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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一位住院的老领导，巧遇医院的院长也在。谈及这家著名医院扩建十年而仍然是半拉子工程，院长大吐苦水。他说，最大的“钉子户”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批老干部。有几位老干部住的是单门独院的小楼，都是代管公房，院方提出一套换三套，他们不愿意。说住了一辈子，有感情了。有位快90岁的老爷子，在该院ICU病房已生活数载，近乎植物人，完全靠机器维持，每天费用动辄以万计，一年要几百万。其子女与医院谈判，200平方米的一幢小楼开价1400万！而早期拆迁搬走的普通百姓，每平米补偿才不过万元。
听一位省委机关工作人员谈清房，厅局级领导干部，有七八套房子的，不在少数。哪来这么多房的呢？过去，人在县里工作，当县长书记时，夫妇俩都分到房子，超标部分按每平方几百块钱补差，当时是有这个政策的。到市里工作又有房子（当然，有的房子是在机关事务管理局名下，使用权归领导），调到省里工作后，地方上谁敢做恶人，清省领导的房子呢？于是，一些领导干部退下来后，占有七八套房子不稀奇。有的子女不在国内，大把的房子没人住，这可苦了驾驶员——每到梅雨季节，他们要去帮老领导照顾房子，开窗透气，县里住几天，市里住几天……驾驶员怨声载道，成为机关车队的谈资，这位领导有五套，那位领导有八套。
房产，是中国领导退休后的宝贵财富。官本位体制下，带有供给制特征的实物配给，使得领导干部房产不清晰、不透明，于是出现一人占多套房，并且苦无解决良策。前不久，南京某报有消息称，保障性住房易进难退，清不出来，几年下来，全市清出来的不到十套。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拿着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好不容易喘口气，就要人家吐出保障房来。而有七八套房的老干部，从来没有人、也没有一套机制敢让他们吐出来。当然，中国政策上是有办法让他或者他的后人吐出来一点的。春节后，“国五条”横空出世，说要开征20%的房产增值税，各地的房产交易市场挤得爆棚，其中不乏拥有多套房的官员“吐货”。但风头一过，看20%执行起来大打折扣，未及出货的人又长抒了一口气。
中国房地产市场走过了十多年的流金岁月，价格涨得沸反盈天。调控政策车载斗量，但收效甚微，关键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是真的没有办法，不是，是难下决心。实际上，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加持有环节的税。我曾参加一个相关税种的调研座谈会，来自北京的一位司长说，北京像我们这样的人，哪个没有几套房？按时下的行情，有的房子一套就值上千万，如果收一个点的税，那我一年的工资就全缴税了，谁愿意革自己的命呢？
这是一句大实话，触及利益果然比触及灵魂还要难。房地产调控的胶着、无奈、博弈及底牌，全部都在这几个真实的事例中。原来，“房姐”、“房爷”、“房叔”之外，还有更直接绑架政策的特殊权贵集团，而其折射的社会公平的倾斜和政策的失灵，都已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房地产如果听任权贵阶层或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政策总是暧昧摇摆，回避实质性矛盾，那最终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是让少数人哭，还是让一路人哭？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来推进这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考验着新一届领导人。
一些看似复杂的问题，回到利益本源上看又非常简单。而有形的手投鼠忌器，王顾左右，难下决心，终使棘手难题越难越拖，越拖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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