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上最热的话题之一就是危机。2008年在美国发生时说是“次贷危机”，2011年转到欧洲，就叫“欧债危机”，虽然希腊闹得最厉害，实际整个欧洲都不景气。最近去法国，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巴黎的喷泉大都不喷水（凡尔赛宫、卢浮宫，到处皆然），景观灯也大都不亮。都说是政府没钱，老百姓的福利不敢动，“面子”就先不管了。这与那种即使饿死老百姓也要保住官家面子的体制固然不同，但形势严峻也是明显的。危机在希腊引爆，舆论认为希腊原先有问题，但加入欧元区以后问题才失控。因为货币统一且有转移支付，财政却是各国自主，导致希腊人大肆透支欧洲来掩盖自己既避税又高福利造成的财政窟窿。所以有人说，欧洲一体化如果不再迈一大步，已有的成果就保不住，意思是各国如果不向欧盟上交相当程度的财政主权，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欧元区就可能垮台。

其实不仅欧洲，我曾说过，这次“全球危机”在西方无论美欧日，共同特点就是巨额债务窟窿塌陷，形式上美国以居民消费债务为主，欧洲以国家财政透支即所谓主权债务为主，但这两者的根源是一样的，而且可以互相转换。为什么会这样？现在那里的“左”“右”派互相埋怨，“左派”说是自由放任导致金融乱象，“右派”说是福利国家导致财政透支。但是尽管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各有利弊，如今这种债务爆炸却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弊病的单独结果。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逻辑上都可以平衡财政。然而欧美都是民主政治，这是他们“左”“右”派的共识，所以不会成为左右互攻的靶子。可是恰恰因为在民主政治下“左”“右”派都要“以民为本”，而老百姓喜欢高福利却不喜欢高税收，欢迎减税却不喜欢减福利，所以“左派”增福利容易增税难，“右派”减税容易减福利难，如此循环几次，财政不破产才怪了！

我是力挺民主政治的，但我不会回避问题。那么以前民主政治为何没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无论今昔，人性中都有喜欢“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但是这样一搞肯定出问题。老百姓不是圣贤，但也不会傻到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地步，他们感觉到问题就会改变诉求，无论接受增税还是同意减福利，在民主政治的既往历史上都是不乏其例的。

但是近20多年来，民族国家民主政治下的治理机制遇到了国际经济高度一体化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背景。这个背景本来不是坏事而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是它也具有强大的“倒逼”效应。因为它不仅造成了通过大规模国际透支长期掩盖债务窟窿的前所未有的可能，同时又找到了愿意让它透支的对象。于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等到掩盖不住、窟窿塌陷时老百姓感觉到已经太晚了，后果已经很难收拾。例如欧洲就是由于货币一体化而财政却不一体化，使希腊这样的国家可以不断透支欧洲，今年终于难以为继。更典型的，则是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发行权通过巨额贸易逆差和金融风险转移透支全球，2008年就难以为继，引起的危机至今还未平息。

美国之所以能把这种透支游戏玩那么久，拥有美元这样一个透支手段固然重要，但透支毕竟是“借”不是抢，如果没人愿意甚至希望“借”给他，游戏也是玩不成的。而近20年来恰恰就有那么一些国家，由于与美国正好相反的政治机制，形成了一种消费率奇低、产能严重过剩、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模式，正“需要”别人来透支自己。这些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就是中国。

这些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政治机制则一直保持“特色”，这种机制与西方截然相反，“左”“右”首先要看“上”意。于是政策一“左”，政府对民众的权力就扩大（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汲取能力”突飞猛进），但民众对政府问责很难（财政上就是老百姓只能感谢“皇恩”，不能进行福利问责）；而政策一“右”，政府又容易推卸责任，要求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但权力仍然不受限制，“市长”可以任意干预市场，找老百姓的麻烦，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这样的机制造成与欧美完全相反的弊病：一方面，由于民众自由、福利双不足而使消费“内需”难以“拉动”（容易拉动的是政府消费），外贸顺差剧增；另一方面，官家聚敛的钱越来越多，“突击花钱”还用不了，正好可以（甚至需要）借给西方。于是一方要透支，一方要“被透支”，相反相成，周瑜打黄盖，形成了我所谓的“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

