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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人文学者余英时先生说过，绝对不能低估中共暴政覆灭之前的残暴，它会垂死挣扎，甚至会大开杀戒。在胡锦涛统治末期，余先生的这一预言不幸应验了：焚书与活埋，这两个具有象征性的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也是秦始皇开创的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焚书坑儒）的一部分，渐渐浮出水面。胡锦涛统治中国的十年时间一路走下来，许多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是：从对“胡温新政”的热烈憧憬到对当局“胡天胡帝”的彻底绝望。当“以人为本”的谎言破灭之后，胡锦涛图穷匕见，转而以铁腕维稳，让子弹乱飞，其政权结构越发刚性。在胡锦涛一度显得温情脉脉的“和谐社会”面具背后，人们闻到了焚书呛人的烟味，闻到了活埋威胁的血腥气。
焚书：从柏林到北京
焚书是中国人的发明，秦始皇是始作俑者。
二十世纪，将焚书这种“行为艺术”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希特勒和毛泽东两大独裁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纳粹为巩固政权和实行独裁统治，为对人民从思想到行动加以彻底的控制，发起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焚书运动。纳粹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以“反对非德意志精神”为借口，列出一张长长的禁书清单。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在德国柏林歌剧院广场，戈培尔发起了焚书活动，挑动群氓将不计其数的禁书从图书馆和书店中清理出来，投入大火之中。看着燃烧的火焰，这个拥有博士学位的纳粹头目对现场的大学生和冲锋队员宣布，为德意志精神扫清道路的“德意志革命爆发了”。
德国作家魏德曼写过一本名为《焚书之书》的著作，集中介绍了一百多本被纳粹列入首批应当焚烧的书籍，以及作者们的坎坷命运。这些作家的书被焚烧，他们被剥夺了读者、剥夺了已经习惯的生活、剥夺了祖国、剥夺了家乡、剥夺了幸福，甚至被剥夺了生命。他们的名言是：“我们不会老，我们在流亡。”
“我尊重所有作品被第三帝国烧毁的作家，”著作被烧毁的作家约瑟夫•罗特于一九三五年写道，“因为火精炼了他们，使他们变得完美、使我了解他们”。让人欣慰的是，最后的胜利并不属于纳粹：二零零八年，值焚书七十五周年之际，在德国出版了“焚书丛书”第一辑共十种。当年那些作品被焚烧的作家，以一种超越时间的方式，在一个新的世纪里破土而出。
藏书家萨尔茨曼致力于搜集纳粹时代禁书目录中的书籍。他收藏了一万二千五百本当年遭到过焚烧的书籍，“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我没有记下来，我必须讲述每一本书的故事，讲给图书馆员听、讲给参观图书馆的观众们听、讲给每一个想知道一些这个世界的人听，使他们了解一些被焚的作品，了解五月那天‘书被焚、人被忘’的作家们。所以更不能忘记他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他的收藏有望被开辟为一座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那些饱经沧桑的书籍将在流转和阅读中重新焕发生命。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在焚烧图书的地方，最后也势必焚烧作者。”在焚书和杀人的竞赛中，毛泽东之于希特勒，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毛的那张木板床上堆满了线装书，当然还有女人。即便在政治斗争最剧烈的时刻，毛也手不释卷、韦编三绝，说他是个博览群书的读书人并不为过。但是，毛从这些线装书中汲取的，全是阴森可怕的权谋术与厚黑学。他读了很多书，但并没有“因真理得自由”，他的书读得越多，反而越向“黑暗之心”沉沦。
毛从不读西方的书籍，也不允许老百姓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来读——除了他的语录和选集等寥寥可数的几种书籍，其他的都是要焚烧掉的“封资修”。毛深知，愚民是最好统治的，愚民才会对他顶礼膜拜。文革伊始，毛即展开了比纳粹更大规模的焚书运动，包括他自己喜欢读的那些古书，也成为焚书运动的牺牲品——别人读了这些书之后，要是变得跟他一样聪明怎么办？
焚书与杀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很多书被焚烧的作家，生路也被斩断了。比如，一度忠心耿耿地追随共产党的作家老舍，被红卫兵强迫跪在焚书现场的火堆前面，炽热的烈焰烤得他满脸通红。在经历了肉体的凌辱与精神的折磨之后，老舍毅然沉湖自尽，以身殉书。
毫无疑问，喜爱吟诗作赋的毛泽东是文化最大的敌人，是自由心灵最大的敌人。毛未能让中国战胜苏联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却成功地让二十世纪下半叶焚书的中心，由柏林转移至北京。作为文化古都的北京，却成为书籍的最后的坟地。
