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因为中国大陆地区体制内外，从下至上，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化法制化，要求共产党置于国家之下的呼声太高，使共产党权贵感到巨大压力，甚至恐慌，权贵不得不出来对跟随者训诫，“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如果为今日中国画一幅图，图中高楼林立，经济数据令外国人羡慕不已，但是图中人却看到另一种景象：权力贪婪腐败化，法律、政府机构党派化、官僚小集团化，军警非公化土匪化，公务员和“人民代表”贵族化，经济分配贫富两极化，社会风气欲望化庸俗化。自然，执政党（共产党）已经没有公信力，国家机构因为实质私有而不再权威。这样的情景人们在清末时见过，在民国败走时见过。

从民国到共和国，中国前两次政治大变革都没有完成“权为民所有”的历史使命，那么必然还有一次。抗争过程已经开始，在“六四”自上而下主动变革可能性挫折后（变革者重走了清末六君子的路），民间的民主诉求又以传统方式起步－跪求明官、劝谏奏表、讽刺、批判、个体暴力表达，上访、对抗军警，地下组织，网络活动。在整个中国64精神认知没有改变，政治和社会状况比64前更恶化，改变的只是不满情绪更深程度地积累，民众与权力集团的对抗日益加深。但因为有64的血腥镇压，民众只能等待更强的人和势力出头。变革在酝酿，一旦地动将是排山倒海。

在这个历史再次大变革的前夜，中国大陆军人和军队面对一个为谁扛枪的问题。为国家当兵，为人民扛枪，还是为一个党，为少数权贵？为国家安定，还是为集团权力和利益之争？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两支出色的军队，一支是北伐军，一支是1949年前的解放军。北伐军颠覆了清王朝，1949年前的解放军推翻了腐败专权的蒋介石政府。然而，北伐军和解放军怎么会从一支革命军变成一支维护少数权贵利益的私家军呢？这源自两支军队建军宗旨的两大误区，一是保卫革命政权；二是忠于革命领袖。

军人爱说军魂，什么是军魂？军魂是一支军队的宗旨，军人心中的一个信念，军旗上的一个标志。军人是有血性的人，军队需要“令行禁止”的制度，以建立可在战争中运作的系统，无论在革命军队、帝制军队、军阀军队中都如此。就是说，在这个制度下如果一支军队没有正确的军魂，军权就会成为涂炭老百姓之权，一支军队就会成为个别拥有军权的首领手中的杀人屠刀。革命、帝制、军阀三种军队的军魂很不一样，帝制军队的旗帜是保卫王朝和帝王之国，军阀和土匪的旗帜是服膺大帅头领，革命军队的旗帜是保卫革命和革命领袖。虽然，真正的革命军队指挥人员是有思想有信仰的军人，但要从形式上鉴定军队性质，革命领袖、大帅头领、帝王三者并没有很大差别，他们的将领头衔都是自封的，作为普通士兵很难区别其好坏。如果一个土匪或军阀人员从跟随土匪头或军阀改变到跟随某个革命领袖，他就成了“革命军人”，而这个土匪或军阀指挥员的思想逻辑基础实际上并没有变。如果一个有信仰有思想的军人对这样的上司有不满，他就可能成为“反革命”，轻者被排斥，重则被迫害。北伐军在推翻满清后树立蒋介石（名义上是孙中山），在军中确立蒋介石总司令地位，改变了北伐军的性质。解放军在完成建立共和国的前期任务后，一直不能转变为真正的国防军，而是以某个领袖（名义上是共产党）为军头，给解放军堕落为少数人的御用军提供了条件。

能够与前三种军队根本区别的第四种军队叫国防军。国防军的军魂是人民和祖国，她的旗帜上只有人民，全体国民。不是一个阶级，不是一部分国民，不是某个首领、将军、领袖，也不是一个党，而是整个国家的人民。国防军的最高权力在国民选出的国家领袖，独立于政党的国家领袖。

为什么所有法制国家都建立国防军体制，所有半封建国家都需要皇军党军体制？一个国家内总有利益之争，这是由现在的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纠纷汇聚成社会规模，就形成政治矛盾。于是，有钱有权的一方就希望通过钱和权拉拢军人，或者干脆将军队置于自己圈养下，靠军队在政治上保护自己集团的利益；而无权无钱无势的其他社会公民群体就只能采取各种不得以的办法进行抗争，因为在利益分歧中军警不保护他们。利益分许多等次，政治相应也分很多派别，就是一党之内政治诉求也有不同。作为一个军队，军人能分辨清楚复杂的政治纠纷吗？不能。因此，简单的办法是，要么实行国防军体制，国家军队以维护国家秩序为宗旨，不参与各派争执，一切纠纷都在国家秩序内商议解决；要么实行党军制皇军制，军队站在某一党派某一首领（执政党、执政集团）立场，压制其他国民。国民党军队曾经这样做过，于是被压制方组织自己的军队，与权力方相抗争，导致中国发生分裂，内战中死了无数国民（包括“国军”军人）。共产党军队也这样做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压制不同政治领袖和政治路线反对派，形成后来抓捕“四人帮”的军事政变；续而，1989年解放军再次卷入共产党内政治分歧，镇压了学生运动，差点引发军队分裂和内战。事实证明军人根本无法分辨政治纠纷，而少数参与利益纠纷的军队高层以维护某党某派某领袖为幌子，将国家军队引入政治纠纷，后果无不使国家引向内战危机。