这种“互动”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全球化”将越来越扭曲。美国的“高消费”越来越病态，而中国的“高增长”也越来越畸形，甚至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借喻，非指“格雷欣定律”）的现象。我曾用“昂纳克寓言”的说法来警示这一点。但实际上，两边的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可持续。而任何一边的变化，都会给另一边带来变革的压力。2008年美国和2011年欧洲发生的事，已经表明他们的游戏很难再做下去，但是下一步走向何方，仍是未定之数。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而财政不一体化”已被目前的危机证明不再行得通，如果不能推进财政一体化，货币一体化最终就得放弃，这就是所谓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全球也是如此，单纯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如果不能“倒逼”出政治上的普遍人权进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方式改进，这种全球化就走不通，危机发生后各国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就是个坏兆头。

而这样的互动对于我们又何尝持续得下去？尽管“低人权优势”下“血汗工厂战胜福利国家”的可能性使我们有些人沾沾自喜，国家机器强大的聚敛能力也使一些人引为自豪，但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比他们少，虽然由于我们独特的体制而更为隐性，但问题的层次却比他们更基本。在高度政治自由的西方今天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远不如当年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激烈，而最发达的“维稳”体制下，我国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越维越不稳”忧虑。不仅西方的不景气对我们也造成了外需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重来的威胁，我国经济内在的诸要素成本升高的趋势更在不可遏制地发展。不仅网络时代各阶层民众的维权意识提高会消解过去那种“低人权优势”，经济上的市场均衡工资和长期强制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拐点”提前降临，也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民工荒”和对民企的金融歧视导致的高利贷压力，加上所谓“国进民退”的逼迫，使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恶化，而垄断国企和国家巨额投资拉动经济的长期副作用，也在“高铁事故”等一系列事件中逐渐显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不适宜地淡化“官民问题”而凸显“劳资问题”，企业界一些人希望政府压制劳工的“过分要求”，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官式宣传让民企成为体制弊病的替罪羊。但是实际上，在我国越来越大的经济蛋糕中，增加最快的份额既不是劳工所得，也不是企业积累，而是财政与财政外的政府收入！无怪乎前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把饼做大还是公平分饼哪个更重要固然是个问题，但是偷饼抢饼的太多对两者都构成威胁，是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人说：“劳资博弈的结果谁得多一些都没问题，但劳资都不能说话，而由劳资都无法问责的人来‘狐狸分饼’，劳资都不可能满意。”话虽尖刻，但引人深思。

事实上，民主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劳资博弈以增加弱者的谈判能力是合理的，但我国特色体制下劳资不能博弈、惟有“狐狸分饼”的效果如何实堪怀疑。一份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如今中国一方面在通货膨胀形势下各种物价都在与发达国家趋近，甚至有的已经超过，只有蓝领劳务价格差距最大，并几乎成为“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惟一体现。另一些关于企业经营环境的报告也指出，企业对各种负担的承受能力接近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劳资任何一方做出牺牲都已非常困难。然而我国的“狐狸分饼”中份额最大、增长也最快的一块如果能够作出让步，那劳动者权益的增进与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都会有巨大的空间。

这就需要我们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影响中国与中国影响世界的效应都在发生。民众在改革开放年代自由与福利的纵向改进，是中国得以加入全球化的“门票”，而全球化中中国民众在这两个方面的横向差距，也确实在“招商引资”与低价出口方面创造了“血汗工厂胜过福利国家”的“奇迹”。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应当持续，也能够持续，但增速逐渐放慢不可避免，也无需害怕，而增长实效和公平分享应该成为努力的主要方向。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推动前一个“纵向进步”，扭转后一个“横向差距”。“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不仅符合这一方向，而且也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即消除统治者权大责小、有权无责之弊，建立权责对应的现代宪政体制奠定基础。在刚刚过去的“辛亥百年”之际，这也是我们对先贤必须的交代。

总之，今天西方与中国的两种危机，都表明现代文明处于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状态，无论经济还是政治的进步，都是“危”与“机”并存。欧债危机既可能倒逼出货币一体化之后的财政一体化，使通向“欧洲合众国”的道路迈进一大步，为人类“后民族国家”时代的民主治理模式开先声；也可能由于“片面一体化”之弊导致欧元区瓦解，“欧洲实验”成为悲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是在加入市场经济全球化之后促进全球化的普适人权规则，在提升国人自由与福利的基础上改变“崛起”的方式，为全球文明作出贡献；还是把“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勉为其难地维持下去，以致国际上为避免“昂纳克寓言”成真而重树壁垒，国内也因为不公正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导致混乱，使如今这种单向度全球化终告失败，中国和西方陷入双输之局？我们必须作出选择。

秦晖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