今天，文革在中国从未真正结束。毛后的三十年与毛统治的三十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共产党依然垄断中国的权力和财富，包括民众的心灵世界。禁书和焚书是控制意识形态的最简单的方法。从邓小平时代到胡锦涛时代，由当局亲自实施的公开焚书的行为并不多见，但以书治罪的文字狱仍然层出不穷：从对白桦《苦恋》的大批判，到因《零八宪章》而重判刘晓波，无不是出于统治者的狂傲与虚弱。统治者不敢公开焚书，却将他们不喜欢的书直接送入纸浆机。我在二零零四年正式出版的写美国文化的游记《光与影》，就被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查抄了数千册，送入机器打成纸浆。这与焚书有什么差别呢？
在文化控制这方面，胡锦涛时代有甚于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梦想的是将中国变成朝鲜和古巴那样万马齐喑——这是他上台之初在一篇内部讲话中披露的真实想法。胡锦涛并不是技术专家，虽然他拥有清华大学的学位，但他在清华是共产党的职业学生和政治辅导员。所以，从一开始起，他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党棍。这样的人才会对焚书的暴行大加欣赏，因为“刘项从来不读书”。
焚书是独裁者的巫术，在中国，这种巫术从文革一直演绎至今。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十八日，在中国山西太原和河北石家庄，有一批毛派人士购买了大量的《南方周末》等报刊，集中焚烧并掩埋。他们还将焚烧现场的照片在网络上发布，尤其是极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将此信息放在重要位置，甚至发表“社论”加以评述。臭名昭著的北大中文系毛派教师孔庆东，在其微博上喜出望外地指出：“人民对汉奸媒体已经出离愤怒了。”
难道焚烧了一份报纸，就能消灭自由的思想吗？毛派焚烧书报的行径，让我想起了在南方见到过的所谓“打小人”的活动。“打小人”是一种流行于香港、广东民间的巫术仪祀，希望借由此种巫术仪祀驱逐、报复“小人”。这样的活动一般在阴暗的地方进行，例如桥底。我在香港的铜锣湾及湾仔之间的鹅颈桥下，便看到了“打小人”的奇特景象。焚烧报纸的毛派人士，真该从天价的维稳经费中申请一笔，奔赴香港鹅颈桥下，与“打小人”的大妈们一起向世界各国的游客表演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俗。
对于“打小人”的民俗，无论其多么荒谬，亦可一笑了之；对于官方主导或纵容之焚书，则需要警惕并批判之。在今天的德国，焚书者被视为践踏文明的底线；而在今天的中国，毛派们则在硝烟与尘埃中狂欢，甚至在网上得到不少人的支持。这些焚烧书报者以“人民群众”自居，其实他们的行为是当局策划的，至少获得了当局之默许。否则，“维稳”的铁拳早就将他们的狗头砸烂，网络警察早将“乌有之乡”关闭。当局乐于“挑动群众斗群众”。
作为最高领袖的胡锦涛，从心底里欣赏此类焚烧书报的行为。他从不阅读文化经典著作，他对文化充满偏见与仇恨。他对文革的记忆俨然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再来一次是他内心的愿望。而中国没有再来一次文革，非其不为也，是其不能也：即便胡锦涛有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也无法将中国这艘巨轮重新驶回毛时代。但胡对毛的统治术心悦诚服，随着中国社会“溃败”的加速，在其统治的最后时刻，对文字狱、焚书等具有“毛泽东特色”的统治方式，还会变本加厉地加以使用。
活埋：从波尔布特到胡锦涛
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八日，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揭露中共国保对我施加之酷刑，其中谈及国保所说的“活埋”之威胁，随即“活埋”一词迅速成为国内国际关注之焦点。不仅国际媒体广为报道，在国内的新浪微博上也成为一个最热门的词语。《华尔街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指出，中共当局期望余杰去国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算盘落空了。
其实，早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我与刘晓波计划起草年度中国人权报道，遭到北京警方传讯的时候，我就遭到过“活埋”和“制造车祸让你人间蒸发”的威胁。最近两年来，随着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若干人权活动人士也遭到过类似的威胁，如滕彪、李和平、古川、万延海等人，都曾撰文揭露国保所说的“活埋”一词。但是，长期以来，外界只是将这一动词视为个别国保口头上的威胁，并没有将其当真。
然而，这一次，“活埋”这个汉语词汇一石激起千次浪。近年来，在暴力拆迁过程中，已经屡次发生“钉子户”因反抗拆迁而被活埋的恶性事件，继而发生钱云会事件，以及在动车事故后铁道部悍然掩埋火车头的事件，“活埋”的声音由远而近，由“旧社会”挺进到“新社会”，进而成为胡锦涛统治末期的一个关键词。我的控诉只是临门一脚，让这个关键词成了胡锦涛统治时代的“最后的封印”。
如果纵向诉诸于中国之历史，活埋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法宝。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活埋成为皇家特有的一大制度。凡是不听话的文人士大夫，以及有造反企图的老百姓，都有可能被皇帝下令活埋掉。即便是老老实实当奴隶的民众，如果不幸被选中修建皇帝的陵墓，待完工之后也会遭到集体活埋。
