄甘地还是在大学时代观看其同名电影，当看到影片中的甘地身着粗布上衣率领众追随者静坐广场，面对英国殖民者的挥舞的警棍 “ 欣然授首 ” 的场景时。看惯了“夺过鞭子抽敌人” 革命文艺作品的我，在心中给甘地打上的第一个标签就是“软弱与迂腐”。后来，得知历史上他在英国殖民统治即将结束的最后关头，“印度教”占绝对优势情况下竟主动与政敌穆斯林领袖真纳妥协，甚至放出风来愿意服从“异教徒”统治时 ，我对他本人和他所谓的印度民族独立、国家民主的伟大事业就愈加不屑起来。

以一个大学期间的“不安定分子”的身份踏入社会后有幸谋得一份体面的体制内工作，便过起了“放下键盘吃肉，拿起键盘骂娘”的生活。五年年的“衙门饭”让我见多了当权者的风光与无奈，八年“异议份子” 经历更让我惯常了“ 民主斗士”们的激情与疯狂。在无数次用这两套势若水火的“双重价值”反复思量煎熬自己之后，暮然回首，心中那个曾经“软弱、迂腐”的甘地陡然间高大了起来。

甘地毕生追求实践的非暴力哲学背后的逻辑是他始终认为民族的解放、民主的实现不是简单的以暴易暴夺取政权，而是对整个社会旧有的价值认知、行为体系进行现代文明的逐步改造。即便是面对残暴的当权者，他也要用尊重和善意促使的对手发生转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本质上是一个倾向于妥协的人，因为我从来不敢肯定自己占有真理。”为此他甚至甘愿被自己的同志多次怀疑为“叛徒”。但就是在这一逻辑基础上，他超越了个人的荣辱、阶级的对立、党派的倾诈、乃至宗教的血腥冲突，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家。

与圣雄甘地自下而上通过非暴力、温和的群众运动实现民族独立、国家民主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蒋经国在台湾所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蒋经国早年搞过特务机关、镇压过民主运动、搞了几十年的独裁、甚至还包过二奶有私生子。在个人的道德品行上根本无法与甘地相比，在政治上他靠其父才走上权力的巅峰，用《蒋经国——从独夫到伟人》的作者李仲琴评价他的话：“ 并非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创业之君。在二十世纪蒋家还搞世袭制，蒋经国能做个守成庸主就不错了，离历史伟人相距甚远”。但他在晚年对台湾民主的贡献尤其是对体制外激进反对者的宽容、隐忍却都凸显出一名民主政治家应有的胸怀。在体制外反对者组党的问题上他要求部下：“不能以愤怒的态度，轻率采取激烈的行动，引起社会不安。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即使在针对反对者中最偏激的台独份子他也主张：“避免冲突、冷静处理。”他晚年的宽容与隐忍不仅使自己完成了从“独夫”到“伟人”的历史角色变换，也为自己领导下的政党日后从被人唾弃的“威权型政党”向符合世界潮流的“竞争型政党”成功转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更毋庸说其身后得益于他的政策得以享受自由繁荣、富足、民主、生活的2300万台湾人民。

蒋经国、甘地，不同的是他们一个身处“江湖”、一个高居“庙堂”，相同的是他们都不屑于用暴力强权的手段使对手屈服，而愿意站在理性的原则上与反对者展开良性的对话互动。我认为这正是一名民主政治家最基本的素养，也正是现代民主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之所在。在当代阶层撕裂、社会对立、体制把人逼上梁山、民粹主义风行的中国，这样的素养和价值难道不正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吗？给我们一个“民主政治家”！他若出身社会底层，也应已实现《宪法》上之人人平等为奋斗目标，即使身受体制摧残迫害也必不会已宣扬暴力、清算对手为己任。他若是手握重权，则应每日“对镜自省”，即使是面对体制外最激进最偏激的异议分子也必不会痛下杀手。给我们一个民主政治家！因为追求普世文明的路上，总要有人去扮演那蒋经国，也总要是去扮演那圣雄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