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着名的学者官员于光远先生以九十七嵗高龄逝世，看到这一消息，我由然想起先生招牌般的宽厚笑容，心中的悼念几无沉痛感。我为先生以高寿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感到欣慰，也爲中国失去了一个不会再生的"两栖动物"略感可惜。对这位不知称之爲什麽"家"才合适的前辈学者的学术贡献，我充满赞赏之情。

自命为中共"少壮派"的开明官员

    我从大学文科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于光远与苏星合着)中第一次知道了先生的名字；後来读研究生，专业是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先生恰恰是这门新学科在中国的开创者之一。1981年10月底至11月初，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规模不小，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到会致词。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的我，陪同我的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领导成员陈珪如教授与会。方毅会见了珪如先生等自然辩证法学界的老前辈，于光远也专门到会议招待所看望陈老。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位先生曾经在上海一起参加过"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活动，珪如先生年长，又是中国第一部《自然辩证法》专着作者，光远先生对她敬重有加。在这次会议上，于光远被选为研究会首届理事长，陈老也当选为常务理事。

    记得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光远先生因腿疾坐轮椅出现在台上，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不想坐轮椅出席大会，因爲这会影响他的"少壮派"形象，无奈医生一定要他坐轮椅。于光远自命爲中共党内的"少壮派"，这种开放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光远先生投身"革命"的资格不算浅，但官运不算顺畅，最大的官职不过是国家科委副主任，科学院副院长以及後来两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很早就听到一个流传较广的"厕所政变"故事。说的是在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人选的推举会议上，本来当院长呼声很高的于光远因爲离开会议室上了一趟厕所，便与院长职位擦身而过。我对这个传説不太相信，觉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这种重要职位总是由党组织来决定的，不会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但是，这个説法传得那麽广，而且传言者对于光远的遭遇都带有同情心理，説明光远先生的人缘不错。就学术功底而言，1955年就当上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于光远当然要比第一、第二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及马洪更适合当院长，但是在官职上，他显然在胡、马之下。

    年轻时就对物理和哲学感兴趣的于光远从来没有进入中国共産党的权力中心，这样也好，在几十年残酷的路綫斗争中，他没有受到太多灾难，即便在十年浩劫时代，也不过是随大流进五七干校而已。在中国这样一个层面的官员中，于光远可称是运气比较好的福将。

    光远先生文理兼备，但始终没有成爲领导人的大秘书和高级幕僚。1978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于光远参加了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也"非正式地列席"了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找胡耀邦和于光远为他起草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就是後来成爲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亲拟的手写提纲一直保存在于光远那儿。在很多评论文章中，这成了于光远个人历史上一个辉煌的亮点。于光远没有成爲胡乔木式的人物，始终保留了一点学者的独立和尊严。多年之後他公开了这一段历史，考据详细地却又轻描淡写地敍述了事件的全过程，认爲自己不过是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了执笔起草人，没有提出值得一讲的意见，没有动笔起草稿子，算不上有什麽"功劳"。真正的书生大致是仕途不济的，三中全会的列席者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这种状态使得于光远在党内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避开了很多漩涡，取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中国新哲学学派的开创者

    光远先生长期半官半学，时而学者，时而官员。在官本位社会的中国，他比较善於将自己的官职化爲实现学术抱负的推动力量。几十年间他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巧妙地将二者融爲一体，促使两大学界结盟。不少文章将于光远前述爲邓小平组织起草三中全会闭幕会议讲话作爲其重大贡献来记述，其实此事太过渺小，于光远一生中的主要贡献并不在此。他对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中国新的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即科学哲学、科学史和方法论的研究。陈珪如先生曾经多次大声疾呼，不懂自然科学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缺憾。正是这一开放式的新学派网罗了一大批自然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工作者，它在中国的兴起大大地冲击了传统僵化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界，可以说对中国整个文化学术界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远先生1996年出版的专着《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从理论和实践上阐述了这一新学派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

    于光远对自然辩证法的热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四十年代的延安。五十年代他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参与指导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六十年代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七十年代筹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1978年于光远通过方毅致信邓小平，获邓小平亲自批准，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得到每年20万人民币的拨款和20多人的编制，奠定了这一学科在中国稳步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之後，于光远连任两届理事长。