如果横向诉诸于世界其他专制政权，活埋亦是此类政权屡试不爽的一大法宝。二战期间，在某些纳粹统治区，纳粹时常用活埋的方法对付抵抗运动和游击队，以起到杀一做百之作用，在波兰和俄国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而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也用活埋的手段对付地主、富农阶级，有别于纳粹之种族屠杀，斯大林的屠杀乃是“阶级屠杀”。
亚洲人似乎尤其迷恋活埋这一荒蛮时代的产物。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就是活埋的专家。从一九七五年四月到一九七八年末，红色高棉屠杀了三百万民众，其中大量的人是被活埋的。红色高棉认为，杀戮的那些人不值得为其浪费宝贵的子弹或动用枪械，所以宁可选用原始的处死办法；在脑顿上用木棍或铁镐来一下，要不就是活埋。整个家族，男人、女人，还有孩子，所有的人被塞进事先挖好的洞里。
据幸存者忆述，那些从没有见过城市和城里人的少年军人，被训练成极为残暴的杀人机器，他们的头脑中全部被灌输着仇恨。虐待和杀人是他们的唯一能做的，他们不用子弹射杀，而是用木棍击打人后脑，用砍植物的锯齿刀割人喉咙。近年来，柬埔寨境内陆续发现大量的“白骨坑”，多达一万八千处，许多头骨都有破裂的痕迹。
在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比酷”的时代，双方都大肆使用活埋的手段来对付对方。国民党的残忍程度不如共产党，故而失去了政权。共产党不仅在武装暴动和战争期间坑杀敌人以及内部的不同派别，在夺取政权之后仍然继续使用这种最简便也最有效的方法，在镇反、文革等政治运动中，中共便屡次使用此种“一了百了”的杀手锏。枪杀林昭还需要向其家属讨要子弹费，而活埋成本最低，尸体还可以当作肥料“废物利用”。
随后的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中共似乎趋向于文明了，活埋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故事。共产党活埋敌人的历史本身也被“活埋”。在八十年代，许多人开始相信，共产党是可以便好的，是可以完成自我改造的。但是，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枪声，让人们终于清醒过来。当局一夜之间便将天安门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焚尸灭迹，其残酷程度仅次于活埋。
然后，果然如王震的名言，“杀二十万人换来二十年的稳定”，也如温家宝斩钉截铁的回答“没有对八九年事件的果断处置，就没有中国二十年经济的发展”。然而，建立在杀人之上的稳定，其实是最大的不稳定。否则，胡锦涛口中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个词语，为什么是“维稳”呢？
二零一零年以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冲击和茉莉花革命的震荡，让内忧外患之感充满了胡锦涛的每一个毛孔。在其过度反应之下，想起了活埋这一毛太祖的传家宝。胡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一遇到危机，便向毛太祖取经。毛太祖给他的一个救命锦囊中，写的就是“活埋”两个字。于是，胡锦涛重用国保维稳，国保队伍一再膨胀，且吸纳大量地痞流氓式的人物加入其中。中共诞生之初，其主要成员还都是风华正茂、文质彬彬的五四青年；此后，中国打上了毛的烙印，蜕变成搞“痞子运动”的“痞子党”。胡锦涛时代，中共的黑社会化趋势不可逆转。
《美国之音》中文网上就此话题作了一个民意调查，从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一个星期之内的投票结果如下：
中国著名异议作家余杰在遭到中国政府长期迫害后被迫流亡美国。很多人说，余杰的遭遇说明中国政府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手法趋于黑社会化。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同意
86% (2110)
不同意
10% (268)
不知道
3% (75)
投票总数 : 2453
陈光诚所在的东师古村，不是中国的“例外”，而是中国的常态，中国就是一个放大的东师古村；国保人员威胁的“活埋”，不是一句玩笑，而是中共随时可能付诸实践的紧急计划。国保部门扬言活埋两百名知识分子，这个数字只会少，而不会多。这句话绝对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实话实说——中共高层确实有类似的预案，在其崩溃之前实施大屠杀，即便自己完蛋了，也要拉上一帮人殉葬。既然“六四”都敢开枪杀害数千人，“六四”二十多年后活埋两百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焚书是精神控制，活埋是肉体消灭，两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胡锦涛倡导的“和谐社会”，在“焚书”和“活埋”两个词语的光照之下，显露出了黑社会的本质。而作为黑社会“老大哥”的胡锦涛，投射在历史舞台上的倒影，比萨达姆和卡扎菲更加狰狞而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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