党军体制对军队自身有两大弊害，其一党军皇军必然总是与一部分国民处于对立状态，因为军队站在少数权贵利益立场，被压制的多数国民就不可能认可党军，因此，既使在民族问题上国民同情军队，所谓的党军皇军也不可能得到最大多数公民支持；否则蒋介石的“国军”怎么会输得如此惨。其二党军军内经常发生政治清洗。一旦军队政治化，选拔派系军官和政治清洗就必然成为每个军官都要面对的事，而且伴随政治变化在军队内进行的清洗比在党内都严厉，在军队高层审查比在普通低级军官中更严厉。这迫使那些忠于人民的军人和将领不得不参与和介入难以理清的政治派系活动，毛泽东后期和邓小平后期都有一批军人因此误入歧途。什么彭德怀集团，林彪集团，政治上得手的叶剑英集团，64时被追究的亲赵紫阳的将领等等。军队内部政治活动使军队内部派系滋生，人事关系和军人职业观念变得复杂晦涩，如此军队怎么会有最大战斗力。这些在法制国家真正的国防军体制下闻所未闻。仅从这两点说，国防军体制就比皇军党军更稳定，军队内部关系也会协和单纯。

在国防军建设中有一种危险的理论，主张军队有捍卫某种制度的责任。民主国家主张捍卫民主，共产党国家主张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宗教制国家主张捍卫信仰，将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捍卫，这些主张都是危险的。军队的责任不是捍卫一种制度、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它唯一的任务是保证一个国家（区域）的安全稳定。像北伐军一样，解放军也是在建立一种新社会制度的理想中铸就的，由于在创立“社会主义”制度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于是它将捍卫这一制度作为自己的宗旨。这个逻辑使解放军落入一个悖论，从捍卫新到维护旧。历史永远在变化和发展，没有一种社会制度可以优良到顶级，相反，所有社会制度都必然和必须进化进步，而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会随社会条件自然地陈旧，渐渐不合时宜，包括现在人们认为最好的民主制。所以，随着时代变迁当更好的制度出现，原来的新制度就不再是最佳体制，那么，立志捍卫一种新制度的军队到后来就可能成为旧制度的保皇军，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卫队，成为制度不断进步的阻力和对立面。这个原理注定了国家军队必须脱离一种既定制度，脱离政治诉求，仅仅以国防和国家稳定为宗旨。

作为一个现代军人，你一定懂得为将军、领袖和政党献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军人需要关心自己参加的所有军事行动的性质，不能以将军和领袖的个人鼓动为准则，不能以指挥官的说教为判断标准。对一个军队高级指挥员不仅镇压人民是要承担个人责任的（法律的和良心的），并且应该记住二战的教训。作为德国和日本旧军队的军人，所有那些战死的士兵都与那些发动战争的将军名声一样被人诅咒，他们的家人为他背负着永远的痛苦。也可能你现在身上披挂着那些贪婪的权贵为你佩戴的荣耀，头上顶着“党的卫士”“民族英雄”的桂冠，但当那些利欲熏心的领袖成为罪人、战犯和刽子手，被人民和文明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时候，你是什么？牺牲品、罪恶的陪葬，或者罪犯的帮凶。不要为一时的升迁而激动。

作为指挥官和操纵军警的人，在恶势力行将去世的时候，你扮演着什么角色？如果你把枪口对准了老百姓，人民和民主政府一定会追究你的个人责任，看看从苏联和中东各国的变革。如果专制者一时得逞，你站在人民立场，专制者会追究你，人民会掩护你；如果人民成功，你将随同专制制度一起下地狱，专制者不可能保护你，连你的后代都看不起你，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没有你灵魂的容身之地。

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应该唱的歌：

《我为人民扛起枪》

我为谁人来打仗，为谁来打仗？
我为谁人扛起枪，为谁扛起枪？
为了爹，为了娘，为了自己来打仗；
为了你，为了他，我为人民扛起枪。
我为人民求解放，求呀求解放；
我为人民扛起枪，扛呀扛起枪。
鱼和水不能分，血和肉紧相连；
军和民一条心，继续向前消灭敌人！
我为人民，人民为我，人民解放我解放；
我为人民，人民为我，人民解放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