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为什么国家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都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在美国，该书被包括《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在内的主流媒体大力推介，多位重量级学者为此书撰写书评；在中国，虽然中译本还未出版，它已经被知识界争相传阅，吴敬琏先生更是多次提醒人们注意这本书对于中国现状的启示。该书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隆•阿齐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的詹姆士•罗宾逊（James Robinson）合著。两位作者在（新）政治经济学领域耕耘多年，这本书是他们近年来的研究一个小结。笔者认为，这本书及其背后的经济学研究，是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以来，经济学家思考政治学问题最重要的尝试之一。

    政治是重要的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引用了许多历史素料和现实案例，试图论证以下核心命题：政治是重要的，更确切地说，政治制度是一国经济长期增长和繁荣的决定因素。整本书的逻辑，可以用一个二乘二的矩阵的来表述（作者在公开演讲中也正是这么做的）：包容的经济制度和压榨的经济制度与包容的政治制度和压榨的政治制度，构成四个组合。其中两个组合是稳定的，包容的经济制度得到包容的政治制度的支持，社会就进入了良性循环，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反之，压榨的政治制度催生压榨的经济制度，结果增长不可持续，经济走向崩溃。

    包容的经济制度有三个元素：保护私产、实施合约、维持宏观稳定；包容的政治制度则主要指宪政民主，后来又扩充为多元主义（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和政治集中。作者们尤其强调私人产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们认为，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而私产是创新的制度基础。

    该理解框架最早出现在三位作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西蒙•约翰逊）为《经济增长手册》撰写的“政治经济学”一章。以这个二乘二矩阵为基础，他们建立了一套有微观基础的动态理论。在这个框架里，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结合成联盟争取政治权力，建立政治制度，制订对本集团有利的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结果反过来会影响政治权力的分布。借助多人动态博弈的分析工具，阿齐莫格鲁等人的理论把基于理性选择的政治经济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先前的学者不知道如何在经济学的框架内系统地思考政治学问题。

    任何关于制度的社会理论都面临同一个挑战，既要能解释制度的持续性，又要能解释制度变迁。制度不容易改，相对好理解：既得利益者会阻碍任何可能损害其利益的改革措施。困难的是解释制度变迁。借用政治学中历史制度主义的概念，阿齐莫格鲁和罗宾逊给出了一套解释。他们认为，历史中重大的制度变迁，是偶然的剧烈冲击（所谓的“关键时刻”）作用于既有制度的结果。换句话说，重大的制度变迁，是伴随着影响权力平衡的外生冲击出现的。

    最重要的例子来自英格兰。14中期肆虐西欧的黑死病造成人口剧减，瓦解了西欧的封建制度，东西欧的制度差异由此产生。由于英国君主较弱，没有能力垄断英国与美洲的贸易，17世纪起的世界贸易为1688年革命提供了基础。光荣革命后，权力的天平开始向议会倾斜，稳固的产权成为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后者又进一步创造了限制王权的社会基础。不难发现，作者们认为，英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主要是由黑死病和大西洋贸易两个关键冲击驱动的。

    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

    作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为什么国家会失败》引发了来自美国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两个方向的争议。经济学界对该书的质疑，主要还是集中在那个发展经济学的永恒命题：是什么导致了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前面已经说过，两位作者自信地认为他们找到了答案：是政治；压榨性的政治制度阻碍了创新，从而扑灭了经济增长的火焰。经济学家们对此有两个层面的批评。

    首先，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除了像南、北韩这样个别的极端案例，系统的、大范围的统计研究并不支持“好的政治制度是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判断（如Glaeser等人，2004）。他们发现，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可以被优质的人力资本解释。也就说，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增长，而一国的政治制度也随着教育水平提高而改善。

    阿齐莫格鲁等人2001年发表的被学界俗称为“殖民地死亡率”的开创性研究，近来也受到了挑战。该文首次以可靠的统计手段找到了政治制度导致增长的经验证据，因此获得该年度《美国经济评论》最佳论文奖。但一些学者近来发现，该文的使用的一部分数据（具体来说，殖民地时期非洲的殖民地死亡率）的质量存疑；去除这些数据，结论会有很大的变化（参见Albouy，2006）。这是为什么另一位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在《外交事务》杂志的书评中称，两位作者的论断并没有很好的统计证据支持。
    其次，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发展有些言过其实。笔者也持类似的看法。许多经济基本面因素，如人口结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地理环境，对长期经济增长起着更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在论述的过程中，为了加强结论的力量，两位作者要么声称这些因素不重要，要么认为它们是政治制度的结果，有以个案压倒整体图景之兼（英文所谓cherry-picking）。例如，作者认为教育水平低下是独裁者愚民政策的结果，而在现实中，不少国家和地区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是在独裁统治下实现的（台湾、韩国、西班牙等等），专制统治者并不总是把民众教育水平提高视作威胁，他们的眼光也并不总是那么“长远”（参见Treisman，2012）。