    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与国际科学哲学、科学史和方法论研究相衔接，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观和方法论；这个学派还把"社会的自然"之研究提到了重要地位。"社会的自然" 的概念是于光远十分强调的，即有了人类之後打上了社会烙印，具有社会性质的自然物。人既是自然物，又是社会的，具有特殊地位。本人在198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自然概念，包括天然的自然和人化的自然，可惜後来没有机会与先生继续探讨。"社会意识形态聪明学"和方法论是中国新哲学学派的重要研究内容，包括方法、思路、战略和决策。在光远先生推动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方法》杂志1987年8月在上海创刊，其方针是开啓民智，揭露愚蠢，改变社会。曾经有老师提议我去该杂志工作，我当然舍不得复旦大学的教职。几年後《方法》编辑部由上海迁至北京，之後演变爲全国第一本交叉科学的思想文化月刊，成爲影响巨大的全国自由知识份子的重要公共论坛，直到1999年3月停刊。

    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历年来有一个有趣现象：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爲代表的"左派"同以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许良英、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爲代表的"右派"关於科学哲学问题的辩论剑拔弩张，每会必争。但是从来没有一方"打退"或者"消灭"一方，而且他们几个都是研究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在我的记忆中，作爲理事长于光远从来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某一边，对立的双方对光远先生都非常敬重。1986年底在第二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大会上，连任理事长的于光远也没有反对缺席的方励之当选爲副理事长。政治嗅觉敏感的于光远对风声鹤唳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的来到不会不知，但他的学术良心绝对不会跟着政治狂风转动。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界，于光远先生多年创建并苦心经营了一个意见争鸣的场所，一个自由言论的平台。他主张以"学术自由"代替"学术民主"的口号（我也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同类文章）。方励之、许良英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发生巨大影响，开始於1978年的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可以说，没有于光远的努力，就没有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良好联盟，就没有新哲学学派的建立和发展，也就不会有中国思想文化界那几年蓬勃开放的态势。1996年，与国际同行合作多年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加入了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IUHPS）逻辑学方法论科学哲学分会(DLMPS)，成爲该会的国家会员。

    当然，与许良英、方励之这些学者接触，我们这些中青年学人无所顾忌，与于光远这类官员（包括龚育之等）接触，似乎还是有一种无形的墙阻隔在中间。

与钱学森关於"人体特异功能"的争论

　  中国学术界影响广泛的一场闹剧，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于光远和钱学森各领一头关於人体特异功能的争论。中国社会有深厚的江湖传统。小民百姓希望延年益寿，达官贵人妄图长生不老。上下合流，於是那些神汉、巫婆及各种功夫的大师就一个个跳将出来，把中国折腾得不亦乐乎。钱学森和他背後的国防工委（後来的国防科工委，主任是张震寰将军，钱是副主任）支持"耳朵聼字"、"意念移物"等等人体特异功能，于光远则斥之爲魔术、骗术与僞科学。钱、于二人同为学物理出身，同样关注哲学和人文科学，同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常务理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南辕北辙。钱学森固然有过大跃进年代发表文章为粮食亩产万斤提供"科学根据"的丑事，于光远也有同类失误，大跃进年代在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任上也曾写过文章鼓吹小麦高産，还向毛泽东汇报过某省农民把苹果嫁接到南瓜上，苹果长得有南瓜大--事後他公开承认，科学处处长不讲科学很丢脸。

    我历来讨厌那些半神半鬼的大师们的各种功术，也知道这些人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前赴後继，与一批当权老人追求长寿的愿望紧相关联。所以我从内心赞成于光远先生对这类江湖骗术的揭露批判。在这个问题上，许良英、方励之都是支持于光远，反对钱学森的，何祚庥当时没有发出什麽特别的声音，他首当其冲批判"伪气功"是後来的事情。（1999年我在撰写一篇有关文章时候在电话中与方励之重提特异功能诸事，方先生说何祚庥此人很左，不过在批判"僞气功"这类事情上做得还是对的。）

    平心而论，要说钱学森故意在提倡僞科学，实在冤枉。据我所知，此时的钱学森正在考虑构筑一个庞大的现代科学体系。他把特异功能研究放在他所构置的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个大门类--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人体科学"之中，而于光远也从来没有排斥对人体科学的研究。至於钱学森同时提倡和推动的"思维科学"（也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科学门类）的研究，那更具有正面意义。

    1984年8月在北京国防科工委的远望楼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思维科学学术讨论会。此时我正准备将研究科学直觉思维的硕士论文扩展为一本专着，受钱学森之邀，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来自上海的应邀与会者还有八十高龄的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胡寄南先生。在某一次大会上，我从坐在後排的钱老手中取过一页纸，上面勾画着他列出的现代科学分类图表，分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思维科学、系统科学等几大部门。本来，在现代科学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就学科分类提出新的思路，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分类学研究，钱老的分类也不乏新意，但很多地方明显牵强。在他所列的八、九个大门类中，最後一个竟然是文学艺术；在每个大科学部门都有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三个层次，又各有自己的哲学概括，作爲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在所有科学大门类之上，就是最高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这里显然有两个问题：第一，将文学艺术放在现代科学中不伦不类，这不是科学分类，而是整个人类的文化分类。第二，将一切科学归宗於马克思主义，简直迂腐不堪，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淩驾於全部科学之上的神话，而这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就批判过的。我没有对钱学森先生说出自己的全部意见，只是说将文学艺术包括在内可能不适合，科学体系变成了大文化体系。钱老笑眯眯地说这一点可以讨论，他也认爲文学艺术不是科学--之後我与钱学森就思维科学还有几次通信讨论（比如他认爲思维科学研究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我主张将灵感思维改爲直觉思维）。当时的感觉是，钱老在同于光远的争论中寸土不让，与我们这些小字辈讨论问题倒还是蛮谦虚、开通的。（顺便一提，去年我在网上看到2011年中国杭州西泠印社春季拍卖会"近现代名人手迹暨纪念辛亥革命专场" 的消息，在拍卖品目录中写有"钱学森致周义澄信札一通"。我很困惑，不知道钱老给我的此信是哪一封，又如何流到了拍卖会上。如果有热心人士告诉我此信现在那位买主手中，为我弄到一份拷贝，我万分感激。）

    这次会议之後，钱学森主编了《关於思维科学》一书，1986年在上海出版。会议还决定在中国科协下成立中国思维科学学会筹备组，下设学术活动中心，由热心於思维科学的北京理工学院党委书记田运主持。在田运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管理科学院思维科学研究所上海分所(即上海思维科学研究所)也成立了，我任所长。全部手续完备，公章也已经刻好，还有研究经费，无奈我马上要出国，便将所长工作交给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朱长超。

    回顾于光远和钱学森的这一场争论，我们可以看到，争论双方作爲中国学者和共産党员，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一样是马克思主义。于光远说"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直接违反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钱学森说于光远的处理方法如同当年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批控制论和量子化学共振论一样。既然如此，这种争论就不能在科学领域解决，只能到马克思主义裁判所去解决。後来双方果然告状到胡耀邦那里。在胡耀邦不宣传，不介绍，不批评的裁决下，双方的公开争论逐渐停止。

鼓吹"笼养苍蝇" 的杂家

    光远先生去世之後，不少文章称先生爲"经济学泰斗"或"哲学家"，实际上他是一个涉及领域相当宽广的杂家。《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过是《资本论》的通俗读本，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至七卷却是先生四十多年呕心沥血之作。除开前面提及的科学哲学外，先生在国土经济学、生産力经济学和未来学、休闲学上都有涉足。有一段时间先生心血来潮，大肆鼓吹"笼养苍蝇"，几乎逢会必讲苍蝇及蛆的蛋白质、脂肪含量及其经济效益，写文章、开座谈会、办培训班，结果收效甚微。後来先生自称"文坛新秀"，尝试文学小书。进入新世纪的八十五岁後开始电脑写作，建立个人网站。他还记录婴儿日志，研究小孩玩具，分析中国麻将。在有些领域，他堪称研究精深的专家，在有些领域，则是童心未泯的玩家。

    那年先生来上海，在上海电视台和文化俱乐部见过两次面。在文化俱乐部的座谈会上，谈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我问光远老师，报纸上公布的那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先生说据他了解，中国国家统计局至少缺10万名专业调查统计人员。这个回答使我记忆深刻。

    先生晚年提倡短文和超短文。仅以这一短文纪念光远先生，以表达中国哲学界後辈的崇敬、怀念之情。(2013年10月8日)

    （原载香港《前哨》杂志2013年11月号）