    政治制度，还是政治秩序？

    笔者认为，对这本书更深刻的批评来自政治学家。《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委婉地表达了如下意见：虽然运用了许多历史素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的论证缺少历史眼光。理性选择的政治经济学的优点是简洁和清晰。而这也可能恰恰是它的缺点。人类活动演化出的政治秩序是复杂的、循序渐进的，各种政治制度用来应付大自然和人类交往活动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人类的伟大发明。而理性选择模型必须要抽象，其结果是将各种制度可能性高度抽象为既定的、可选的菜单。例如，在两位作者的框架内，政治制度被抽象为政治集中和多元主义，经济制度被抽象为产权保护与合约实施。

    这种抽象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作者们关于政治制度研究的早期论文中，并没有“政治集中”这一项，但是，政治学界关于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连篇累牍的讨论和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的现实困难，使两位作者不得不将这一元素吸收进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尽管作者们屡次强调政治权威无法集中，是压榨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内战的后果，把索马里和苏联放在一同比较仍然是不妥当的。或者说，索马里和苏联的政治失败有本质的差异，用“压榨的政治制度”将它们概括起来，并没有多少意义。政治制度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政治制度并不完全人为选择的结果。因此，也许用“政治秩序”一词来概括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更为妥当。

    抽象的另一种危险，是以今人的观点阐释历史。十分明显，作者实际上是在用今天英国和美国政治制度乃至价值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制度的包容性。这样做在日常语义上也许并没有很大问题，毕竟西方国家在法治、宪政和向官员问责等方面确实做得比较好，但这种对理论的人为限制可能带来两种危险。首先，这种处理很可能忽略政治发展的其他维度。例如，今天看，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度无疑是反人道的，但它却是国家以非人格化方式招纳服务者的重要尝试。其次，它可能会忽略不同社会在制度细节上的差异，尤其是不同社会在传统和非正式制度上表现出的差异。

    因此，福山并不讳言地指出，《为什么国家会失败》视野太窄，在思想上，不过是诺斯等人从“有限进入的秩序”到“开放进入的秩序”的翻版和延伸（尽管福山近来的作品，也可能有类似的问题）。笔者以为，正是由于这本书隐含的主流价值观符合西方民众（以及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口味，它才如此受欢迎。

    再说一遍，不是说这种价值观是错的，它很可能就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潮流的价值，但以这种给定的价值审视历史，可能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不利。

    对中国的意义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一书之所以在国内受到如此重视，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本书处理的问题极为重要，对它的论证方式也符合当下中国人的习惯。翻看一本由一位国内著名学者编著的政治学教科书，发现其中的前设竟与两位作者不谋而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政治权力是阶级统治的权力”。或许出人意料，或许并没有什么奇怪，作者们承认，他们的分析框架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或集团斗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强调物质利益，忽视甚至否认思想的独立作用。这种思维方式是经济学方法论的自然延伸，也恰是当下的中国人所习惯的。

    另一个原因，是该书的推理和结论确实对中国改革有启示。虽然笔者认为这本书有种种局限，但它也为理解当下中国现实，提供了极有价值的逻辑链条。根据作者的逻辑，政治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包容的政治制度下，私人产权能够得到保护，私人与私人之间、私人与国家之间的合约履行能够得到保障。因此，如果一国无法提供稳定的产权，并对经济活动设置种种进入壁垒，创新的基础就会被破坏。

    随着中国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接近国际技术前沿，相对于技术引进，自主创新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时，不稳定的产权和低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在这点上，作者们的分析无疑有极强的警示意义,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注解。另外一些看法，例如，有限进入的社会权力租金高（腐败催生管制，管制制造腐败），人为制造的制度可以导致经济无效率（户籍即是一例），都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反过来，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也是本书的作者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作者们认为，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增长，不过是重复苏联五、六十年代类似的赶超经历，制度层面的改进非常有限。平心而论，本书对于“中国奇迹”提供的解释过于牵强。中国近年来的事实不仅表明制度是重要的，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深化对制度的理解。过去三十年之前的三十年相比，制度无疑更加开放，民众无疑拥有更多自由。但经济发展的逻辑却与作者们的描述不同。例如，中国社会对于产权与合约履行的保障，很大程度上仰赖熟人社会的关系型合约，而不是依仗国家提供的第三方实施。虽然没走那条作者眼中的寻常路，中国经济依然起来了。中国经验也许告诉我们，制度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未必是政治体制（regime type）那样宏观的、可被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制度，因为制度本身是多样的、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